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又荒诞的史诗——读卡达莱《亡军的将领》
作者：冉正万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报社的文艺部编辑都要叫我猜哪个有可能获奖。我知道这个游戏毫无意义。不要说猜诺贝尔文学奖，就连本地的一些小奖我都猜不准。为了不让报社的朋友难堪，我每次都像耍赖一样，将伊斯梅尔·卡达莱列上去。有人说：“自从2005年获得首届布克国际奖以来，关于他进一步问鼎诺贝尔奖的呼声连绵不断。从艺术上看，他完全有资格获奖，唯一不利的因素是他过去的政治问题——他是独裁政权的合作者与得利者。”我很怀疑这种说法，相信诺奖评委不至于如此狭隘，诺奖毕竟靠作品说话。他本人曾告诉《巴黎评论》的记者，写出那些称颂霍查的作品，是出于想从内部破坏独裁统治的天真愿望。这样的辩解看似聪明，其实很愚蠢。
虽然谁也离不开政治，但我一向不喜欢讨论政治，也没有能力去理解蕴含在其中的政治意味，对政治极不敏感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作品本身：它是让我怀着惊喜读下去，还是让我敬而远之，这才是标准。
伊斯梅尔·卡达莱是近年我读得比较多的作家，读过《亡军的将领》《错宴》《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接班人》《耻辱龛》《三孔桥》《雨鼓》。在这些作品中，读得最早、读的次数最多的是《亡军的将领》。它是作者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十八万字，在中国，这算小长篇。我们说到史诗性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大部头。很少有人敢把十多万字的作品称作史诗。这是对“史诗”二字的误解，也和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自信有关。史诗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庄严，二是传播广泛。这两点必须得到共同的认可。有些作品刚写出来，还没得到读者检验就被称作史诗，填补了某某空白。所谓的空白，十有八九和题材有关，与文学性、思想性关系不大。这就像把婴儿叫作伟人，他有可能成为伟人，也有可能就是个凡夫俗子。至于空白，似乎早就没什么空白可填，是必须挤进去，楔进去，“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还有哪个领域没被写过呢？就算没写过，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就文学本身呢？
《亡军的将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得不一再被提及的经典著作。作品出版以来，媒体一直赞誉有加。
1970年3月11日，法国南方电台：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文学。
1970年4月12日，巴黎《费加罗报》：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小说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共同的图书市场。
我们出版了那么多书籍，有多少进入“共同的图书市场”？作品不行，用阴谋论、文化不同等替自己开脱，实在是可怜又可笑。
1970年3月13日，巴黎《最后一分钟报》：毫无疑问，这部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1970年5月17日，法国《罗兰共和报》：幽默，含蓄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机敏的语调，不外露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作品都更精致。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评论集中在1970年。1970年，我们的报纸在说什么呢？我查了当时的报纸，说的是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我们的报纸还提到了阿尔巴尼亚：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敢于侵犯我国，我们就坚决把他们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我们再来看看作家对卡达莱的评价。
阿兰·博斯凯（法国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和记者）：卡达莱将肖洛霍夫和卡夫卡紧靠在一起，让萨特靠近布莱希特，没让海明威离开聂鲁达太远。
约翰·凯里（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伊斯梅尔·卡达莱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是一位世界性的作家。
