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一本无字之书

【嘉宾】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10-2017），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2017-2020），2020年3月起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

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3种，在《考古》《文物》《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40余万字。

李飞：《精读堂》过去会是分享某一本书，而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遗址。戴冰老师那天给我命题的时候，我本来想讲一讲我对童恩正先生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理解。他说，你挖了海龙囤，就讲讲海龙囤吧。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本无字的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为什么是海龙囤？2.海龙囤谁人所建？3.海龙囤因何而建？4.海龙囤是什么？

为什么是海龙囤：考古历程

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处，三面环水，一蒂孤悬。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差大约400米，非常险峻。从东面往上走，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共有六关口：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山顶有一圈城墙环绕。西面还有三道关口：西关、后关和万安观。整个城墙围合的面积大概有0.4平方公里。公元1600年，24万明军围攻海龙囤，从农历四月一直到六月初六，历时48天，海龙囤才被攻陷。土司杨应龙就在这个早晨上吊自杀，海龙囤毁于一炬。

2012年4月23日，我带领一支考古队上了山。当时海龙囤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还在四川大学在职读博，单位打电话，让我回来主持海龙囤遗址的发掘。我们的考古工作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的。一直到今年5月10日，我在山上待了差不多8年时间。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贵州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考古工作有一个流程：第一步是进行考古调查；第二步是考古发掘；第三步是考古资料整理；最后一步是撰写考古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所有成果。2017年初，由于新的贵州省博物馆将对外开放，我离开了工作了18年的考古所，到博物馆任职，也暂时离开了海龙囤，此时的海龙囤考古报告还没有完成。2018年10月，经当时的文化厅领导同意，我们再度重返海龙囤，重启海龙囤考古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目前，海龙囤考古报告草稿已基本完成，有望在明年或后年出版。

刚上山的时候，面对这么大一座山，工作从哪儿开始呢？颇有望洋兴叹之感。几经考虑，我们选择新王宫作为突破口。2012年至2014年，我们对新王宫这个区域进行了连续三年不间断地发掘，同时也对周边很多地方进行了调查，有很多重要发现。

民间传说，新王宫的修建是由于以前的老王宫缺水，所以土司就把他的办公地点迁至新王宫。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新王宫确实应该是明代万历年间兴建的一处土司衙署。它的总共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格局非常清晰：通过中轴线，往上就是大门，然后是仪门，左右是东、西两厢，中间有院子，再往后是大堂、二堂。这一部分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记载，但通过明代衙署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加上每一栋房子在整个遗址当中的位置、结构，结合里边出土的遗物，我们仍可以大致还原它在当时的功能。1600年农历六月初六早晨，土司杨应龙在新王宫内上吊自杀，自杀的地方是土司卧房，第8号房址（F8）应该就是土司的卧房。

播州之役，宣告了杨氏土司在遵义地区的世袭统治的终结，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不久，一座崭新的寺庙，落成于新王宫土司衙署的大堂旧址之上，这就是海潮寺。文献记载，是来自山东聊城的进士傅光宅建的。修建海潮寺的目的，民间传说是为了凭吊阵亡将士的亡灵，文献里确有“吊忠魂，瘗遗骨”的记载，与民间传说基本契合。

科学的考古发掘，不同于盗墓，必须对每一件出土文物的出土情况有清晰的交代，用文字、照片、影像、绘图等进行记录。白天在工地现场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就在驻地里进行繁重的室内整理工作。发掘出来的几乎全是碎片，很少有完整器。其中9号房子（F9），是一间厨房，这里面出土的青花瓷片一共有10000多片，我们对绝大多数瓷片的出土位置绘图和编号记录，进入室内后按编号进行拼合，一共修复出200多件相对完整的瓷器。由此也通过考古学的手段还原了房子因战火而坍塌，瓷片四溅一瞬间的情景。修复的过程很漫长，有些碎片再也找不到了。F9里出土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其中有一部分瓷器是官样瓷器，做工非常考究，里面出现了五爪龙纹这类的纹饰。这是“官搭民烧”器。

