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贵州省作家协会 | 2019-10-21 10:56
江水汩汩，白墙青瓦，绿树人家。远远望去，洛安江畔的沙滩与别的村庄并无多少不同。若不经了解，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方圆不到十里的村子，在晚清百余年间曾走出十来位著名学者，在文学、经学、书法、音韵训诂、农学、医学、考据学等领域均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学术水平皆堪称国内一流。历史何以垂青此地？在祖国的大西南，为什么会有“贵州文化看遵义，遵义文化看沙滩”的说法？ 怀着好奇，也怀着崇敬，驱车黔北，走近沙滩。在黎庶昌故居流连忘返，任思绪穿过历史的云烟又返回，可以透过那些古朴的家具、厚重的石刻及参天古树，遥想这位与郑珍、莫友芝并称黔中“清代三贤”的沙滩文化巨擘，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打开《西洋杂志》一书，想想他作为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辉煌业绩，心中不由燃起感慨、惊叹和尊崇。 贵州自古山高路远，大山所阻隔的，不仅仅是远行的脚步，更是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和教育。因为缺乏教育，多少大山里的聪慧少年最终变得平庸，其生于兹长于兹的土地，也因此世代贫穷落后而无法改变。正因如此，当我们打开皇皇五千年文明史时，看到的绚烂之光星罗棋布，这片土地却几乎一片暗淡；那些熠熠生辉的天子骄子，因他们而骄傲的土地，也与这里无缘。同样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同样是中华版图的重要拼图，贵州何以如此落寞呢？身为后人，不言自卑，却也不甘。难道这方土地，这方土地的人，真的要永远寂寂无闻吗？难道就没有人，能以超拔的眼光，跳出贵州、跳出中国，看看这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番模样？ 1837年，在大清王朝天朝上国迷梦被打破的前夜，在仍然是偏远之地的贵州，一个名叫黎庶昌的孩子出生了。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幸运的是成长在一个不错的地方，而这一切，将他与所处的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时，小小的沙滩文化浓郁、人才辈出，给少年黎庶昌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在长辈、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等人的教导下和影响下，他学业精进，见识超群，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更不满足于个人的温饱和富足。他想要越过的，不仅仅是黔北的崇山峻岭，也不仅仅是贵州的崎岖山道，而是贵州人世代封闭的眼光。 1861年，24岁的黎庶昌学有所成而准备科举入仕，贵州却因战乱而停止考试。无奈，他只好装好行囊，带上干粮，一路跋山涉水，从山高路远的黔北向京师迈进，参加顺天府乡试。此时，英法联军正凭着坚船利炮进攻皇城北京，洪秀全领导的农民军正在南京坐地称王，这似乎在昭告世人，延续了数千年的皇权制，以及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已经不再符合世界潮流了，即将被浩浩汤汤的历史所淘汰。而真正有见识、心忧天下的读书人，他们的想法也与死板的科举考试格格不入。或许正因如此，黎庶昌科考失败了，第一次失败，第二次亦然。在科考决定出路的当时，这意味着，他的人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但此时，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再也不能完全依赖科举了，而是破天荒地在同治元年（1862年）下诏求言，想以此挽救摇摇欲坠的国家。对科场失意而胸怀抱负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饱读诗书的他们更熟知，历史上，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因言获罪的惨剧。整日规规矩矩，不过谨防祸从口出。而此时，年轻的黎庶昌正意气风发，心忧天下，全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冒着杀头的危险，他大义凛然，慷慨地与廪贡生上《万言书》，入木三分地痛陈时弊，尽言改良主张，揭开朝廷那层欲盖弥彰的疮疤。幸运的是，一番宏论得到了赏识，朝廷降旨：黎庶昌以知县补用，交曾国藩江南大营差遣。 作为力挽危局的晚清重臣，曾国藩不仅多谋善虑、学养深厚、敢于担当，更是当时中国对时局和世界最了解的人之一。为国家操劳一生的曾国藩，最想看到的，莫过于锐意进取、心忧天下的青年才俊；而朝气磅礴、锐意进取的贵州人黎庶昌，正需要跟随长者学习。他们的相遇，可谓正当其时。追随曾国藩的6年里，黎庶昌深得信任，并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以文相交，留下“曾门四弟子”的美名。后来曾国藩调任，黎庶昌只好留江苏候补，任代理吴江知县、青浦知县、扬州荷花池榷务等职。时光荏苒，山河巨变，天朝迷梦被击碎后，曾经坐等朝拜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主动了解西方。