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挺创作谈《文学资源的发现与利用》

1、

话题大概要从我的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选择说起。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机会，离开了当时的居住地——贵阳。我面前有两个选择的目标，一个深圳，一个北京。

目标其实是自我设定的，那两端都只是想的极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此选择不过是一种文学说辞。当时的深圳，或者说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正在上演着财富和速度的传奇，我的一些同学都是这时候投身其中的，后来，当这些有些财富的累积的同学重新聚首时，我看着他们圆润的身躯，心里感叹，如果去了深圳，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吧？

我去了北京。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两座城市代表了两种向度，北京自然是高大上的，它还代表着文化，而深圳则意味着机遇、财富——两个方向，也是两个梦想，我选择了前者。

当时去广东求发展的如过江之鲫，而北上者呢，我印象中周围除了我没有其他人，于是心目中，这次类似自我放逐的外出，可能还有一种为文化付出，“舍生取义”的悲壮感。

当时去北京还有个契机，那一年我生活中出现了一道坎，具体到小说创作，就是忽然感到遇到瓶颈——这时候我已写了两年小说，发过几个中短篇，下一步怎么走，写什么怎么写，感觉很茫然。写作的瓶颈，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出现是迟早的，你忽然有一天就发觉自己无力了，那种自然地喷发状态消失了，你再无法对事物进行命名，无力于创造一个世界。而你从前拥有的，值得依赖的、升起信心的东西这时候来看都是苍白的，司空见惯的，不值一提。

起初，我把它当成一个资源问题，分析一下也对，与我同龄辈相比，我的经历无任何优势可言，无非上学读书，父辈属于农民进城，整个家族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比起家世显赫者，我会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自惭形秽，甚至一个少数民族，比如苗族吧，他们失败的祖先蚩尤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永恒的忧伤的背景，而我仿佛一无所有。于是有一天我就悲哀了，我决定离开，离开当时看起来一成不变、死水一潭的生活，我相信这次出走，会给带我改变，尤其文学意义上的超越和突破。

当年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怀揣着梦想外出打工，我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梦想里可能还多了一份文学梦。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这三年我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着，我没有找过任何作家，没找过作协，表面上看离文学远了，但很单纯，真正活在生活中间。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慢慢可以看到，97年我写的《杨花飞》，98年的《铁皮屋顶》背景就是我住过的大杂院，04年的《沙城之恋》，也动用我的一些经历和对北京的理解——我把北京当成一些故事的背景，当然我也知道这也不意味着我就能把握北京了，相反这中间我感觉是它的大，我的小，就像我总在北京的局部活动，我拥有的也是北京的极小部分，甚至只是那极小部分的回忆。我就用这种办法摆脱了写作困境，阅历的增加，带来了视野、境界等相应地改变。

北京让我变得平静。

有时候我也会反问自己，如果这三年继续在贵阳，在一个小城市，就一定写不出小说？对小说、人生的认知就不能提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生活也拒绝假设，当年年轻而冒进的“北漂”除了事后换来一个自嘲，我还得让自己相信，这重要的三个年份，它也的确让我“与众不同”了。

2、

1999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它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我的家庭、家族都无关。事后来看，我对处理这种与自己个人经验有一定距离的题材，更容易得心应手。

这是个听来的故事，我当时有意收集一些市民故事，我对贵阳人尤其市民生活有着窥探般的好奇心，记得有一次在一位好朋友家聊天，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一户喜欢展示自己的人家，母亲、姐姐等家人都喜欢与我攀谈。这个故事全赖于我的倾听，事实上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就要当一个好的聆听者。朋友的家事只能说太精彩了，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沉迷期间不能自拔。而等我动笔时，我发现我可以轻易地就变身为他们。福楼拜说自己就是包法利夫人，那我也可以是他们中的任意一员。

