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叙事与大传统——评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

作者：孟繁华

摘要：欧阳黔森的小说写法传统，既不先锋也不“后现代”，他以舒缓从容的姿态讲述多少有些“老旧”的故事。他的小说在小叙事中隐含着一个大传统。

关键词：小叙事；大传统；欧阳黔森；短篇小说

欧阳黔森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等不同领域都有涉足，并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影视领域，他几乎囊获了所有的国家奖项。但在欧阳黔森自己看来，他最看重的还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今天是一个相当边缘的文体，这个文体逐渐沦为小众文学，不仅在于它难以走向市场，重要的是，短篇小说一直保有它精英品格和它的艺术高端性。在一个文化消费形式越来越丰富的时代，短篇小说读者的分流，也自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不为世风左右，坚持他的文学理想和文化信念，更多的显然来自他内心的自我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作家个人的选择就没有理由对阅读环境不解乃至抱怨。而欧阳黔森就是敢于坚持自己文学理想和文化信念的作家。

贵州是一个有伟大文学传统的地域。从蹇先艾到何士光，他们是现代、当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对贵州乡土文化和边地多彩风情、淳朴民风的书写，一直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文脉。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就在这个谱系之中。可以说多年来欧阳黔森的小说，写法传统，既不先锋也不“后现代”。他还以舒缓从容的姿态讲述他那多少有些“老旧”的故事。因此，他的小说在小叙事中隐含着一个大传统。这样的评价会让许多作家感到不快甚至“愤怒”。在一个不断“追新”的时代，“传统”就意味着保守、意味着与时尚无关，当然也与“落伍”、“守成”等脱不了干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也越发觉得，“新”固然好，但传统也自有它的价值。事实上文学无论怎样在形式上花样翻新，它终有不变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维护的最低承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我们度过了那个文学形式的“恐后症”之后，会突然发现那些坚持传统写作的作家的胆识是多么了不起。欧阳黔森就是这样的作家。

对人性的拷问和批判，是欧阳黔森“冷色调”小说的重要主题。人性的冷酷甚至残忍，不止表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同时也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敲狗》是欧阳黔森的名篇，发表在2005年12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至今整整十年过去了。很多小说一发表时觉得非常新鲜，好看。但几年之后再看就截然不同了，经不起时间阅读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但《敲狗》不同，再读仍然感到震撼。师傅、徒弟和卖狗人三人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高下立判。卖狗人因为父亲生病不得不把一条大黄狗卖了。但人狗情深，他一百块钱卖的狗，凑足了一百二十块钱要赎回这条狗，但杀狗师傅跋扈不从，又找派出所的关系，又抬高狗价。徒弟在师傅不在的夜晚放了这条狗，然后离开了这家狗肉馆当然是为了离开这个师傅。卖狗人和徒弟对狗的感情感人至深。利欲熏心的师傅只能沦落为一个孤家寡人。《敲狗》对狗肉馆那些等待毙命的狗的描写，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特别是对杀狗过程的血腥描绘，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人性的残忍和冷酷，它对国人吃狗嗜好的批判几近悲愤。2009年，《敲狗》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授奖词说：“小说在无情中写温情，在残酷中写人性之光，是大家手笔和大家气派。大黄狗再次绽开的笑脸，狗主人与大黄狗之间难以割舍的真情，使得徒弟冒险放掉了师傅势在必得的大黄狗。大量生动鲜活的如何敲狗的细节的铺排，只是为了最后放狗的一笔。在狗的眼泪里我们看见了人的眼泪，由狗性引申出来的是对人性的思考、对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的呼唤。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在道义和人性的刻写上也见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小说通过写狗对主人的依恋，厨子对情感的冷漠及徒弟的被感动折射出人性的光芒，把人性解剖这个文学的宏大主题用‘敲狗’这个断面展现得曲尽其妙，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典范文本。”国内一个重要短篇小说奖项的高度评价，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敲狗》的价值。

书写人对动物的悲悯，是欧阳黔森小说经常遇到的主题。比如《十八块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一惊，定神一看：原来离我们四米远的地方有一头很大的动物！那东西似乎也吃了一惊，我大着胆子仔细观察，看清了是一头侧卧着的老山羊，身旁还有两头小羊。我想一定是一头怀孕的母山羊进来躲大雨，就在这儿分娩了。我们跑出洞，我叫卢竹儿躲到一边去，我寻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说，机会来了 。卢竹儿死活不肯放开我，她已经明白，我那个所谓的机会就是向山羊发起进攻。她几乎用整个身子抱住了我，阻止我的进攻。刹那间，我望见了她那美丽绝顶却充满哀伤与企求的目光，好像我马上要攻击的不是山羊，而是她。石头从我手上突然滑落了……我包好柏油条、火柴，离开了山洞也离开了我的耻辱，继续往前爬，一边爬，卢竹儿一边嘱咐我，这事不要告诉别人。我知道卢竹儿怕政委他们知道，他们一知道，羊儿就没命了。