光绪二年（1876），中国向各国派遣公使，黎庶昌先后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并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国使馆参赞。在欧洲5年，他游历了比利时、瑞士、葡萄牙、奥地利等10国，成为清代贵州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黎庶昌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等，并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打开泛黄的书页，里面大到呈递国书的情形、参见各个君主，以及英国上议院的运行，小到各国的茶会、舞会、婚礼等场所的礼仪，以及背后的西方风俗习惯等，都有巨细无遗的描述，可谓是当时西方世界的全景图和说明书。作为一个落后帝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黎庶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尤为关注，钢铁、军火、毛纺、电力、铅印、石印、玻璃、机械、造纸等当时西方主要工业生产的工艺，他都在书中巨细无遗地叙述和描绘。一篇篇看似客观描绘的文字，背后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是想要借鉴先进文明，为自己的国家找到出路的深深忧虑。 时至今日，我们无法想象黎庶昌写下《西洋杂志》的情形，不知他是否凝神思索，细数欧洲那一个个地域狭小，却充满活力的国度，然后在地图上细细观看幅员辽阔，却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清。以情揣度，他一定是如此的吧，一定忍不住一次次对比，并发出沉重的叹息。叹息之余，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然后奋笔疾书。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黎庶昌，应该已经认识到，大清帝国的落后，其实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他在书中，才巨细无遗地考察和记录英国的“议政院”、听审衙门、地方官制、选兵之法，德国陆兵营制、议政院等。书中众多的外来词语，表明黎庶昌已有现代化意识，可惜中华之巨变刚刚开始，历史的沉疴，且能一时除却？大清之末，民国之始，以及后来的新中国，当一代代仁人志士努力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点时，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他们之前，有一位叫做黎庶昌的贵州人，早就这样做了？ 因表现不凡，黎庶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摧升道员，赐二品顶戴，被委派为清政府驻日本国大臣。听起来光鲜，但弱国无外交，在欧洲不断崛起而中国屡战屡败的当时，日本人对欧洲使臣尊崇有加，对黎庶昌却冷眼相待。该怎么办呢？黎庶昌亟需扭转尴尬的局面，但却没有坚强的后盾，有的反而是大清节节失利的消息？难道就得委曲求全吗，就得让自己和背后的国家，一起抬不起头？不，绝不。武将有武将的方式，文人有文人的做法。抱定主意，黎庶昌广交日本文士，于春秋佳节吟诗作赋，在一切场合以酒论道，并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声名。往来文人中不少是朝中政要，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在日本政界的地位迅速提升，很多棘手的外交问题也变得得心应手。这样的方式，后人称之为“文化外交”，而黎庶昌，正是那个首开先河的人。在黎庶昌的《宴集合编》六集中，存日本友好人士90 余人、中国使馆人员及国内人士20余人酬唱的诗作数百首、文章数十篇。这些，不过是作为驻日大臣的他，为国家尊严努力拼搏的历史见证。 不仅如此，黎庶昌的德行文章深得日本人士敬慕，并结交不少可贵的友人，其中以汉学家藤野正启为最。据说，藤野正启去世后，黎庶昌为其撰写墓志铭，深得日本文化界好评。后来，黎庶昌夫人赵氏去世后，藤野正启之女藤野真子也为之作墓志铭，情真意切，情同母女，留下了一段异国友谊的美名。在如今的黎庶昌故居内，这段藤野真子所写的碑刻，与其本人的塑像，一起构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之后，由于母亲去世，黎庶昌回家服丧3年，期满后再度派驻日本，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任满回国。他离任时，据说日本送行的人满街满巷，甚至送行至数里外，这令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均言是各国使臣返国时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驻日6年，不仅竭力保护旅日华侨的正当权益，更事事坚持维护国家尊严。其中一件，是他机敏果断地处理日本出兵朝鲜事件，维护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功劳可谓善莫大焉。1882年7月23日，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队伍冲入王宫，捣毁达官显贵的住宅，并袭击日本公使馆，杀害8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连夜逃往仁川。