2012年的时候，我还是照片中貌美如花的模样，8年之后，我变成了现在这副很沧桑的模样。但是这8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首先，2015年的7月4日，海龙囤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是贵州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期间，2013年1月，海龙囤考古成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当年4月，海龙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海龙囤入选“全球年度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并获得了“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海龙囤几乎获得了这个领域有分量的所有奖项，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分享海龙囤考古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为什么是海龙囤，即为何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海龙囤的故事？

海龙囤谁人所建：杨氏风云

海龙囤背后，有一个强劲的家族——杨氏家族。根据文献的记载，公元876年，播州被南诏占领，山西太原有一位名叫杨端的人，应诏入播，把播州从南诏的手中夺了回来。但是很快唐朝就灭亡了，杨端回不去了，于是就留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世袭的统治。从杨端开始，一直到杨应龙，整整有二十七代，一共有三十位杨氏族人担任过这个地方“土司”。海龙囤的创建人是杨家第十五世土官杨文，到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时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但很快毁于播州之役的战火。

通过多年的考古探索，目前已经发现了其中10余人的墓葬。最早的一座，是十三世土官杨粲墓。这是一座大型石室墓，很早就被盗了。墓室里有非常繁缛、精美的石刻装饰。

1957年进行考古发掘，腰坑里出土了2件铜鼓，是铜鼓八大类型里“遵义型铜鼓”的标型器。杨粲大约死于1230年代，他是杨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文献记载杨氏“十三传，至粲始大”，他的一系列改革决定了杨家的整个走向，他是实行全面汉化的一个历史性人物，他的墓葬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豪华、规模最为宏大的杨家墓葬。

2014年，在修中桥水库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遵义新蒲发现了杨粲的儿子杨价夫妇合葬墓。这个墓地里有一座已知的墓葬，是杨应龙的父亲杨烈及其妻子张氏的合葬墓，很早就列为省保单位。在杨烈墓右前方约200米开外，另有一座墓葬，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座宋墓，因为离河更近一些，被称为挨河宋墓。这座墓葬也多次被盗，墓室几乎是空的，过去也没有人把它跟杨氏土司墓葬相联系。正是在清理这座墓葬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墓室外发现了记载墓主生平的墓志铭，确认墓主是杨氏第21世土司杨铿夫妇。墓志铭中还提到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杨铿葬在其祖先杨价墓的右边。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在周边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并最终找到了杨价墓。这是一座土坑木椁墓，里边葬的是杨粲的儿子杨价，及其夫人田氏。因为从来没被盗扰过，这座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器。田氏头枕银质枕头，头戴金凤冠，并有黄金覆面，十分奢华。男室和女室的头部，各有一个头箱，里面摆满了金银器，其中一部分正在省博三楼展厅展出，一部分还在修复过程中。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遵义高坪发现了杨文墓。这是一座三室石墓，中间葬的是男主人杨文，右边是妻子田氏，左边的小墓是他的妾，是一夫一妻一妾的格局。杨文墓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墓前发现了杨文神道碑。碑文记载，公元1257年的时候，一个叫吕文德的南宋官员因为抗蒙战争的需要，来到播州，跟杨文见了面，两人商议一起置一城以为播州之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就是龙岩囤，就是海龙囤。后来这块碑被杨氏族人主动毁坏了，为什么呢？考古发掘揭示，神道碑出土时，其中两块被用作田夫人墓门的封门石。杨文1220年出生，1265年去世，大约1267年下葬，神道碑应立于此时。田氏1230年生，1290年去世，次年下葬，此时南宋已亡。过去认为，因为神道碑中记载了大量杨氏抗蒙的事实，因此在入元之后，被杨氏主动毁埋。最新的研究表明，神道碑的被毁，可能还与碑文的撰写者有关。碑文可能的撰写者朱禩孙1275年降元，被宋廷惩处。心向华夏的杨氏，必定不能接受，可能在其1276年也降元之前，即摧毁了此碑，不必等到入元（1279年）之后。