现在的年轻人对阿尔巴尼亚已经不大了解了，但中老年人对阿尔巴尼亚是很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曾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非常好，是同志加兄弟。在我的印象中，阿尔巴尼亚个头很小，但愿意为我们两肋插刀。我们进口过他们的电影《战斗的道路》《特殊任务》《宁死不屈》等。几十年前的人们说起阿尔巴尼亚，就像在说姑表亲一样亲切。20世纪80年代，哥俩闹翻了，暴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国，地图像一只耳朵，全国人口到2013年才三百零一万。首都地拉那只有七十六万四千人。我们一个县都有这么多人，甚至比这多得多。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以人口比例去揣测上帝的意图，因为我们人口众多。世界级作家、艺术家的多少与人口基数没有必然联系，只与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作家本人对生活的感受有关。
四十年过去了，《亡军的将领》仍然在全世界获得尊重，获得读者的赞赏。这才可以称为史诗性作品。这部作品至今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书中写到一位意大利将军，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地的本国军人的遗骨，其中种种艰辛几乎令他精神失常。他们当年是侵略者，也是战败者，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在这荒诞而幽默的讲述中，将军对战争的反思，当年的军人对和平的渴望，幸存者终生难以说清的苦痛，全都跃然纸上。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没有绝顶的聪明是写不出这部作品的，仅凭聪明更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同样以写作为生的人，我既感到绝望，又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是他写的，不是我写的？这叫“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假以十日，假以百日，假以一生，我也写不出来。这不是时间问题。这部作品的主旨具有唯一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具有模仿价值，只能看着他绝尘而去。他告诉我们，要写作，只有独辟蹊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读卡达莱其他作品，《三孔桥》《接班人》《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写作技巧是可以学习的，他很会讲故事，但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亡军的将领》气质独特。
小说中的将军，也就是亡军的将领，一开始是这样的：
将军感到兴奋，特别兴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喜悦的波浪，为什么能卷到他的身边。这是一个旅行者在糟糕的天气里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旅行，然后找到一个安身之地的喜悦。那小小的黄黄的白兰地酒杯，将群山淡绿色的撩拨人心的容颜，越来越快地从他的面前驱散了。现在，这酒杯在桌子上正一次又一次地骚扰着他。“简直就像一只骄傲而孤独的鹰一样……”突然，他觉得自己全身变得孔武有力。成千上万的士兵的遗体埋在地下，那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现在，他来了，要把他们从泥土中取出来，送给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他用地图、人名和准确无误的记录把自己装备起来，好似一个年轻的基督。二十年前，趾高气扬又迷茫的将领，曾率领望无尽头的队伍，走向失败，走向毁灭。而他来到此处，却是要来拯救出当中存留下来的一点点东西，使它们摆脱被忘却和溃亡的境地。
这位将军在阿尔巴尼亚一番寻找后，再也骄傲不起来了。受到一次又一次意外的打击，被意料之外的事烦心，这个亡军的将领非常沮丧。在第二十章，将军的心态是这样的：
将军感到害怕，对到这儿来很后悔。以往的事情不是很容易能被忘记的，而且阿尔巴尼亚人又都想报仇雪恨。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这个奇怪的、突如其来的、疯子才会有的想法，是个什么主意？截至目前，事情进展得还是不错的，他在别人的陪同和法律的保护下四处活动。可是今天，却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何必要单独与神甫一起参加这个婚礼？在这里，他越出了规定和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这里什么事情都能发生，任何人也不负责。
与其说这是亡军的将领的命运，不如说这就是生活。与其说这就是生活，不如说这就是人性。将军出发之前，把死亡的军人全都当成“军人”，没把他们当人，军人就是打仗，就是生与死。他从没有意识到，包括他自己，任何职业的外衣之下都是人。王朔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千万别把我当人》，这部小说特别中国，说到了中国人最猥琐不堪的一面。王朔是调侃的，卡达莱是认真的。一个人空有想法是没用的，置身事境，人的本性才会一览无余。《亡军的将领》的封底上有一句书评：他（将军）意识不到的是，自己也早已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喜欢这句话。将军没到阿尔巴尼亚之前意气风发很正常，在寻找军人的遗骸中，这些和军人有关的故事让他难过，让他愤怒，让他不屑，让他感到痛苦，他感到了害怕。他这才变成了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将军。