……我们也往下走，终于在一个山脊的平台上汇合了。政委带来了五个人，我热烈地与他们拥抱。这是我此生此世难得的一次热烈呢！卢竹儿只顾在一边哭。大家叫卢竹儿别哭，快到家了。也许我热烈得过了头，忘记了答应卢竹儿的事，兴奋地告诉政委，说那边半山腰的山洞里有一头老山羊在那儿躲雨。政委说，那山洞他去过，现在山羊早走了！我说，它生了两头小山羊，不能走啦。政委一听高兴得直叫，接着命令两个人陪我和卢竹儿回去，他带其余人马上向我们的来路奔去，像一只夜袭的突击小队。我转身一望，见卢竹儿突然瘫倒在地了。我连忙转身向政委的背影大叫起来，莫去，莫去，我求你们啦……我的叫声显得那般的孤寂无援。我第一次感受到背叛的沉重与无耻。

一个乡村少女对动物生命的维护，是出于善良的本性。但也从另一方面映衬出人对动物的残忍：“其余人马上向我们的来路奔去，像一只夜袭的突击小队”。他们对即将捕获的美食的兴奋，即便是夜色中也难以掩饰。人与动物的关系许多作家都写过，写动物也是写人性。时至今日，对人与动物的书写已不止是一个善恶或道德伦理的拷问，而是关乎到人类自身的存亡。人类如果不善待自然，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温婉的爱情故事，是欧阳黔森的重要题材，这当然也是一个最传统的题材。令人惊异的是，欧阳黔森还能够以80年代的情怀对待爱情：它诗性、单纯，一如80年代的爱情诗歌。《兰草》是一篇令人感伤的小说。小说的主角也是讲述者第五军为了兰草不仅参军参战，而且因她一定要成为一个诗人。他不断发表诗歌，也为兰草写诗。他为兰草写诗是“对初恋的祭奠”。兰草影子挥之难去，第五军找对象都是按照兰草的形象找的。兰草结婚了但很快又离婚了。三十年过去之后，在战友、朋友的聚会上，第五军又见到了兰草。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那个兰草也面目皆非庸俗不堪了。仍然有诗人情怀的第五军的心情可想而知。小说写在世风代变环境下人的变化：诗意的时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青春时节清纯美好的怀念，就这样在一场混乱的类似欢场的情境中结束了。

《姐夫》写得是生活的假象与真情。“我”与一水的恋爱，有貌似的“甜蜜的烦恼”，俩人打打闹闹本也正常，但不曾想到的是一水旧情难忘，她想的还是那个叫做李成栋的男人；而真正爱“我”的恰是一水的妹妹二清。如果从“我”的角度考虑，一水脚踏两只船，与“我”谈恋爱想的却是李成栋，非常虚伪。但是，如果站在一水的立场上，一水何尝不是对爱情坚定执着呢，即便李成栋有了女人，并且两人的房间“黑了灯”，这样一个男人有什么值得爱的呢？但是爱情是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的事情，一水就是爱这个“流氓”一样的男人，她不需要理由。别人可以不理解，可以惋惜可以遗憾，但别人就是没有办法替代。小说不见得是对一水的批判，倒是对爱情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的绝妙呈现。当然，小说还有一个伏笔，就是一水的妹妹二清对“我”的真情实意的爱。当姐姐几天没回家也不见人，“我”过来寻一水时二清的表情和说话时的神态，其内心已昭然若揭。当然，最后“我”还是与二清皆大欢喜。这是一出轻喜剧，喜忧参半无伤大雅。其间的真情还是最动人的要素。

《白莲》是当下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题材。一个坐台小姐加持“不出台”，坚持“出污泥而不染”，但是“每晚挣三百元，妈咪抽头一百元，毛利二百元。可除去到夜总会来回的的士四十，再加上租房、吃饭、所剩无几”的境况，终于让白莲放下身段决定出卖初夜权。一个女孩尽管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但她内心还是渴望是一个白马王子般的人出现。这个人出现了，他带着面具，温柔体贴，不是新婚胜似新婚。这个人就是与白莲两情相悦的阿男。事情是妈咪一手策划的：她要成全白莲和阿南，要用这个举动为自己赎罪：“我原来就走错了路，伤害了一个人，我不能看着你再伤害一个有情人。”三天后白莲和阿南双双离开了这座城市：