在宋元之交的历史时刻，杨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据《杨氏家传》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杨邦宪死后，其妻贞顺夫人田氏带着5岁的儿子杨汉英，入京师见元世祖，世祖赐汉英名“赛因不花”，并将邦宪的头衔都给了他。第二年（1287年），杨氏家族发生内乱，杀了贞顺夫人。早在1276年杨氏降元时，“邦宪捧诏，三日哭”，才做出最后决定，可见降与不降，内心很是挣扎。贞顺夫人与元廷的密切互动，可能是她迎来了杀身之祸的主因。也就是说，一部分族人仍不能接受降元这件事。因为至迟从杨粲开始，播州杨氏就以来自山西太原的诗书礼仪之家自居，开始了对汉人习俗的全面模仿，不大待见周边少数民族，比如一直到覆灭前夕，仍不愿意与民族性鲜明的水西安氏（今彝族）联姻。

通过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杨氏族谱中，从杨端到杨应龙为止，30任土官中近一半人的墓葬已经被发现，最早就是十三世杨粲墓，也就是说杨粲之后的杨氏诸祖是可靠的。进一步看，杨氏诸祖中，最早被同时期文献记载的是七世祖杨贵迁，苏东坡在元丰四年（1081年）的《答李琮书》就提到了贵迁，说“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其子光震、孙文广等也有记载，表明从七世祖杨贵迁至十三世祖杨粲也是可信的，但他们的身份都是“夷人”。而贵迁之前的杨端、牧南、部射、三公、杨实、杨昭诸祖，只见于晚出的文献，是追记的“历史”，是否真实，还有待考证。

从明初宋濂所写的《杨氏家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贵迁之前的三条或明或暗的祖源叙事：一条杨端，一条是杨业（即两宋时期就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这两条都是明的，都指明杨氏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另一条是比较隐蔽的牧南-部射-三公的叙事，他们的名讳听起来不像汉人的名字，其中的“牧南”一名，与北宋时活动在这一地带的“木攀”、“木柜”等“夷人”高度相似，可能才是杨氏真正的祖先。换句话讲，杨氏真正的祖先也应是“夷人”，杨端可能只是一个被假借的祖先，端者，始也，根据元人程钜夫（1249-1318）所撰的《忠烈庙碑》，奉杨端为始祖，是杨粲开始干的事情，“宋嘉定六年（1213），高祖忠烈公（即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为始祖”。无论是杨端之裔，还是杨业之裔，都是杨氏的“华夏英雄徙边记”叙事，即一个华夏的祖先因故到了边疆地区，回不去了，便世长其民。《史记》里箕子之朝鲜、太伯奔吴、庄蹻王滇等都是类似的叙事，由来已久，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称之为“华夏英雄徙边记”，这是华夏周边人群融入华夏核心的模式化祖源叙事。

不管杨氏是汉或非汉，至迟从13世纪起，他们已高度认同汉文化，并宣称自己乃汉人，从文化的角度，已高度汉化，并“依汉界为重”，与两宋朝廷开始了频繁的互动。回到海龙囤，在我们根据《杨氏家传》等文献及相关考古发现所整理的这张世系表中，十三世杨文是海龙囤的缔造者，三十世杨应龙重建了海龙囤，并很快毁于播州之役的战火。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话题：海龙囤谁人所建？问题是，为何在杨文统领播州的时候，创建了海龙囤？

海龙囤因何而建：斡腹山城

公元1235年到公元1279年间，南宋和蒙古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打了近半个世纪。当时南宋的都城在临安，即今天的浙江杭州。宋蒙战争，根据蒙军主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235-1251），窝阔台攻宋之战。双方在四川、京湖与两淮三地展开争夺，激战的重心在长江以北。第二阶段（1251-1259），蒙哥攻宋之战。蒙哥亲征四川，并在开庆元年（1259）战死重庆合川钓鱼城。第三阶段（1267-1279），忽必烈南征。蒙哥的去世使蒙军的大规模扩张转入低潮，忽必烈在稳定内部局势后于淳祐三年（1267）再启战事，并将战略重心转向京湖，一举攻陷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厓山（今广东新会）海战后，宋灭。

