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平 | 叙事内外

《开刃之秋》是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门2021年重点扶持作品，也是贵州省作家协会重点创作项目。

当冯飞对我说，他要写一部贵州地下党的历史长篇小说时，我很吃惊，这类题材，是诸多作家不敢触及的。

在中共党史上，贵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转折地，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即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1934年9月，以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贵阳秘密成立“九人工委”，一面寻找党的上级组织，一面发展进步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压迫和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省工委建立后，受中央特派员潘汉年指示，贵州地下党成功获取国民党军用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图，为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战役胜利提供了保障，此役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要以小说方式呈现这段历史，难度是非常大的。

省工委成立后，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今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活动地点。其时，贵阳有民谣云，“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说的是清末民初贵阳三个大家族的实力。华家经商办企业，唐家官多位显，高家则坚守传统农耕。高氏不但以传统农耕传家，祖上还出过高廷瑶这样的折狱能手。

贵阳高氏政治态度开明，早期中共地下党活动，即得到了高家的有力支持。这一时期，高家后人有11个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除当时的文笔街高家花园，乌当区北衙寨高公馆（今中共贵州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也是当时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

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虚构，在真实的历史大背景下，写贵州地下党，早期创始人林青、秦天真、徐建生、高言志、黄大陆、刘雪苇（刘茂隆）等人，也都是真人真事。尽管冯飞在小说中加进了几个虚构人物，但受史实限制，创作此类题材文学作品，可发挥空间极小，可谓捉襟见肘，无以发挥小说虚构的优势。

另外，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创作，一方面要通过重大选题的出版审查。另一方面，在收集素材上，有时候读了十几万字的史料，未必找得出一句可用的东西。其三，当年的地下党工作，凡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证据都会付之一炬，能找到的有价值史料少之又少。诸多问题，因缺乏佐证资料，在中共党史上也是难题。加上一些历史既有定案，没有有力证据，没有新的重大发现，很难突破现有框架。

曾有宣传部的同志问我，现在写一部红色题材作品，能否超越《红岩》？

我不知道问我的同志说的“超越”指的是什么。如果指作品影响力和影响面，《红岩》的创作和出版，可以说是全民共阅一本书的时代，《红岩》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和特有的红色文化符号。反观当下出版业，不含常销图书，年均出版各类新书为20余万种，加上影视、互联网、手机阅读等的冲击，一本纸质书籍的有效读者还有多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代人的阅读眼界、思维、可借鉴文本之丰厚，表现在文学创作“技术”这一层面，却是那个时代无可比拟的。这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优势，这个优势的相反面，是海量信息的真伪鉴别。再者，《红岩》里的人物写的是“原型”，《开刃之秋》里的人物都是真人真名，写的是“原人”。

冯飞要写贵州地下党故事，一开始我就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比他编撰《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要难上好几倍。

冯飞的《开刃之秋》，以淞沪抗战老兵董亮清奔赴贵州开场，最后，再以董亮清帮助刘雪苇越狱，并护送其离开贵州结束，这个结构是很紧凑的。

董亮清是山东德州人，早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寻找组织，董亮清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国民党要打共产党，找不着组织，“我”就参加国民党的部队，总有一天会在战场上相遇，那时掉转枪口，不就找着组织了吗。

但事与愿违，董亮清的部队还没来得及与共产党交手，即爆发了淞沪会战。打日本鬼子董亮清也用不着手下留情，于是立功当了排长。淞沪会战失利后，董亮清奉命辗转贵州。这一路，他就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一心想着要找到党组织。

到贵阳后，董亮清带领的一个排，被安排到“贵阳模范监狱”当差。这时候，他注意到常在六广门“又一村”聚会的一群人。这群人中有高家少爷高言志，青年学生徐健生、秦天真，还有黔军第三师少将参谋长黄大陆。他断定，这些人就是共产党。但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董亮清已经是个成熟的中共党员，不敢贸然行事。而且，对方对一个国民党警察也格外小心谨慎。于是，董亮清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时机。

鉴于《开刃之秋》的纪实性，小说的故事悬念设置，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又带入了抗战这个大背景。

在董亮清的“等待”中，小说借机插入了贵州地下党的种种活动。

董亮清寻找组织的同时，贵州地下党也在积极寻找上一级组织。是时，贵州军阀的明争暗斗，不但掺杂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纠集了四川、云南军阀等各种势力，加上地方匪患，贵州当时的环境是复杂的。各种势力的明暗角逐，加上抗日战争、国共斗争，《开刃之秋》即是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叙事。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抗战题材作品，如《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这类具有同一政治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被约定俗成冠以“红色经典”的称谓。“文革”后，此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因“样板”化缺陷，曾经历了相对的沉寂期。

1987年，因电影《红高梁》的走红，再度掀起“红色经典”热潮。但伴随改革开放，受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此类题材作品随之出现了颠覆、解构等粗鄙化倾向。同时，还遭遇了游戏、娱乐、商业利益的价值驱使，甚至出现了戏说、调侃等低俗观念的冲击。近几年来，在国家文化策略和历史怀旧情绪的合力推动下，再度回归的“红色经典”已然有了另一种面貌。

《开刃之秋》就是“袪魅”后类似题材的再度展示，其有严肃、庄重的叙事姿态，在宏大背景的叙事框架下，针对当下的浮夸做派，这是一部真人真事，很写实的作品。如遵义会议会期间，林青与党中央的联系、林青就义，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如邓止戈、缪正元获取国民党军用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图，高家被土匪所劫等章节，再如董亮清在狱中与林青坦诚中共党员身份，越狱等章节，皆以朴实无华的笔调娓娓道来，所着文字荣辱不惊，得体庄重，有洗尽铅华后的平淡与从容。

《开刃之秋》作为重大选题项目，现在，经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机构的审查，终于出版发行了。我为之高兴，在此，我向冯飞以示祝贺。

为写《开刃之秋》，采访、查找档案、购买二手资料，冯飞下足了功夫，乌当区北衙寨高公馆（中共贵州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就是在他的呼吁下保留下来的。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尚有更多的历史资料不便运用于小说，冯飞索性又赴毕节、黔东南、安顺、遵义，以及山东、云南、四川、重庆等地，对当年的地下党或其后人进行逐一采访，获得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截止到目前，冯飞先后与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孙师武、李光庭、蓝运臧、毛祖坎等121位地下党或其近亲属取得了联系，累计访谈约650余人次。其中，年近期颐的毛祖坎、冯唯民、马正富等老人，当年都是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地下党交通员。冯飞以此为基础，又创作了一部近80万字的贵州地下党纪实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同样值得期待。

   (作者系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