书写很顺利。因为动的不多，考虑容量做了些删削，剩下的就让时间次第“记录”下来。一位评论家说它的结构就是时间。我觉得有趣，但还是觉得“纪实”，会对作家想像力、创造力生出一定的限制，因为现实的逻辑更加强大。因此我不得不说，它到后面格局开始缩小了。

2002年读鲁院时，一位同学把它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的张懿翎老师，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编辑已经“毙”了同学二三十部长篇稿。她一眼就相中了这部长篇，并从一两百条词句中选出《爱别离》作为标题。最后《爱别离》也成为中国书库的第一部入选作品……

我有一个毛病，很反感别人为我定性，“你是什么什么……”，他这么说我偏要那么做，这是我性格的顽固处。比如《杨花飞》获得当年的《北京文学》短篇奖，评委评说它时说有“有张爱玲的意思”，这话让我不适，以后就不再看张爱玲，也不再写《杨花飞》一类的题材。同学红柯曾经说，如果你写四五个《杨花飞》，局面会不一样。我一笑，我说还是让它过去吧。

我不是高产作家，我写得很慢，我的文章也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喷涌而出，我写出的字总感觉是挤出来的。

第二部长篇也不是出自我的个人经验。它的源头应当是各种资源的汇合，有很多公共的部分。

首先是得益于对《聊斋志异》的阅读。《聊斋》是我的床头书，不能说我已经读透读通，但熟悉是肯定的，里面很多散布在角落的细节我都记得。我个人不太喜欢最后每篇结尾处异史氏的腔调，但对作者讲故事时投入的状态还是非常欣赏。

我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写过两个以蒲松龄的口吻叙述的短篇，可能觉得三是圆满数，所以一直有写三部曲的念头。

当时我也听到一些贵州的民间故事，比如清代黔藉大学者莫友芝，听说他与人打赌，凭自己的记忆力在北京赢得一座会馆，而当时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连时宪书也能倒背如流。再比如，流传在贵州东南一带的“打薛家”的故事。据说所谓的“薛家”曾经是某一朝代的贵族，因得罪了皇室而被贬为水族。他们一开始与人交道还算友善，礼尚往来，有求必应，后面才互相仇恨，为祸人间，于是要请巫师做法“打薛家”……

就这些资源，材料，我想怎么才找到他们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呢，又如何把它们一气贯通融在一起？

有一天我又知道有个朋友的朋友，此人嗜赌如命，终生没离开过家附近三百米处。靠赌为生，脸煞白——我忽然就找到一个关键词：“赌博”，中国有很多人嗜赌成性，历史上刘邦项羽以咸阳为约，赌定天下；宋太祖赵匡胤与陈抟赌华山……历朝历代各种博弈层出不穷。既然是本性，我决定在《留仙记》中放三个赌局……这个过程虽不具备唯一性，但操作的空间由此诞生。

3、

有些作家喜欢收集地方志，或者在一些族谱里寻找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它不失为一种获取“资源”的方法，不过有些“资源”可能太私密、太宝贵了，太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了。于是，作家就忘了自己，退到一侧，成为“资源”忠实的书写者、收集者。

我的意思，离开了文学加工，作家个人思想、情感的再度创作，“资源”的价值并不能体现，只能让一些写作高手看了可惜，视作“资源”明珠暗投似的浪费。但他们会翻出一句说了很久，也听过很久鲁迅先生的原话来说服你：“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老先生的这句话影响很大，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拿去给自己作注释，体现在文学上，很多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世界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样式的民俗展示——

我觉得这是理解上出了岔，老先生的这句话仍是在强调世道人心，还有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并不鼓励走偏锋。

　　谢挺：1966年生于湖南郴州。云南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出版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百万余字，部分作品为权威选刊选本转载。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想像中的风景》、《有青草环抱的房间》、《沙城之恋》，长篇小说《爱别离》、《留仙记》。曾获《北京文学》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首届贵州专业文艺奖等奖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山花》杂志社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