死在异乡的军人的故事各个不同，或者说命运各个不同，但这都和他们是人有关。如果他们不是人，是一群狼，或者是一群羊，故事不可能这么复杂。最让将军感到难受的是，很多军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传说，只是故事，他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的如此不堪，他既想替他们辩解，又不想和他们为伍。他对当年的一场战役研究了一番，认为如果让自己来指挥，绝不会失败。兴奋过后，他一下发现，他是以现在的装备和条件来和当年的敌人打仗，是以已知的情报和两军力量对比来虚构他的战役，这和作弊没什么区别。真正的战争无法作弊，很多因素只能猜测、预估，猜测一旦出错就有可能全盘皆输。何况还得考虑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天气，还有战争的意义等繁杂因素。棋手复盘时头头是道，和比赛时完全是两码事。将军一下觉得无比沮丧和空虚。我们很多战争题材的影片和小说，正是如此。就像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面对饥饿的民众，她说，如果没有面包，你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据史学家考证，这不是玛丽说的。但这句话本身道出了一个真理：一切想当然都是操蛋。
不过，我觉得卡达莱并不是为了探讨什么人性。人性这样的字眼，作家写作时是不会去考虑的，只会把它当成自然的属性去关照。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把故事写好。这两个字说多了，也让人望而生畏。因为小说首先吸引人的一定是故事，其他所谓深刻的东西，都是掩卷之后的联想。这是作家给读者的福利。当然，如果读者没有享受到这些福利，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就像食品，首先是美味，但吃下去后还得有营养。只有营养没有味道是无法下咽的，只有美味没有营养对身体又是有害的，至少是个累赘。这不是兼顾的问题，写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不是二，是同构的，是浑然一体的。文学评论为了方便，条分缕析，是为了说清缘由，如果以此去进行写作和阅读，是很荒唐的。任何有关厨艺的书籍，在大厨师那里都是生硬的，是死板的，是不屑一顾的。会者不说，说者不会。
卡达莱非常擅长编故事，他的所有作品，故事都是一流的，都是从小处说起，进入大事件和大历史，然后以荒诞的方式结束。这就是诗人阿兰·博斯凯说的，卡达莱将肖洛霍夫和卡夫卡紧靠在一起，让萨特靠近布莱希特，没让海明威离开聂鲁达太远。
《亡军的将领》里有信件，有日记，有电报。第十一章，这是最长的一章，作者全文引用一个士兵的日记。当然，这日记是卡达莱替这个士兵写的。我们看看其中一则：
1943年5月25日
我的心思花在很多事情上，但是，更多的还是花在科蕾斯蒂娜身上。我尽想些发疯的事情。我自己知道，那是些发疯的事情。可是，尽管自己知道那是发疯，却还是愿意去想。
昨天中午，我躺在磨坊跟前的水沟边上。由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便向水里扔起小石子儿来。四周响起萝卜叶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哗啦啦的流水声使人犯困，真想睡上一觉。
突然间，我听到了巨大的喧闹声、打开水龙头接水声、口哨声、说话声、马蹄声。我爬起来，瞧我看到了什么：我们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从远处开来了！想跑，可不知为什么两条腿却挪动不得，我好像被钉在那个地方了。他们来了，从四面八方把这里围了起来。
“这，就是那个磨坊吗？”一个人问我，同时还做了个暗号。
“是。”我惊恐地说。
“喂，勇士们，我们放把火，把一切全变成灰烬吧！”他喊叫着，第一个冲了上去。我跟在他们后边，也冲了上去。我不知道，我的两条腿为什么骤然间开了枷锁，身上也变得灵活、敏捷了，仿佛是一种妖术解脱了我。我的头脑发热，凶相毕露，就像去年冬季攻势中，我们一边放火烧了六个村庄那会儿一样。
我们一边发疯地狂喊乱叫，一边一窝蜂似的冲上去，两个人把磨坊给点着了。另外几个人抓住磨坊主就地拖，拖到门槛处，把他给枪决了。
我的心思跑到科蕾斯蒂娜那里去了。我跑步登上房子的台阶。别的人把芙洛莎阿姨的手脚全给捆上了，顺着台阶把她往下拖。她看见了我，吐我。“噢，狗！噢，特务！”
可是，我没去听这个，心思全在科蕾斯蒂娜身上。我迅猛地跑到她的卧室，冲到床前。科蕾斯蒂娜全身在发抖。
“当兵的，噢，当兵的。”
可是，热血涌到了我的头顶。我对自己讲，要快，快，不然时间就过去了。
我掀开被子，发疯地撕开了她那薄薄的衬衫，趴到了她的身上。
“当兵的，噢，当兵的。”
猛然间我站了起来。传来了科蕾斯蒂娜喊我的声音。周围还像原来一样，水依然还是那样静静地流淌，青草散发着沁人的清香。我稍微睡了一会儿。
“当兵的，喂，当兵的。”
我迈着懒洋洋的步子朝家里走去，科蕾斯蒂娜走到中间那扇窗的前面。
“妈妈叫你。”她对我说。
我还在揉眼睛。
她知道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吗！
日记的主人是“钢铁师”的一名士兵。他不愿打仗，到一个磨坊主家当起仆人。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当兵的”。他所在的部队被游击队打败了，他把枪扔进树丛，磨坊主收留了他。他在磨坊主家干了大半年。砍柴，清理磨道，爬到房梁上换砖，扫地，往工具上打油，装麻袋，倒麻袋。磨坊主需要用他的劳力，对他冷嘲热讽，但同时他也有农民的厚道。
像他这样开小差的士兵不少。一方面，阿尔巴尼亚的年轻人都当游击队员去了，乡村很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士兵对战争的厌倦找到了释放的路径。他们并不怕死，怕的是莫名其妙的杀戮。
