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代的高尚灵魂——解读巴别尔

作者：孙越

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他是今天苏联硕果仅存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科夫（Антон Чехов）和蒲宁（Ива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巴别尔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或者短篇体长篇小说，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与一九二零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т）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一九二三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逐渐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是：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有高尔基出面保护，才使巴别尔幸免于政治灾难。

《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相比同期的另一名作家作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所写的《毁灭》（Разгром），其文学成就远比《骑兵军》逊色。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三十八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个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比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的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

《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熟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

《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却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此举，他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正像他所写：“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他对理想，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他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星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他渴望和向往自由，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因为他是诗人，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繁复而多样的，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

《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寒暄之后，便大谈马驹斯乔帕，用词情真意切，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父杀子，子弑父过程。在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却对此见怪不怪了。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苏维埃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的公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

《一封家信》的写作手法，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和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外省照相馆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这即是对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擅亦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就生来没有被赋予道德感。

《寡妇》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小说标题很调侃，别具讽刺意味，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就是把抢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团长舍维廖夫死后，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打得她满脸是血。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文末，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极致。

……  掩卷沉思，巴别尔的《骑兵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

一九八二年深秋，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和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将来若有可能，你不妨翻译《骑兵军》。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竟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五十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复印件，而是苏俄二十年代初版的。八十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这是苏联自五十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所评选出世界一百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作品。一九八九年全书脱稿，一九九二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二十四年过去，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识珠，再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也使我得以重译巴别尔，并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使之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

回忆巴别尔

伊·爱伦堡

巴别尔的作品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停版之后得以问世，使得连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闻所未闻的青年一代，可以熟悉这几部三十年前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初期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一六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他，高尔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满怀爱心关注着他的创作之路。巴别尔广为人知稍晚，是在一九二四年，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年轻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此后不久《骑兵军》问世。一九二六年我与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相识时，他已经尝到了荣誉带来的苦头，在回避那些过于纠缠的崇拜者了。《骑兵军》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巴别尔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一九二八年岁曼·罗兰曾写信向高尔基谈起他。一九三五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我记得，安利·巴比塞、亨利希·曼、让-利沙尔·布洛克、沃尔格·弗兰京都热情洋溢地会见了巴别尔。对于国内外读者来说，他是当代最引入注目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在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他与其他作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且在于对世界独特的理解。他是最准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他一九二零年的日记——那时巴别尔在第一骑兵军里。年轻的作者在日记本上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时印象。《骑兵军》里有个故事《基大利》，其中写了一个旧货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日记解释了《基大利》的出处：一九二零年七月三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米城遇到了自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记录下来：“矮小的犹太哲学家。异乎寻常的小铺子——狄更斯，笤帚和金鞋子。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是在为真理而战，可大家都在抢劫。”

《骑兵军》里的另一篇小说是《军马储备主任》。其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氏。他在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骏马储备主任济亚科夫真是幅绝妙的画像，带银色镶边的红色制服裤，雕花腰带，斯塔夫罗波尔人，阿波罗般的身材，灰色的短髭，四十五岁……是个大力士……谈到马……”又过了三天写道：“济亚科夫来过。谈话筒短：凭这马能得一万五千卢布，凭这匹能得二万，如果它站起来，那就是一匹马呀。”观在好像已把这种忠实地再现观实的作品叫“特写”。然而巴别尔的小说常常令我们惊诧不已，有时它们迹近幻想小说。他发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用让人吃惊的声音谈论着。有一类作家总是拉开非凡的架势，描写平平淡淡的东西。还有一类作家，则愿意以平淡的口吻讲述非凡的故事。巴别尔简洁动人地展示出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其中非凡总为平凡所冲淡，如同香精被水稀释，而悲剧性又为习以为常的事物所削弱。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他独厚短篇小说。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小时，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袒露的那些状态；也许正因为如此，爱的激情与死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拗地反复出现。

他写作非常之慢，对自己十分苛求，他留下了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例外，他的书都展示震撼过他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第一骑兵军的军旅生活，他曾是骑兵军中一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眷恋故乡，在革命前夜他写道：“敖德萨有人口众多，贫困和痛苦不堪的犹太人社区，有十分自负的资产阶级和非常黑暗的市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夜晚甜蜜而令人困倦，金合欢芳香醉人，黑沉沉的天摹上高悬一轮充满宁静和神奇光辉的月亮……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有来自纽卡斯特里、加的夫，马赛和赛伊达港的船；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德萨有过黄金时代，观在正处在富有诗意和带点漠然，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衰落时代。”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暴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勃卡·卡扎克，漫不经心鼠目寸光的怪人和凶悍的骗子，说笑话的能手和想走好运的猎人，是不会诞生在文人的书房里的：他们包围着少年巴别尔。《我的鸽子窝的故事》起初只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后来，就是一个成熟睿智的大师在叙述了。革命前，敖德萨被认为是笑话之乡。苏维埃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一批天才作家：巴别尔、巴格利茨基、伊里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鲜明、幽默，炽烈、厚重、浓烈的生活的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骑兵军》中没有对革命的律师辩护，革命也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骑兵军》的主人公们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对巴别尔来说，《骑兵军》中的战士们，并非我们在当今文学作品中时常见到的那种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上个世纪有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森林妨碍苏联作家观察树木。《骑兵军》中有激流狂澜和暴风骤雨，同时，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语言。高尔基说过，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比果戈理写查理波罗什人更好，更真实”。的确，很难无动于衷地阅读《盐》或者《多尔古绍夫之死》。