一年后，妈咪在一家夜总会看见了阿南，阿南正在台上吹萨克斯。

演凑完，妈咪上台问阿南，阿莲呢？

阿南莫名其妙了很久，才认出妈咪来说，白莲不是与你在一起吗？

妈咪一下把阿南推下了台子，那台子一米多高，阿南的身子一下坠了下去，腰横担在一张椅子上断裂了。

阿南从此再也未站起来。他只能躺在床上了。妈咪因故意伤害人致重残，法院一审判她赔人民币二十万元，判有期徒刑十年。

二审因阿南承认妈咪是其情人无结婚证但同居五年构成事实婚姻，中级法院复议为无意伤害重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最后妈咪成了阿南永远的监护人。

一个常见的通俗文学题材，在欧阳黔森这里处理成了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白莲不见了踪影，是意想不到的处理，也是合乎人物性格的处理。白莲怎么还有可能和阿南相处下去？白莲的初夜尽管给的是阿南，但白莲的初夜权毕竟是出卖的，今后坦然地面对阿南是白莲无法想象的。因为如果不是阿南，白莲同样不会拒绝出卖初夜。与阿南偶然的相遇并没有改变买卖关系，而买卖关系是不能替代爱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白莲尽管做了错误的决定，但她仍然保有内心的尊严。所以，欧阳黔森的小说看似简单，但只要认真追究下去，都大有深意可查。而且都是曲终奏雅，犹如一道亮光，照亮了小说漫长的暗夜。小说于是踏上了深邃和广阔的道路。这一点，欧阳黔森的小说继承了欧亨利、都德等作家的遗产。

《丁香》则是一篇完全不同的小说。它就像一副朴实无华的地域风情画，在简洁的文字中描述出了当下生活最后的诗情画意。三个鸡村在地质小分队到来之前，仿佛还处于“前现代”的时间里，时间在三个鸡村是凝固的，只有又一个“香姑”的诞生，才会证实时间的流动。正是地质小分队——这个“前现代”异质力量的侵入，打破了三个鸡村和丁香不变的生活。丁香漂亮而质朴，就像那个遥远的村庄一样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小说的感人之处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言说的爱情故事。地质诗人爱丁香是爱在心里，他为丁香写诗，甚至为维护丁香的尊严不惜对夏排骨斥诸拳脚。他发誓得志以后回来娶丁香为妻，但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实现，丁香被一次意外的山体滑坡永远地掩埋了。地质诗人终于得志了，但他永远地失去了丁香。这个悲剧应该说写得很青春，很诗意，也很有一种怀旧的意味，确实像戴望舒诗中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一样。但它确实让人非常感动，特别是小说中流淌弥漫的那种忧郁、寂寞和惆怅的韵味。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已经告别了浪漫和感动，我们在小说中也很少与这样的场景、人物和情节遭遇。我们读过的许多男欢女爱的故事，也有很多精彩的情节和想象，但就是不让人感动。欧阳黔森的小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不断式微的理想主义气质。萧子北虽然是个商人，但他的军人和战争经历，赋予了他一种人格的魅力，他人到中年但生气勃勃，他有心计但没有世俗气。在“后现代”的世俗环境中，在终极价值已经不再被追问，意义世界可有可无的今天，萧子北经常想起死去的杜红军，想起青年时代的友谊，这仿佛成了他一个不能或缺的精神堡垒。这些经历历练了萧子北理想主义的品格。《丁香》的令人感动则在于叙述者对小说情调的把握。我隐约感到《丁香》与作家的某种经验相关，它很可能是作家自己精神自传的片段。那种深情和回忆，以及对人物的怜爱之心几乎跃然纸上。对一种朴素、诗意的追求，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欧阳黔森对贵州古老风情风物的描摹，继承的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蹇先艾、何士光等名家，都对贵州这片古老的土地情有独钟。他们对家乡风情风物的记忆，是他们热爱贵州的家乡情结的文学呈现。欧阳黔森如出一辙。他的《断河》早在2004年就入围“鲁迅文学奖”，可见这篇小说的影响之大。小说写的是七十五年刀客的日常生活和爱恨情仇。令人惊异的是小说的写法，特别是老刀和老狼的“巅峰对决”，写得一波三折风生水起。何士光在欧阳黔森小说集序中的评论：“当麻老九和乡亲们还生活在山河大地之间，还种着自家的庄稼、捕着断河里的剑鱼的时候，人们似乎还能够依照人的本来的模样活着，还是土地和日子的主人。那时候这断河边上，就还是有故事的。人们还能爱，还能恨，爱和恨都那样真切和深沉。女人梅朵对老刀和老狼的爱，不为利害，只是真爱。老刀和老狼决斗起来的时候，虽然那样凶狠，却也那样磊落。龙老大不和同母异父的麻老九相认为兄弟，让麻老九在断河里打了几十年的鱼，也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兄弟，不让仇家来向他寻仇。麻老九的女人虽然死在断河里了，也仍然会来到麻老九的梦里，麻老九因此也守候了这个梦境一辈子。先贤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不管怎样，那时候这断河边上的人的形象，也还是由这样的伦常和情操来塑造的。老子没有说礼会不会失去，也没有说失礼之后又会怎么样。但断河的历史告诉我们，失礼之后，就是丹砂，就是金钱，就是一个利字了。”一个万字短篇，却写出了不同时代的风尚与人心，其手笔既有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亦有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黔森的笔力确实不凡。

