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硕 | 黔南之行
作为一名资深“宅人”，贵州的南部除了坐火车和驾车路过，若以步履所及，实在是有限。大学时有两个好闺蜜，一位在贵定，另一位在都匀，彼时我便到过贵定和都匀；工作后，曾与几位好友到龙里游玩过。仅此而已。对我来说，贵州的最南方就是都匀。若逢外地朋友向我问及黔南，只能是什么小七孔、牙舟陶、水书跟马尾绣这类“标签化”的黔南。
除了独有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黔南还有顶尖科技的“中国天眼”（FAST），世界上桥塔最高的三塔斜拉桥“天空之桥”，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的家乡，中国西部赛马城等。地域魅力、科技进步、红色记忆、人文进步，这里应有尽有。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黔南仿佛就是贵州“后发之势”的一个缩影，一种全息的展示。
据说有人专门做过考证，说刘伯温“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为后人伪托。指出这则“预言”应该出自大跃进时期，还列出了一些“证据”。这种结论，显然有些片面。因为这则“预言”即便为后人伪托，也当是晚清之前。有资料记载，贵州第一个状元赵以炯夺魁后，时在京城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曾写下一副楹联祝贺：“沐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90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从李端棻的文字可推论，清时即有“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的说法，至于是不是刘伯温所言，其实并不重要，而是李端棻的“忆仙笔”所指由来已久。古老中国的道家、阴阳家及有关玄学，常有方士、术士作“预言”，只是为什么会针对500年后的云贵，这不得而知。五百年前的江南，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当然堪称一流，彼时世界对贵州的认知是“唯尔贵州，远在要荒”。既然要“五百年后看”，那最核心的问题即是，而今的贵州，已然出落在这则古老的“预言”之中了。
在“中国天眼”（FAST）瞭望台的“隔壁”——天眼书屋。这一区域视线开阔，地貌相对平整，远处没有巍峨险峻的连绵高山，只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小山峦，秀丽又不失个性，有的甚至还有那种低调的“耍酷”。待你认真注目，又感觉它们不像是小山峦，而是一些各有风姿和诉求的精灵，那种鲜活而不张扬的生机跃然而至。
这一带山川秀美，没有常见的工业或旅游开发气息，但所有的配套建筑和相关设施，在整体规划、造型设计、颜色和材料选用上，都极具天文或航天调性，这种自然山水与前沿科技的混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级感，更是一道我在别处从未遇见过的风景。都说好奇心和被打动，是激发灵感的前提，为此我还得意地给同行的文友们说，我是第一次来，感觉托了“天眼”的福，真切体会到国家在贵州大山深处播撒了足够的科技感、未来感，有种想书写这片土地的冲动。
天眼台址在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洼地”，这种喀斯特洼地，就是民间所说的天坑。天坑贵州多的是，但“天眼”所需的台址仅此一家。通过国家专业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大窝凼洼地直径为546米，“天眼”射电望远镜口径为500米，确实是一个“天选之地”。
天造地设，尤见造化之功。古老而原始的自然之作，与人类最前沿最先进的科技相遇，一起创造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天坑变天眼，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亿年等一回。一个曾经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华丽转身为“万邦来朝”的“中国天眼”。
说“天眼”承载了时代的重托，它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天眼”，贵州不仅看世界，还要看宇宙苍穹。500米口径的“天眼”，作为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将在20-30年内保持“世界之最”。作为一名从小就好奇心爆棚的理科生，“天眼”的强悍功能与使命，满足了我对搜索地外文明、外星人信号、宇宙边缘，观测暗物质和暗能量等等的所有想象。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的桥梁博物馆参观时，看到贵州道路桥梁的过往，那些已故的、健在的筑梦人，那些为贵州文明进程奉献过热血的人，那些前赴后继的身影，一张张面孔，一个个作业的现场，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我故去多年的父亲就是他们的同行，从三线建设到他退休，参与过无数的道路桥梁建设。父亲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是参与修造兰海高速的贵遵段，他是监理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工程师证书是1982年5月颁发的，不知道是不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拨（过去叫“技术员”），上面的印章为“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除此我还保留着他生前手书的“回忆录”，除了自己的生平介绍，更多的就是工作记事。每次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我总是有一种冲动，希望有一天我会将之移植到我的文本里。这次采风活动，让我更加确信，得写一写贵州自己的故事。这片滋养我的土地，这片播撒过我父亲等公路人无数智慧和汗水的土地，我受惠于此——愿所有如他一般的贡献者们，能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复活”。
从桥梁博物馆出来后，我还给同行的文友说，这片土地托起了我们的一切，真想为它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即便相较那些地摊文学和综艺节目，纯文学“门可罗雀”，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可以在创作中露出这些贵州的人和事，以文字向这片土地致敬，权当是我们献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这次活动，我受邀作了一个题为“隐匿在新诗里的现代性”讲座，与大家分享我对现代性的认知。活动地点就在天眼基地的“天眼书屋”，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黔南）就设在这里。在我看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具有内驱力的“活水”，就是文学的现代性。
无论怎样，文学创作应该对刻板的读写习惯保持警惕。我们的大环境不断在改变，作为创作主体的我们，也在不断地对内在和外在的一切“存在物”进行探究，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文学的现代性，是因为文学始终“承托万物”，它与人性的深广有关，与生活的大小环境有关，与时代的发展有关，它的内容形式及表现力，从来就是一个“变量”。
就我个人的观感，在一个充斥高科技和前沿学科的地方，一群文人作家，聚焦人文领域讨论和交流“诗歌的现代性”，也当是一种“先进性”的体现。这应该是对文学和时代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天眼”的致敬，对贵州及黔南文明进程的致敬，更是对全社会共同促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致敬。
波德莱尔说过：“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来理解，现代性是一种实验的、前倾的姿态，是以短暂性、当下形、过渡性在不断致敬未来。它反对标签和定论，是以质疑、解构、创新的姿势，立足回归事物的本来，去无限探索。
因此现代性并非批判和颠覆的本身，它是不断觉察问题的本质和实行自我覆盖，不断向前。它其实有个不是闭环的闭环，就如波德莱尔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即文艺的光辉和高贵，包含对人性不倦的探究和解读，对真善美永恒的追求，对生命及它所依存的大千世界不断发出“回声”。
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一定是具有“现代性”的。他的作品里会有对人类（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注和焦虑，会呈现自己如何与时代和世界发生联系，会有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往往不是约定俗成、被普遍接纳和习惯的一套，它始终是探索的、先锋的。
这个意义上，诗歌和文学的语言永远只是一个中介，是激活抵达终极真相之“路径”的某种妙物。就如接下来，如果我要为此次的黔南之行写一组诗，应该包含传统而抒情的黔南，拥有自然和人文双重魅力的黔南，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领域别具一格的黔南，承载高科技和现代主义的黔南。也就是说，我希望有这样的路径和效果，一个视角多元又别致的创作主体（我），邂逅一个不一样的黔南，甚至是一个全新的黔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