那种被老天主教徒们呼之为“肉欲的”、被现代清教徒们称作“兽性的”爱情，巴别尔坦然写来，全无虚伪的扭捏。丘特切夫曾提到的“阴暗朦胧的欲望之火”吸引着巴别尔，因为这种火光永远洞烛着人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的面具。巴别尔对莫泊桑的喜爱不能归结为这位法国作者的创作风格。如果说到巴别尔与外国作家的相似，那更先令人想起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科尔杜埃尔、斯坦贝克。巴别尔像他们一样力求不去叙述一个人，而是展示他，像他们一样避免作者的议论而注重对话。然而，我多少知道，巴别尔对美国文学颇淡漠而是崇拜莫泊桑，并且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与那些不如他那样喜欢莫泊桑的法国作家展开过热烈的争辩。他之所以看重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展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看重他的率真：“莫泊桑也许一无所知，也许知道一切：赤日炎炎的大道上驶着轰轰隆隆的驿车，驿车上坐着肥胖狡诈的小伙子波里特和一个结结实实，笨手笨脚的村姑。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与为什么干，那可是他们的事儿。天热、地热。波里特和村姑大汗淋漓，而驿车在赤日炎炎的大道上轰轰隆隆地驶过。这就是一切。”

虽说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来还写过长篇小说，但他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泛滥，语言贬值的时代，更加害怕冗长，他善于用三两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话富于个性，色彩鲜明，因而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面貌。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夺目；他像本世纪某些写生画家一样，寻求鲜明的色彩。他不怕出格，在小说《季·格拉索》中，他表露出自己的艺术态度：小说描绘了一位西西里悲剧演员的表演，他藐视常规，令观众折服。早在一九一五年，巴别尔在初试创作时，就说要在文学中寻找太阳，寻找饱满的色彩。他赞叹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惋惜“彼得堡压倒了波尔塔瓦。阿卡季·阿卡季耶维奇谦虚而又咄咄逼人地排挤了格利茨科……”对于习惯于拘谨羞怯的俄国散文的人来说，巴别尔塑造的形象似乎显得稀奇古怪，如同热带的鸟儿一样。如果论及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家系，那么首先令人想到早期的果戈理。

三十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寻找果戈理在乌克兰小说之后所走的道路。他常常说自己过于堆砌词藻，滥用形象，需要最大限度的朴素。根据那篇佳作《石油》，我们可以猜到他随后所写作品的面貌。一九一六年，高尔基劝告初始写作的作家好好研究生活，巴别尔七年没有发表一个字，尽管他仍在写。这时，他重又陷入沉默；从一九三六年起，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仍然勤耕不辍。他一如既往，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在写长篇和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一九四一年，享年四十七岁。

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总是戴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芒。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他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走运或倒霉的故事。他喜欢跳跃、奔跑，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

他谙熟多种外语，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但对他来说，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一九三五年，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巴别尔不讲本国语，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十五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人们笑着，同时明白了，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有了房屋，他甚至还有了勋章，但这对他还嫌少，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

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惜的是，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一九三八年冬天，在莫斯科时，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我当时曾想，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命运却另有安排。

他喜欢离群索居，喜欢“愚弄”人。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了鼹鼠的行踪。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别尼亚·克里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免得他把她杀了。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但他喜欢这个房间；安静，能写作。

他喜欢清静，却度过了颇不清静的一生。作战，戎马倥偬，认识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希望、全部苦难。他接近革命如同看到了自己珍爱的事物的实现，他所秉持的公正、国际主义、人性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

“朋友”这个词像所有的词一样，有多种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从来不出卖朋友。多年里他以自己的友谊支持过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一九三二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登门来访。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这件事，那我将痛苦万分……