另外，这里要重提欧阳黔森的《白多黑少》。这是一部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作品，或者说是我们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关于商场的人与事的故事，在琐屑和险象环生的商场，在由欲望构成支配力量的日常生活中，主人公是如何身不由己无力自拔的。《白多黑少》是一部展现欧阳黔森小说才能的作品。表现商场的小说或电视连续剧已经遍地开花满目疮痍，商场加情场、金钱加女色是这类小说最基本的表意符号，《白多黑少》当然也没有离开这些能指。但不同的是，欧阳黔森在横流的欲望背后，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宿命般的无奈感。无论强者还是弱者，他们仿佛都被一只隐形之手所控制，然后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萧子北是一个有过战争经历的强悍商人，即便在红尘滚滚的商场上，他仍然保有军人气质的遗风流韵。这一经历不仅使他有一种来自军营的勃勃野心和理想主义气息，同时也使他在残酷的商场和情场的争斗中坚持了人性的最后底线。应该说，萧子北在商场上是一个成功者，他用对今天社会生活和游戏规则洞穿一切的深刻理解，游刃有余地运筹和经营着他的企业，控制着属下，周旋于官僚之间，玩弄台湾商人于股掌之间，他有能力解脱企业危机，利用政策发展自己。在应对外部世界上，萧子北的确充分展示了他的聪明才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确实是一个“帅才”。但在纠缠不清的感情的漩涡里，萧子北却不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可以牺牲属下的情人去搞定台湾商人，也可以用金钱轻易地把自己的情人南岚打发掉。但面对“潜藏”已久的杜鹃红时，萧子北自信的防线彻底崩溃了。杜鹃红并不是一个情感杀手或情场女战士，也没有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之美，甚至与他看着她长大也没有太多的关系。萧子北不能逾越的最终障碍是源于她是死去的战友杜红军的妹妹。杜红军临终前有遗言，希望萧子北能照顾杜鹃红，也就是娶杜鹃红为妻。萧子北对妻子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他娶了一个漂亮又思想简单的舞蹈演员。但杜鹃红并不就此罢休，她终于有一天提出了爱的要求并付诸行动。

小说结束于杜鹃红请萧子北夫妇吃饭，那个惊心动魄的场景成了悬念，但萧子北一声无奈而焦虑的叹息，不仅鲜明地突现了两人此时的心境，同时也完成了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塑造。我们不知道杜鹃红要做什么，但她明火执仗成竹在胸，欲夺情郎并光明磊落；萧子北苦不堪言不得不赴汤蹈火去应对一场鸿门宴。这个戏剧性的场景置人物于风口浪尖，充分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能力。这个结尾实在是太精彩了。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已经告别了浪漫和感动，我们在小说中也很少与这样的场景、人物和情节遭遇。我们读过的许多男欢女爱的故事，也有很多精彩的情节和想象，但就是不让人感动。欧阳黔森的小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一息尚存的理想主义气质。萧子北虽然是个商人，但他的军人和战争经历，赋予了他一种人格的魅力，他人到中年但生气勃勃，他有心计但没有世俗气。在“后现代”的世俗环境中，在终极价值已经不再被追问，意义世界可有可无的今天，萧子北经常想起死去的杜红军，想起青年时代的友谊，这仿佛成了他一个不能或缺的精神堡垒。这些经历历练了萧子北理想主义的品格。这是一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也是一个红尘滚滚、欲望无边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的自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拥有了这个自由的同时，我们却仿佛更加焦虑，内心更加不平静。这时我们的思想便常常走向“前现代”，在一个想象的、不可重临的田园风光和简单的人际关系中驻足并流连忘返。欧阳黔森的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不同美丽的场景。因此，欧阳黔森虽然在蹇先艾、何士光的贵州文学谱系中，但因时代的差异性和欧阳黔森对文学和对贵州的新的理解，他用虚构和想象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他的文学世界。这就是一个温婉、诗意、人性的世界，一个对自然无比热爱的世界，一个不断向传统致敬的世界。对外部世界而言，一切凝固的当下都烟消云散了，但在人的精神世界，那不变的一切仍然完好如初，仍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欧阳黔森小说在小叙事中承传的大传统，并没有成为过去，当然也与“落伍”、“守旧”无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批评的作家。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