杨打铁创作谈《寻找自我》

寻找自我

杨打铁

我写小说，磨磨叽叽写了三十来年，出过一本作品集《碎麦草》。如果非要谈谈创作体会，我真的感到为难，就这么一点东西，有什么好说的呢？况且我可能属于那种胆小害羞的人群，他们敏感而又脆弱，悄悄地追求完美，语不惊人不开口，怕的就是一个丢脸。要说丢脸，有个梦让我印象深刻。我梦见我腿上的长筒丝袜，一个破洞在腿肚上如花绽放。这个梦的奇特之处，不仅仅在于我走在自己的身后看着自己，而是走在我身后分手多年的初恋情人，他也死死盯着我那个该死的破洞。梦醒之后，回首前尘往事，哂然一笑，如果写出来想必是别人的初恋了。可话又说回来，别人的故事难道不是你的故事吗？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

我算是“文革”中长大的一代，1961年我生于东北松花江畔一座城市。父亲来自贵州，布依族，母亲是本地人，属于汉旗满族。我在北京读完大学跑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生活了八年，后投奔调回老家的父亲而来到贵阳，一晃都快三十年了。成长的岁月，没读过什么好书，好书差不多都被当作“毒草”清除干净了，别无选择，捞到什么是什么，稀里糊涂，一开始看了不少容易激发阶级仇民族恨的小人儿书，以及一些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至今我还担心，那是一种有害无益的阅读，相当于吃了“三聚氢胺”、“苏丹红”之类——人根本就不该吃的东西，天晓得给我们这代人造成了什么伤害。没读过好书，也没吃过好东西，几乎顿顿粗粮，但比起挨过饿的上一拨人，已经够好的了。当过“红小兵”、“红卫兵”，却没有“实战”经验，连一张大字报都没写过。随大溜批过孔老二，批过林彪，反击过右倾翻风，批完“四人帮”，高中还没毕业赶上恢复高考，考不上就得上山下乡当个末代知青，幸运的是我一下子考上了。刚到贵阳那会儿，人生地不熟，工作蛮轻松的，一时间无所事事，感到苦闷、迷惘。一次单位组织去梵净山旅游，途中在铜仁停留，买了一本文学杂志。看完了，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我为什么不写小说呢？回到贵阳后，花一星期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立马寄往铜仁，正是那本杂志——《梵净山》（内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白蝴蝶》。

在此，请允许我偷个懒，耍个滑，借用一下贵州的青年诗人、评论家黑黑曾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说这篇带我上路的小说，权当创作体会吧。我想说的话黑黑都替我说了，一些似是而非、说不清道明的话，他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一些我想都没想、说也说不出口的话，既然他都说了我就认了吧。当年他才二十多岁，多么年青！

曾和许多朋友说喜欢杨打铁最初的一篇小说《白蝴蝶》。后来这篇小说易名为《铁皮屋顶》，发表在《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杨打铁是贵州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1991年以来发表了《远望博格达》、《全家光荣》等为她带来声誉的作品。不过，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却是这篇今年才正式发表的《白蝴蝶》也即《铁皮屋顶》。

“白蝴蝶”与“铁皮屋顶”两个名字中，其实我更倾向于前者，这与小说内质的轻盈灵巧相一致。而后者看上去像是作者为了使小说看起来更为厚重的考虑。我想这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喜欢“白蝴蝶”这一名字的更深层的原因，是觉得它具有超越的征象，很有诗意。而在我看来，诗意之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

一直信从米兰·昆德拉的定义：小说是对存在的“诗性沉思”。所谓“诗性”或“诗意”，实际上指的是内质的超越。小说不能局限于对个人经验、个人体验的忠实勾写，只是这样的话，文革中的“牛鬼蛇神”完全有资格比托尔斯泰更能成为描写心灵苦难与生存苦难的大师。小说与诗一样，都应由个我向他者提升，打破个我的自我归闭，超越个人现实进入自由境域。

我一直认为，好的小说必然诗意激荡。不论它是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小说，都必然有它的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超越性内质。

《铁皮屋顶》在杨打铁所发过的诸多小说中，显得风格独异。它不像她的成名作《远望博格达》以及《无人落水》、《全家光荣》那样内容丰富，也不像后来的《雨中序曲》、《他们在阳台上》那样老练紧凑，却自有一种张驰自如、空灵明净的韵味，语言同样富于张力和弹性。在读《铁皮屋顶》时，我不由想起了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的名作《家庭女教师》。都同样是从孩子的视线来观看居于他们意识之外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茨威格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孩子，而是未直接出场的她们的表哥、她们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主线是表哥对女教师的始乱终弃；而杨打铁小说的主人公是孩子，主线是孩子们的见闻、体验、想象、梦幻，小说因着这赤子的童真与奇想，从中洋溢出超越实存的诗意。

可以看得出杨打铁选择陈述故事的角度的匠心。如果光从题材说，《铁皮屋顶》写的是一个文革中被斗者装傻的故事，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角度。面对这一题材，一般的考虑是从正面进入，触及心灵的苦难与生存的苦难，但那样却易于走上俗套。而杨打铁却避实就虚，以四两拨千斤，反而收到奇效。看看文本中，里面虽然有文革的阴影、有生存的重压、有死亡与血泪、有上山下乡、有跳楼自尽……但更重大的，却是孩子们的想象、梦幻，是兔子，是白蝴蝶。武侠小说中传说有所谓“举重若轻”的境界，我觉得《白蝴蝶》算是达到了。

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这话经常被人挂在嘴上，可是怎么个来源法，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笔糊涂帐，所以我轻易说不出口，怕有损于文学在我心目中的神秘和神圣感，怕辜负了生活给予我的无私馈赠。在有的些人眼里，生活无处不在，唾手可得，一抓一大把，而且好像什么生活都可以去体验去深入，随便拿来为我所用。如果说生活把他喂肥养大，让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作家，那么他又写出了什么好东西，对得起生活吗？不好意思，借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其实，这句话出自余华的《第七天》。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死后七天的经历，他生前处于社会底层，死后买不起墓地而不得安息，于是发生了一连串亡灵遇到亡灵的故事。我想说的是，生活给了我很多，而我为文学做了什么？余华这部小说写的是我也十分熟悉的生活，甚至是有据可查的新闻事件，似乎天然地带有某种艺术性，让人省去不少想象的虚构功夫。但这不是一码事，桥归桥路归路，一部优秀的作品，比如说《第七天》，无论写什么，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一群人物，其实还是在寻找自我，寻找那颗应该更完整、更深刻、更有担当的心灵。

杨打铁：布依族，1961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祖籍贵州独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民族文学》等刊发表小说。小说集《碎麦草》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