巴别尔的小说还将长久流传。这是高尚的艺术。有某种东西使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伟大俄国作家亲近：人道主义、保护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和一个人对短暂而又不会重来的生命的渴望。……他生活在一个既高尚而又十分艰难的时代。他不仅坚信未来，还曾为之而斗争。他二十年代一篇出色的小说《卡尔-扬盖里》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些街道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盖里了，但为我奋斗不像为他那样，事情于我的关系不大了。我自语道：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盖里……你不会不比我幸福……”

巴别尔的读者将带着谢意回忆起他，他憧憬过他们的幸福，并为之奋斗过。

巴别尔

我三十岁以前翻译巴别尔小说《骑兵军》的时候，还没有去过他出生、成长和死去的那些城市，如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以及莫斯科，所以，我不可能读懂他的书，译文亦幼稚可笑。二十年后，我旅俄归来，巴别尔的形象才逐渐在我笔下变得清晰和明朗，他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才逐渐丰满和鲜活，栩栩如生地朝我走来。

巴别尔一八九四年生于南俄港口城市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而苏联时期没有一部文学档案能说清他的出生日月。《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表明，巴别尔的出生日期是俄历七月一日，即新历七月十三日。直到前不久，研究者才在一九一八年之前，敖德萨教会记录教民生老病死的手册中，发现用希伯来语记录的巴别尔生日：六月三十日。后来我在乌克兰基辅商学院档案馆，看见巴别尔一九一五年的一份简历手迹，他说他出生于六月三十日。

巴别尔在家排行老三，巴别尔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经营农业机械，他处心积虑地追求致富，想让巴别尔学农机专业，盼望有朝一日，子承父业。但巴别尔更醉心于对敖德萨港口纷繁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每日混迹盗匪横行的摩尔多瓦万卡工人区，被各种光怪陆离的真人版传说与故事所迷惑，对父亲栽培他经营农机之事兴趣索然。巴别尔除了对犹太人社区，还对音乐感兴趣，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是苏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苏联人民演员斯托利亚尔斯基（Пётр Столярский）。巴别尔生来就有语言天赋，他的法语讲得与俄语一样好，他还通晓英语、意地绪语和伊夫利特语，喜爱阅读和擅长文字表达，对写作特别有兴趣。不过，巴别尔的父亲却对此不认为然，他认为巴别尔这些爱好，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强迫巴别尔到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巴别尔被迫去学习，他一九一一年毕业，父亲又强迫他去基辅商学院深造，还协助父亲代理商业订货。

其实，巴别尔根本无心攻读商学，对父亲的买卖更是心不在焉。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基辅一家农机厂办理订货，他不专心看货，却将工厂老板详细揣摩了一番，回到学校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描写农机厂老板的小说。再有，巴别尔年轻时风流倜傥，天生多情，对谈情说爱兴趣盎然，他与农机厂老板女儿格隆范（Евгения Гронфайн）一见钟情，虽然格隆范中学尚未毕业，巴别尔却一腔热血地爱慕她，称她作天使。那时，格隆范还是梦幻少女，心地单纯，酷爱美术和文学，对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巴别尔一往情深。但是，农机厂老板，格隆范的父亲不看好巴别尔，他觉得他轻浮而毛躁，高傲而不切实际，与他家的门风和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他极力反对女儿与巴别尔交往。

不久，巴别尔上门向格隆范求婚，她父亲一口回绝，巴别尔一气之下，竟将格隆范拉上一架马车，两人竟然私奔敖德萨。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巴别尔和格隆范正式结为夫妻。那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在巴别尔老家敖德萨发动政变，与白军开战，不久俄国全境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经济崩溃。后来，白军被红军击溃，最终被赶出乌克兰，格隆范父亲的农机厂被布尔什维克没收，俄国强制实施国有化，格隆范父亲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流浪基辅街头，整天抱着个小钱匣，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俄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只惊弓之鸟”。

年轻的巴别尔也投身革命，他被布尔什维克接纳为红军“契卡”成员，所谓“契卡”，全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也是苏俄秘密间谍机构的前身。巴别尔成为红军特工后，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通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洞悉俄国发生的一切：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爱情与性”。巴别尔参加了“契卡”所有活动。比如，他参与了布尔什维克红军的“征粮队”（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отряды），亲眼目睹红军籍征粮对乡村实施大规模野蛮抢劫。他觉得，布尔什维克的征粮运动，是残酷的征战，血腥的屠杀和对文明世界的毁灭。巴别尔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身上，窥见到愚昧、冷酷、残暴、肮脏和幻灭，于是，他开始如实地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巴别尔说，他在写作时，产生了幻觉：死亡如洪水猛兽，狂暴迅猛而至，他和芸芸众生，面对死亡，无路可逃，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巴别尔所记录的感受前所未有，他急欲与人分享，于是他写下了第一批文字，就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作品。