在宋蒙战争的第二阶段（1251-1259），除保留东、中、西三大战场外，蒙军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打法：蒙哥遣忽必烈、兀良哈台带领十万铁骑经由吐蕃远征大理，迂回绕击宋之西肋，成功突破长江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所谓的“斡腹之谋”。公元1253年，蒙军攻陷大理，将云南作为据点，向东进发，此时战事第一阶段的长江天险被蒙军成功突破，对南宋朝廷形成震慑。

早在淳祐六年（1245）的时候，余玠主持四川防务，当时统领播州的杨文，向余玠提出了“保蜀三策”：在川北驻军，经理三关，拒敌于门户之外，这是上策；在各路险要处，筑山城进行阻击，这是中策；以长江为天险进行防守，江北则任敌往来，这是下策。余玠最终采取了中策，在四川遍建山城进行防御，并听取了播州冉璞、冉琎两兄弟的建议，修筑了合川钓鱼城。这一时期的山城，都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而1253年之后，长江天险被斡腹蒙军突破，东西向的压力加大。宋廷判断，蒙军可能沿长江而下取所谓“汉路”（即南宋朝廷实际控制的汉族地区）东进；或者取“蛮路”，即从少数民族统领的罗闽（今贵州毕节）、播州（今贵州遵义）、思州（今贵州铜仁）一线挺进；或者从广西经湖南东进。于是在理宗的亲自过问下，开始在长江以南地区布置“斡腹之防”，即为抵御蒙军“斡腹之谋”所进行的军事部署，包括派驻军队、修筑山城、拉拢当地少数民族等。海龙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筑的。

蒙军的“斡腹之谋”，让宋理宗寝食难安，在京湖（今湖北湖南）主持防务的吕文德受命将防御重心渐次西移，并在宝祐五年（1257）十月进入播州，与杨文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思州田氏也前置，参与了播州防务。吕文德驻守黄平，以防止蒙军取“蛮路”攻破罗闽、播州、思州后，顺沅水进入湖南。为强化“蛮路”防务，南宋朝廷先后两次拨给银两各1万两，在思、播筑城，对与云南相接、态度暧昧的罗闽则采取笼络的政策。与此同时，朱禩孙在四川宜宾筑凌霄城（1255），史切举在重庆南川筑龙岩城（1256），谢昌元在湖北恩施筑柳州城（1259）。此外，今遵义境内还有养马城、桐梓鼎山城（1258）等。这些城池均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且是在蒙军攻破大理的1253年之后修筑的，均是用以抵御突破长江防线的斡腹蒙军的，因此均是“斡腹山城”。

综合起来看，海龙囤是在宋蒙战争的第二阶段（1251-1259），蒙军突破长江、占据云南（1253），斡腹东进的背景下，南宋朝廷与地方土官联合修建的抗蒙山城，由于防御的重心是斡腹蒙军，故可称“斡腹山城”。它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层层防御工事中的一环，因此是一个国家防御工程。这是海龙囤初创时的情况，但到后期性质发生了转变。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海龙囤是什么：从国家防御到地方性防御

公元1595年前后，到了最后一任土司杨应龙的时期，那时候杨应龙跟政府和周边小土司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了。有好几次明政府要治他的罪，而且也派人去攻打过他，他也嗅到了危险，所以就在他的祖先所修建的城堡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铜柱、铁柱等九个关隘，清一色都是明代的关口。相应的，与这些关隘相接的城墙，也是明代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在多个地点发现这类城墙内，还包裹着一类做工相对粗糙的城墙，两者之间存在早晚的关系。

从这张图上看，山巅大城的南北城墙是南宋时期的，因为下临深渊，有山险可据，没有发现明显的明代重修的痕迹。明代的重建，主要表现在东西两端的防御上，现存九关以及与之相连的城墙，都是万历时期的遗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飞龙、朝天、万安等关隘上，至今遗有土司杨应龙题写的关名，有纪年，并有“重建”字样。通过建筑材料如砖、瓦、瓦当等的比对，可以确定土司衙署“新王宫”也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目前在所谓“老王宫”（尚未进行大规模揭露，只进行了局部试掘）中发现的建筑材料也集中在明万历时期，所以两者之间不是新老早晚的关系，而应是性质不同。