但开小差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首先要提防的是部队的惩罚。这个部队叫蓝色营，有九百多人，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地枪决。即使不被发现，战争结束后又怎么办？回老家还是留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下地干活都扛着枪，他们看不起逃兵。开小差的士兵都是年轻人，如何解决对女性的渴望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中有一个想和当地姑娘好，结果被按在地上狠揍了一顿。
这段日记中，这个士兵深深地爱上了主人的女儿科蕾斯蒂娜，爱得无可救药。但他不敢做任何表白，只能做白日梦，梦见自己部队的人来烧磨坊，他不顾一切救了她。
这段日记意味深长。当兵的梦见遇到了自己的部队，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狂人，点火烧磨坊。这是他曾经干过的事情。他这样做，其实是在寻求保护，让自己人不要把他当开小差的逃兵。但有什么办法，他就是一个逃兵。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向水里扔小石子儿，这些细节，把逃兵的心思和处境完全暴露了出来。
保管士兵日记的是老农，也就是当年的磨坊主。相隔二十多年后老农将日记送给将军。同时送给他的，还有这个士兵的遗骨。这个士兵最后被“蓝色营”枪毙。一开始，将军以为士兵是被这个老农杀死的。等他明白士兵在老农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又错以为老农会向他索要报酬。当老农明确告诉他，他什么报酬也不要，将军觉得受到羞辱，故意说这个士兵在他家又吃又喝，理应给他报酬。老农反唇相讥，说：我还欠他工钱呢，你是不是要我把欠他的工钱给你呀？
这里不但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写出了战争的复杂，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纯朴和勇敢，也写出了人的本能：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为自己的尊严而战。
这部小说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比如将军和他的助手一直在寻找一个身高一米八二的上校的骸骨。他们从意大利出发时，上校的母亲和遗孀专门找过他们，请他们一定把他的骸骨带回去。但就是找不到，不知道他死在何方。直到小说快结束，才知道上校被一个老太婆杀死了。这个上校把老太婆十四岁的女儿强奸了，小女孩自杀身亡，老太婆出于报复，杀死了上校。将军非常吃惊，也很难堪，他没想到自己国家的军人，还是军官，他的所作所为如此猥琐。一个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居然死在一个老太婆手里。其实二十年前，老太婆还不算太老。她杀死上校不是凭力气，而是凭着处心积虑，凭着仇恨。这个高大上校的遗骨找到后又丢了，只能用别的遗骨来代替。
寻找这位上校的遗骨是这部小说的一条主线，将军情绪的变化是另外一条主线。仔细揣摩将军的情绪变化和作者对这些变化的叙述，对我们接近作者的意图是很有帮助的。
卡达莱早期是写诗的，有评价说：其诗意的散文和叙事的灵巧，堪称炉火纯青。确实，他的语言很有味道。虽然我们读的是翻译作品，但仍然能读出诗的韵味。《亡军的将领》是卡达莱的处女作，在严肃又幽默的讲述中，作者完成了这部非凡又荒诞的史诗。
作为写作者，我至少从这部作品里学到两样东西。一是切入点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你所知道的情节。情节不是蛋糕，任何方向切下去味道都一样。情节是迷宫，切入的方式和角度不同，你将看到不同的风景。应该如何切入才是最好的，不可能有标准，只能因人而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切入就完全不同。《红楼梦》用一个作者把另一个作者抬出来，第一作者变成旁观者。《三国演义》则始终只有一个作者。有人喜欢横着一刀切下去，鲜血四溅，然后再将血迹一点点擦干净。有人喜欢小小切开，抽丝剥茧。写作时找准正确的、与作者才情相配的切入点，这部作品就成功了一半。相反则会感觉非常吃力，如同背着石磨跳舞，跳不动，还满头大汗，而观众一点也不喜欢。
二是对情节的控制。小说中，随军的上校牧师显得有些神秘，将军猜测他和那个高大上校的遗孀有染，但作者并没让这条线展开，只是在不经意中，在将军发牢骚时随便说说。如果作者在这件事上写得太多，反而会减轻作品的分量，让庄重变成轻浮。伟大的作家都像种庄稼的好手，杂草坚决薅掉，对套种的作物漫不经心，让它们长出有层次的立体感，只对主要作物精心呵护，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比如玉米地，一眼看过去只有玉米，走近了看才发现有黄豆、巴山豆、红薯、南瓜、西红柿。它们可以有，甚至必须有，但绝不能影响玉米的生长。小说中有位土耳其中将，他和意大利将军的使命是一样的，但他对阵亡军人的态度和意大利将军完全不同。对这位土耳其中将的描写，就是玉米地里的南瓜，时隐时现。
不过，最好的欣赏是不要把它和自己的写作联系起来，撇开一切干扰，静静地品读，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悲从中来，这部小说会更具魅力。你会发现，卡达莱如此丰富，如此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