巴别尔于一九二零年加入布琼尼（Семён Будённый）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他是该军参谋部主办的《红色骑兵报》的随军记者，他随部队在乌克兰西部与波兰军队作战，他亲眼目睹了杀戮和死亡，对他而言，骑兵军每一场战斗都是血与火的洗礼，死亡时刻在他内心引发剧烈骚动和恐怖，那段时间，巴别尔除了写日记之外，还给骑兵军战地报社撰稿以及给各级指挥部誊写公文，所有这些文字，后来均成为巴别尔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有些直接写入短篇体长篇小说《骑兵军》中。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期间，《骑兵军》部分篇章已在一些报刊杂志发表，引起文学界关注。一九二六年《骑兵军》全书首发，巴别尔让文学界刮目相看，他作为横空出世的苏俄年轻作家，很快成为文坛焦点。巴别尔获得了荣誉相伴，也同时遭人嫉妒，甚至憎恶，昔日红色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对《骑兵军》强烈反感，布琼尼认为巴别尔小说诋毁红军骑兵，他愤怒之极，威胁要像剁白菜那样刀劈巴别尔。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家在莫斯科郊外专门关押苏联政治犯的苏汉诺夫监狱（Сухановская тюрьма），发现了巴别尔一九三九年的被捕审讯记录，他辩称：“《骑兵军》一书对我而言，不过源于我自童年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它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无关，但是其中确实渲染了国内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和色情主义，漠视党的地位。”虽仅寥寥数语，足见巴别尔当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之大。

巴别尔的《骑兵军》出版后，受到苏俄读者广泛欢迎，其中既有拥戴红军的，也不乏同情白军的。当时苏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也承认，巴别尔不愧是苏俄最优秀的作家，《骑兵军》对红军和白军的描写都很客观，因为红白两军内战时，均无犯下烧杀抢掠之恶行。从这点上看，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托洛茨基和红色骑兵大老粗布琼尼，在评价巴别尔作品上，确实不在一个层次，托洛茨基还指出，《骑兵军》里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不粉饰和不歪曲，此一语即点出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真实性。

苏联时期，最关心和爱护巴别尔的，莫过于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他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对巴别尔的喜爱，说巴别尔那支笔，抨击社会毫不留情，让人感到难堪和窘迫。巴别尔的第一批小说，就发表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杂志上，小说发表不久，巴别尔连同《编年史》杂志编辑部被告上法庭，罪名是传播淫秽文学，后来经高尔基多方斡旋，原告撤诉，平息风波。

高尔基在事件之后与巴别尔长谈。高尔基说，尽管他的作品已公开发表，但还很不成熟，什么是文学，巴别尔几乎一无所知。高尔基对巴别尔说：“你到人间去吧。”巴别尔二话没说就走向了社会，做过多种职业，体验过不同人生，眼界逐渐开阔，世面越见越大，阅历也日渐丰富。他数年之后创作的小说，令苏俄文坛刮目相看，当时如日中天的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和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 ）等人对巴比尔的作品极为推崇。致此，巴比尔才算是在俄苏文坛立足，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也因此有了到欧洲考察的机会，他在国外拜会了慕名已久的苏俄流亡作家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和列米佐夫（ Алексей Ремизов）等人。

巴别尔蜚声苏俄文坛后，于一九二六年移居莫斯科，他开始享受苏联知名作家待遇，苏维埃政府在市中心分给他一套很漂亮的住房，供他和他的妻子格隆范居住。初到莫斯科，格隆范沉迷于美术创作，而巴别尔却有了婚外情，他迷上了年轻貌美的舞蹈演员卡舍林娜（Тамара Каширина），甚至搬去与她同居。格隆范闻讯怒火中烧，巴别尔后来向她赔礼道歉，想言归于好，但格隆范不原谅他，甚至甩手远走巴黎。

巴别尔遭遇婚变，心情郁闷，写作成了他宣泄的方式。那时，他写了整整一个系列的短篇小说，巴别尔为其拟名为《敖德萨的故事》（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苏俄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Сергей Эйзенштейн）读了其中一篇《本克里克的故事》，爱不释手，想拍成电影，遂嘱巴别尔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在剧本杀青之际，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奉命开拍，巴别尔电影被迫导演易主。最后，《本克里克的故事》拍是拍出来了，可却遭到斯大林红人，时任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 Каганович）低调处理，理由是，因为故事的作者和影片的主人公均为犹太人，所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放映这部电影，会激化苏联反犹情绪，引发社会动荡。其实，卡冈诺维奇本人就是犹太人，那时由于斯大林给他撑腰，他有恃无恐，四处插手国家事务，苏联上上下下对他倒是真的很反感。《本克里克的故事》有个不详的结局，故事的犹太主人公，最终被苏俄秘密警察枪毙，这似乎也在暗示巴别尔的结局。果然，1941年，巴别尔在莫斯科被苏联秘密警察枪毙。巴别尔死后，这部电影也随即消失，苏联再没有上映过。