那么怎么确定被明代城墙叠压的城墙是南宋城墙？这要回到杨价墓中。杨价死于1243年，他的墓园应该是在该年之后由他的儿子杨文修建的。发掘时，我们在杨价墓周边发现了一圈垣墙，形成一个封闭的墓园，垣墙土石混筑，顶上覆盖小青瓦，并有瓦当出土，墓葬的填土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瓦当。在对海龙囤的早期城墙进行解剖时，我们发现了4座门道，门道里出土了大量瓦砾和部分瓦当，与杨价墓所发现的一模一样，表明年代一致。这与海龙囤创建与宝祐五年（1257）的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我们据此可断定早期城墙（含门道），以及城内相关遗址（如构树）正是龙岩新城的遗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海龙囤整体格局从宋到明的变迁，重点是防御线向东西两端延展，这在这张图中反映得很清晰。

也就是说，考古发掘揭示，海龙囤上目前仅有南宋晚期和明万历时期遗迹，中间时段的遗存暂付阙如，表明入元之后，到明代早中期，海龙囤可能处于荒废状态，直到万历年间杨应龙的大规模重建。何以如此？我在《土司无城》的演讲中专门讨论过，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不展开。前面我们重点谈到杨文神道碑的被毁，对待一块有抗蒙事迹的碑刻，杨氏的态度尚且如此，何况是一座修来抵御蒙军的城堡呢？

万历年间杨应龙为何重建海龙囤？这段历史文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我认为有主观和客观两大因素。客观因素是，在土司制度的后期，由于这一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改土归流已是大势所趋。播州之役的最终结果，就是取缔了土司的世袭统治，由明朝廷派遣流官来进行治理。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就是废除了思南、思州两土司，分其辖地位八府，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实际上就是一次改土归流的活动。众所周知，土司制度一直存续到民国时期，而万历时期明政府为何选择对播州杨氏动手？这就涉及主观因素，即杨应龙的个人因素，他与辖境内的小土司，以及周边的贵州、四川两省政府都闹僵了，不能相容。随着事态的逐步恶化，至迟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杨应龙启动了大规模的重建山城的活动。根据文献记载，杨应龙修筑的山城不少于17座，除海龙囤外，还有养马城、养鸡城、望军囤、龙爪囤等，海龙囤是中心，也是最为坚固的堡垒，所以在最后的关头，杨应龙退守海龙囤。

可以看到，海龙囤前身是一个国家防御工程，到了明代它的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个地方土官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成为一个地方性防御工程。万历三大征之役的播州之役一共打了114天，其中攻打海龙囤就用了48天，24万明军将海龙囤围得水泄不通，囤上播军大约有几万人，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所以才会有筑海潮寺以超度亡灵之举。战事的惨状，贵州监军杨寅秋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有所描述（《临皋文集》）。随着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初六凌晨，海龙囤被明军攻陷，杨氏一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宣告终结。次年，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两府，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从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海潮寺僧众成为海龙囤的主人。

海龙囤到底是什么？它的前身是一座抗蒙山城，是一座由政府和当地土官共同营建的国家防御工程；后期，它是地方土司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从宋到明，它经由了国家防御工程到地方防御工程的历史变迁。其间的漫长岁月里，它可能长期处于荒废的状态，由于中央王朝对地方土司有“土司无城”的“成例”，土司不得私自营建城池。如今，它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什么是土司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讲，土司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国多制，其核心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这一制度保障了国家的统一，也保障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若干弊端，因此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海龙囤所揭示的，有土司对国家的认同，主要反映在衙署的格局，比如中轴对称、门和厅堂的间架数量等，都是中规中矩的；也有对中央王朝的忤逆，比如打破“土司无城”的“成例”，违规营建固若金汤的山地城池，以备不时之需。海龙囤这本无字之书，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