历史上，这称之为“壬午兵变”。由于清朝在朝鲜向来不设官，兵变的消息直至8月1日，才由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经过勘察，黎获知日本欲借机出兵朝鲜，于是急忙拍电报向总理衙门汇报，主张对日强硬，呼吁尽快派兵前往朝鲜。由于当时朝廷畏惧列强，因此并未能立即决定出兵事宜。眼看局势危急，黎庶昌又发了第二封电报，催促说：上报朝廷已经来不及，唯有立即出兵才能阻止日本野心。之后，吴长庆、丁汝昌率兵乘船前往朝鲜，与日本方面展开谈判，成功阻止了其介入朝鲜事务的企图，有效维护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朝日谈判中，由于没有坚持正确的外交斗争，致使日本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取得一系列特权。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曾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当时才23岁，也随军前往朝鲜，并在当地度过了12年。但对历史而言，这些已然是后话了。 或许，早期的黎庶昌也像众多寒窗苦读的学子一样，一心想通过科举这一途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随着阅历的不断开拓，特别是自身及才华横溢的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失败，他逐步认识到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弊端，并因此而引发了深刻的思考。正因如此，当朝廷颁发求言诏书时，才以“干犯天威”的胆量写就《上穆宗毅皇帝书》，剥茧抽丝般地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陈述出来。特别的是，他多年出任清廷驻德、意等国参赞和驻日公使，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情后，对其政治的先进、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深有体会，更加深了自己的思考。那些远离故国的日子，他应该就在思索：大清落后，首在制度；而要改变，唯有教育。之后，随着他返回国内任职，中外对照之下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教育的缺陷，因此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理念，更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中。 鉴于官方创办的洋务学堂较少且大多集中于京师的实际情况，黎庶昌在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个人出资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教授“中文、英文、算学”三科。为了能更好地教学生英语，他甚至聘请国外教师授课，而他本人也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随着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除了外语，自然科学、技术等内容也先后纳人教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实际操作技能。不仅如此，黎庶昌还在自己开办的川东洋务学堂里选拔优秀学生赴伦敦留学，开西南学子留学之先例。同时，川东洋务学堂将算学等内容直接纳入课堂教学，是在洋务运动开办的洋务学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对后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批国立大学的兴办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些，已经是他上书朝廷建议革新教育三十年后的事了。三十年年初心不改，那逐渐苍老的容颜下，怀揣着的，是一颗多么强烈而执着的心？ 往事已矣，在巨变的近代社会，如黎庶昌一样开眼看世界的先辈，他们所做出的业绩，大都已被一波又一波的大事掩盖，他们的个人身影，也被一个又一个杰出的人才所遮挡。今日若问黎庶昌是谁，还有多少人知晓？但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难道不是无数个他们，一块一块地铺就？如今当我们走进图书馆，心怀敬畏地打开《文馆词林》《太平寰宇记》等古代逸书残本，或者罕见的宋刻《老子》《荀子》等古籍，是否知道，那是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不惜重金收购，或者高价影印而来？我们不知道他，却实实在在地受惠，受惠于这个在一百多年前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近代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的先贤。 因为他，中国更早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因为他，贵州在近代化历程中多了一些分量；因为他，黔北那个叫做沙滩的地方，变得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