再说，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发表后翌年，即一九二七年，巴别尔接受苏俄秘密警察的任务，前往欧洲与西方知识分子建立联系。他对外宣称是去欧洲探亲，因为那时他的妻子格隆范住在巴黎，母亲和姐姐住在比利时，所以，莫斯科没人怀疑他欧洲之行的目的。但是，巴别尔始料未及的是，他此行欧洲，在柏林遇见一位女人，她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位女人叫叶甫盖尼娅（Евгения Градун），长得颇有姿色，且善于交际，她是苏俄外贸官员格拉东的妻子。巴别尔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与之结伴漫游柏林，聊得情投意合，没几天，叶甫盖尼娅就在柏林的一家酒店委身于巴别尔。

叶甫盖尼娅，出身于白俄罗斯戈梅尔地区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差，子女多，全家仅靠父亲的一点手艺过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叶甫盖尼娅自幼追求奢华，爱慕虚荣，特别喜爱巴黎名牌时装，幻想嫁个富翁，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她的第一个丈夫，仅仅是个钳工，根本无法满足她的奢求，导致她对婚姻不满，平日里招蜂惹蝶，身边总有不少追求者。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她与钳工丈夫离异，嫁给了红军军官格拉东（Александр Градун ）。婚后，叶甫盖尼娅随丈夫进了首都莫斯科，住上了红军没收白俄达官贵人的豪宅，穿起了法国进口名牌时装，还经常出入上层交际场所，终日与名流为伍，宴会舞场，灯红酒绿，这一切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叶甫盖尼娅就是在那些场合，认识了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情人布里克等名人。

再说，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在柏林邂逅，缠绵数日，巴别尔公务在身，不敢久留，便与之告别，匆匆去了巴黎。在巴黎，妻子格隆范原谅了巴别尔与舞蹈演员卡舍林娜的私情，继续与她生活在一起，还将母亲和姐姐，从比利时接到巴黎，一个大家庭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了，不久，格隆范有了身孕，一年后生下女儿娜塔莎。

巴别尔在法国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十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点行装，声称要回莫斯科。原来，巴别尔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家中开销吃紧，虽然流亡法国的苏俄作家欣赏巴别尔的作品，但这并不能改变巴别尔在巴黎靠卖文为生，收入微薄的境地。再者，巴别尔觉得，他若长期侨居国外，国内的读者会逐渐淡忘他。因此，巴别尔思前想后，觉得回国谋生比较可靠和稳妥。但格隆范却不愿意再回到苏联，她带着娜塔莎留在了巴黎，巴别尔只身回到了莫斯科。巴别尔回国后，也曾重返巴黎探望妻女，但是时间一长，他就厌倦了，觉得频繁地奔波在莫斯科和巴黎之间毫无意义。最后，他选择放弃家庭，一九二九年，他与格隆范办理了离婚手续。

其实，一九二八年十月，巴别尔在巴黎打点行装上路，并未立即返回苏联，而是转道意大利去完成苏联间谍机构的秘密任务——说服高尔基返回苏联。那时，高尔基住在意大利卡碧岛，巴别尔的到来，使高尔基深感快慰。那时高尔基生活很窘迫，西方停止出版他的作品，没了进项，生活非常窘迫，就在此时，斯大林向他摇橄榄枝，发出请他归国的邀请，高尔基内心暗喜，却碍于面子不便主动回应。苏联间谍机构很清楚高尔基的状况，他们利用高尔基走投无路的窘境和对巴别尔的一贯好感，差遣这位秘密警察作家前来意大利，当面说服高尔基回国。果然，高尔基答应了巴别尔的请求，决定返回苏联。巴别尔欣喜若狂，回国后逢人便说，是他成功劝说伟大的苏联文学之父回归祖国。但是，高尔基回国整个事件的幕后，巴别尔却不见得洞悉，只有高尔基心里最清楚，他其实早该回国了，因为那是他在意大利实在活不下去了，巴别尔登门劝说，只起到了敦促他赶紧顺坡下驴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高尔基回国后，对巴别尔一如既往地关照。一九三三年，他将巴别尔介绍给斯大林认识。不过，他们见面的结果并不好，因为斯大林和巴别尔彼此不欣赏。巴别尔说，他向斯大林讲了俄国著名歌剧演员沙利亚宾（Федор Шаляпин）在巴黎生活的窘况，希望斯大林邀请他回国，斯大林听罢，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回不回国，只有人民可以决定。”这句话，在巴别尔的心中落下巨大阴影。

那年，巴别尔又见到了他在柏林的一夜情，即风情万种的叶甫盖尼娅。此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国家外贸官员的丈夫，嫁给了苏共高官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Ежов）。叶若夫一九二七年被任命为苏共收支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二九年，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农业政治委员会代表。他一九三零年结识斯大林，一九三四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叶若夫成为苏联内务部和国家秘密警察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叶若夫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工人家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是个酒鬼，身为内务人民委员，却根本不懂得怎么抓间谍，但是，斯大林却赏识他，觉得他的历史清白，因为他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派系的人。

在巴别尔眼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叶若夫，在苏联三十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了党和国家的三套马车，他们三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巴别尔便想起俄国画家沃兹涅佐夫（ Виктор Васнецов）的那幅著名油画《三勇士》。于是，巴别尔产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与叶甫盖尼娅的关系，结识并且投靠叶若夫，为自己寻得一把政治保护伞。巴别尔从那时起，就开始悄悄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身边的人只隐隐听说，那是“一部以国家高层人物为背景”的反间侦探作品，巴别尔甚至连家人都不点破小说的内容，他觉得作品发表前泄露内容，很十分危险，更何况小说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警察机构。其实，早就有人推测，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是叶若夫。巴别尔曾对友人说，小说的名字是《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总之，一九三四年，是巴别尔的重要年份，首先，他与相识两年的莫斯科地铁工程师彼洛什科娃（Антонина Пирожкова）结为伉俪；其次，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巴别尔的靠山高尔基当选主席，巴别尔自然成为苏联作协第一批会员。

再说叶若夫，他虽然出身工农，没有文化，但由于身居高位，身边经常聚集着一批精英，比如苏联著名记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戈尔佐夫（Михаил Фридлянд ），苏联著名战斗机试飞员，苏联英雄契卡洛夫（Валерий Чкалов）以及知名作家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等人，他们也是叶若夫家的常客。巴别尔进入这个圈子后不久，又一次，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让他他惶恐不安。苏联秘密警察向叶若夫提交了一卷磁带，里面是他老婆叶甫盖尼娅与作家肖洛霍夫在大都会酒店（Метрополь）215房间幽会的录音。叶若夫听罢，气得大发雷霆，把叶甫盖尼娅痛揍一顿，却不经意间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对巴别尔。因为那时，巴别尔一方面在政治上巴结叶若夫，另一方面还与叶甫盖尼娅眉来眼去。叶若夫把叶甫盖尼娅调入很有影响力的《苏联建设》（СССР на стройке）杂志做编辑，叶甫盖尼娅上任后，又悄悄安排巴别尔在杂志做专栏作家，每个月支付他数额可观的稿酬。

俄罗斯历史学家萨尔诺夫（Бенедикт Сарнов）说，叶若夫虽然痛恨肖洛霍夫勾引他老婆，却也没有动用职权，整肃后来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人说，叶若夫对他家文艺沙龙的座上宾都网开一面，对巴比尔亦如此。不过，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彼得罗夫（Никита Петров）却持异议，他说，自从巴别尔跨进叶若夫家大门，其一举一动，就已在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至一九三九年春季，苏联内务部所掌握的巴别尔材料，已经足够对他下手。比如，他的黑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巴别尔说，“苏共党员的奴性让人感到恐怖，每个知识分子随时都感到蹲监狱的恐怖。这就是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在苏联这块土地上，有才华的人没有地位和出路。党的文艺政策中，没有文艺探索，没有文艺家的独立性以及表现真实的技巧。”俄罗斯历史学家萨尔诺夫说，巴别尔这番话很有可能是讲给关系叶若夫夫妇的，因为，这是一番真诚的肺腑之言，这样的话，巴别尔只可能对叶若夫说，因为巴别尔视他为最亲近的人。

那么，又是谁，出卖了巴别尔呢？当然只能是叶若夫。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叶若夫这样做，是对巴别尔与自己老婆偷情的报复。其实，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暧昧关系，早已被叶若夫发现，虽然他嘴上说过，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之间是正常交往，显然那只是为了维持面子。但叶若夫被捕后他大力揭发检举巴别尔，说巴别尔和他老婆之间是赤裸裸的间谍行为。由于巴别尔的身份属于苏联秘密警察，所以，内务部对他的侦查周密而系统，一九三九年，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巴别尔，终于被从别列捷尔吉诺作家村带走，成了出卖祖国的嫌疑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巴别尔的记录。巴别尔在法庭上说，他在三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埋头撰写新书，并在1938年底完成了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和经历从事间谍行为。最后，他还请求法庭给他时间，让他将新书写完。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曾到狱中探望巴别尔，问他：“你为何要接近叶若夫夫妇，用生命去冒险？是想跟死亡做游戏呢？”巴别尔莞尔道：“我只想解开一个谜。”

巴别尔所说的这个谜，与他的写作分不开。那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短篇小说，上面提过，他最后所写的长篇小说是《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而写秘密警察，不仅仅要保持一份强烈的好奇心，更需亲身与他们接近，甚至亲近，也许这就是巴别尔为解开谜底，而去做的冒险。巴别尔为了这次冒险，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苏联老作家伊斯坎德尔告诉我说，巴别尔原本可以避开牢狱之灾，更不必惨遭死刑。

一九三五年，他曾随苏联代表团前往法国参加“世界保卫文化与和平大会”，原本斯大林不同意他出国，但大会主席团点名要见巴别尔和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斯大林无奈，为了维护苏联的面子，被迫同意他们两人前往，此事本身已经从侧面说明了斯大林对巴别尔的态度。巴别尔去了巴黎之后，本也有可滞留不归，因为他的前妻、女儿、母亲和姐姐那时都在巴黎和比利时定居，更何况，母亲和姐姐曾经提出了让巴别尔留下的请求，何况那时巴别尔已经红遍欧洲，法国作家罗马·罗兰（Romain Rolland） 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都极其欣赏巴别尔，假如巴别尔开口移民欧洲，他们也都会帮忙。但是，巴别尔最终也没有开口，他知道，移民欧洲的费用是个天价，他和妻子彼洛什科娃根本负担不起。

一九三五年，巴别尔在巴黎开完会返回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建设》等媒体撰文，他还做了一期纪念高尔基专刊，歌颂他的文学教父。然而，仅隔一年，一九三六年，高尔基突然死去，巴别尔哀悼之余，心中愈感悲凉，苏联一场大风暴迟早将临，他最终在劫难逃，因为他失去了高尔基这个保护神。那时，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名人荟萃，正办得红红火火，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交往更为频繁，他们不仅在家见面，还在野外幽会，直到有一天，斯大林突然闯入了叶若夫家的名人沙龙，事情才急转直下。

叶若夫的同时代人会议说，斯大林偶尔也会自驾车，或者送叶若夫回家，或者亲自登门拜访。那天，斯大林驾到之时，叶若夫家正歌舞升平，斯大林与大家握手相识，赞美叶甫盖尼娅的美貌，他甚至称叶甫盖尼娅是“红发天使”。有历史学家推断，说斯大林此次微服私访，是因为暗恋叶甫盖尼娅。如此看来，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就愈加复杂了。假如巴别尔接近叶若夫是为了寻找保护伞，那么，他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苏联时代，人们都是靠告密起家，靠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的。比如，叶若夫的前任雅各达（Генрих Ягода）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党中央书记，他在任期间，经斯大林授意公审并枪决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后自己也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篡权者，卷入了反苏同盟大案，结果被送上法庭，定罪枪决。叶若夫每每想起他，便浑身战栗，寝食难安。斯大林的微服私访，更让他意识到大祸临头，生命将尽，遂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与叶甫盖尼娅离婚，并约定永不相见。叶若夫离异后，安排叶甫盖尼娅去南方度假，叶甫盖尼娅在那里突发精神病，服下安眠药（苯巴比妥）自杀身亡，叶若夫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即便如此，叶若夫也没有逃过一劫，他于当年被捕，根据叶若夫临死前的审讯记录，他供认巴别尔和其他文化名人是外国间谍。一九四零年，叶若夫被执行枪决。叶若夫入狱后，苏联相继有一百五十万知识分子被捕，其中有一半人被枪决，斯大林的整肃运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叶若夫家的座上宾戈尔佐夫遭到被捕和枪毙，战斗机试飞员契卡洛夫也在试飞时神秘地摔死，连妻子叶甫盖尼娅的前夫格拉东，也被处以极刑。

叶若夫遭到清洗之前，巴别尔问他：“假如我被逮捕审讯，该怎么办？” 叶若夫说：“你就死扛，什么别不承认。警察对你一点辙都没有。”天真的巴别尔信以为真，后来他被捕入狱，在审讯初期，巴别尔不发一言，拒绝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和交代所谓叛党同谋，但随即遭到了警察的严刑拷打和逼供，受尽折磨，最终还是被迫招供。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一日，苏联作家在《苏联文学报》上纷纷表态支持大清洗运动，发表了三十多篇效忠声明，论述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支持党中央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也被迫在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谎言、背叛和奴颜婢膝》（Ложь,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смердяковщина）。他在文章中，明确表态支持斯大林对苏联著名党务和国务活动家比亚达科夫（ Георгий Пятаков）的整肃，还致函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说苏联开展大清洗对工人阶级是必要的，但却引发了知识分子的误解。历史学家认为，单凭这封信，巴别尔就可能被投入监狱。除此之外，警察在巴别尔在家中起获了不少他收藏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很多被斯大林定性为“人民公敌”的，这也为巴别尔加罪一条：同情被清洗者。

一九三九年，苏联画家瓦涅齐安（Арам Ванециан）给巴别尔画了一幅肖像，成了巴别尔留在人间的最后图画。四月，巴别尔在列宁格勒举办了最后一场小说朗诵会。四月十五日巴别尔被捕，理由是，他为外国机构从事间谍活动。巴别尔妻子彼洛什科娃回忆说，十五日清晨，她住在莫斯科市内，而巴别尔住在郊外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两位带枪的秘密警察先将彼洛什科娃叫醒，带着她驱车赶往作家村，他们上前去叫门，巴别尔没有马上开门，彼洛什科娃知道巴别尔那时在穿衣服，他不会光着身子出来开门。巴别尔开门后，警察走进去搜查，彼洛什科娃随后走进屋来，她见到屋中的气氛很紧张，就对巴别尔莞尔一笑，说：“我还以为你去敖德萨了呢。”这时，两个警察把巴别尔的书稿和书信，装进一只只大口袋里，彼洛什科娃见状，又说：“真可惜，那是我们的家信。”其中一位警察还接茬说：“我们对你们的家信没有异议。”他说得对，因为无论对警察还是巴别尔本人，最重要的不是家信，而是手稿，那时，警察最想要的是巴别尔的从事间谍的证据，而巴别尔则想保护自己刚刚杀青，还未来得及修改的长篇小说。

根据苏联四百一十九号秘密卷宗披露，秘密警察前去搜查巴别尔的住宅，师出有名，内务部怀疑他“参与反苏阴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秘密警察逮捕巴别尔的时候，还没收了他的全部手稿，具体数量是，十五个文件袋，十一个个写满字的本子和七个写满了字的活页夹。

巴别尔再也没有见到他被没收的手稿，而且至今查无下落，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那些手稿后来都被秘密警察销毁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销毁手续。关进了监牢的巴别尔更是凄惨，他开始拒不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被施以酷刑后，他精神彻底崩溃，竟然胡编乱造，“交代”了间谍组织的全部名单，名单中包括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戏剧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Мейерхольд）和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等十余名苏联著名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巴别尔还被迫承认与托派有关系，在苏联作家、演员和导演中间，曾散布反苏言论以及为法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审讯记录显示，巴别尔说，他1933年通过作家爱伦堡认识了法国间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并向他提供了苏俄空军情报。虽然，巴别尔后来给苏联总检察长写翻供信，坦言他是在重刑逼供下胡编乱造，栽赃名人。尽管如此，戏剧家梅耶霍尔德还是因此锒铛入狱，最后被判处死刑。

巴别尔自一九三九年五月起，羁押在莫斯科郊外的苏汉诺夫监狱，当年在监狱的地盘上，有一座“圣叶卡捷琳娜”教堂。巴别尔和叶若夫都关在此，仅一墙之隔，先后遭到枪决，这听上去似乎非常讽刺，但却是事实。

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巴别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名单由斯大林亲自签属。巴别尔的死刑由内务部行刑队执行，具体执行人是，莫斯科卫戍警长布洛欣及行刑队队员费季索夫和卡里宁。苏联内务部档案记载，行刑地点就在圣叶卡捷琳娜教堂旁边，卫戍警长布洛欣，走上前去，朝巴别尔头部开了一枪，杀死了这位文学天才。巴别尔的遗体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Донской монастырь）。时隔九天，即一九四零年二月四日，曾被巴别尔当作政治保护伞的叶若夫，也在同一地点被枪毙，并葬在一个杂乱的大坟场。

至此，巴别尔的好奇心终于划上了一个句话，一个神秘而急促，残忍又无奈的句号，一如他不朽的作品《骑兵军》。

这是贵州文学院2023年8月19日在贵阳也闲书局举办的第54期“精读堂”讲座，中国俄语文学翻译家、作家、学者孙越作主讲嘉宾。他从巴别尔的写作风格入手，沿着巴别尔的人生轨迹走了一遍，让听众不仅享受到文学的美感，还能深入思考和体验到其中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感受到巴别尔作品独特而深刻的魅力。

“精读堂”讲座活动这些年来足迹广布，构筑起“没有门槛和围墙”的公益课堂，推动文学进校园、进社区、进书店、进少数民族地区、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做经典阅读的“引路者”，大力提升优质内容供给，广泛传播文学阅读理念，向人民群众传达党和国家的文化创新理论，给基层群众带来丰沛精神滋养，为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作表率、立标杆，对推动全民阅读，助力提升民众文化素养，促进全省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