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堂第85期 • 录音整理 | 《影响深远民族融合创举——清镇屯堡文化对话》

商善律：屯堡是一个近些年兴起的对明清在贵州屯田开发的文化遗存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共贵州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作出的关于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的重要部署的内容之一。何为屯堡？明代学者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记载：“惟我朝之制，就在卫所，所在有空闲之地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战。”这是“屯堡”作为名词第一次见之记载。咸丰年间的《安顺府志》也有“郡民皆寄籍，唯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敕洪武调•北征南。当时之官……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的记载。《明史·食货志》：“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这些记载说明，军屯和民屯从开始就是有明显区别的。清镇作为黔中战略要地，是明朝屯军的重要地方，在贵州的屯堡文化研究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弄清楚明朝在清镇实行屯堡开发的历史背景，首先要弄清楚明朝初期发生在贵州的两件大事：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

先说调北征南。从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军事行动，目的是消灭割据云南的元末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反复无常的土司势力。起截时间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相对于“调北填南”来说，这是一次比较短的时间。1368年，明朝建立。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的形势：元末残余势力：把匝剌瓦尔密、纳哈出和明升“大夏国”等对明朝政权的威胁。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三年（1370年）分别派使者招降梁王无果，又于四（1371年）年和八（1375年）年分别派王祎和吴云招降，均被杀，遂决定武力征讨。平定云南期间“上前后下玺书数十，悬断万里，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赋，兴学校，瘗战骨，广屯田，远迩近悦，以是遂大定。”对于贵州的土司，朱元璋多次在玺书里对傅友德明确指出：“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保也。”“霭翠之地，必用十万众乃可定也”《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平定云南后，傅友德于班师途中在清镇驻军6000余户，拉开明朝在清镇屯军的序幕。此后，直到洪武末年，朱元璋通过在贵州设立大量的卫所，实行屯军开发，使军队自给自足的同时，还能为国家缴纳赋税，实现了对贵州和清镇的大规模开发。所谓屯军，从最终结果来看，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军事移民。

再说调北填南 由于屯军实行“七分屯田，三分戍守”的军事管理，间有军事训练和作战任务，加之人数有限（一个卫所只有5600人），对当时地广人稀、且绝大多数都是原始耕作方式的少数民族的贵州来说，开发力量远远不够，于是开启了另一种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方式：鼓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湖广（湖北湖南）等人口密集、生产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的人到贵州屯田开发，政府给与一定的免除兵役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于是从洪武年间到正统年间，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潮，大量由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开始涌入贵州、涌入威清卫，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超过160万人，永乐年间则有35万人以上。这些移民全部携家带口，呼朋引伴，聚族而居，在政府划定的地盘上开垦荒地，建村立寨，实行屯田开发，民屯由此兴盛。此后一直到明末，移民一直没有停止，只是和前期相比不成规模而已。这些移民带来的内地先进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贵州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迈进，汉族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其他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调北征南”是不得以而为之的短期策略，而“调北填南”则更为长远，对贵州和威清卫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兰道宇：清镇的屯军文化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清镇的屯军时间跨度较长，从洪武年间一直到明朝末年，持续了240多年。其次，清镇的屯军类型齐全，既有普通的威清卫的按照明朝军事制度设立的前后左中右千户所，也有根据当时军事形势和地理条件设置的特殊的镇西卫的守御千户所。威清卫千户所以屯田自给为主，兼顾地方防务。士兵农时耕种，闲时军事训练，战时集结出征，属“寓兵于农”的典型模式，职能较为综合。镇西卫守御千户所专职军事防御，机动性灵活性较大，因此屯田比例较低。士兵常备不懈，应对突袭或长期战事，装备与训练标准通常更高。此外，清镇的屯军分布呈点状，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附近和鸭池河河岸索桥、渡口等处，防范水西偷渡突袭，以确保军事防御和农业生产的需求。

谭俊陆：清镇屯军历史悠久，从明初调北征南到崇祯年间共240多年。

洪武四年(1371)建贵州卫(今贵阳)，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立威清卫，焦琴任威清卫指挥佥事，洪武二十六年(1393)，焦琴领建威清卫城。威清卫下设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设十个百户所，百户下辖总旗和小旗。额定5600人。

从明朝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长达十余年的“奢安之乱”被平息后，于崇祯三年(1630)设立镇西卫。之前，先有鸭池一路，明军在平叛的过程中边打边建城，首建甘沟城(威武所)，再建簸箕陇城(今新店教场村)和鸭池城(今新店茶店村)。镇西卫下辖有，威武守御千户所、柔远守御千户所、赫声守御千户所、定南守御千户所(今普定县城北)，四个守御千户军户除参加军事任务外也实行屯田。

清朝建立之初，仍袭明朝的卫所制度，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朝准从云贵总督范承勋的疏请，将威清、镇西两卫撤并设县，县城选址在威清卫城(今清镇城区)，取威清卫的“清”和镇西卫的“镇”，命名清镇县。

清镇屯军的屯军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威清卫屯军；二是镇西卫屯军。一个始于明初、一个始于明末。威清卫主要沿黔滇驿道呈点状分布屯军，东接贵阳、西南抵平坝县城东；镇西卫主要沿三岔河、鸭池河沿岸等主要关隘屯军、跨今清镇西北、平坝乐平、七百房、普定县北等地。今天清镇的中一、中八、右七、右二、左八、右八、石关(中六)、龙井(中五)、后五、犁倭村小坝（左九）、犁倭右拾村（右十），还有划归观山湖的百花湖边的中七、中九、中十等地，均为明朝在威清卫屯军的百户所驻地。这些驻地均属贵州宣慰司地。其目的是把守贵阳西大门、保障驿道畅通、防范水西反叛。卫所军兵多来自江西、安徽、南京等地的24姓。而镇西卫驻地原为贵州宣慰司亲辖的“水外六目”之地，其设置的目的是防范水西反叛。官军多来自湖广及四川。其军制，只设四个守御千户所及三哨，没有完全按洪武时期的军制设置，百户军官设置较威清卫少得多，没有固定的百户所驻地。

商善律：在清镇生活久了的人不难发现，清镇有许多带有屯和堡、哨的地名，根据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发现，这些都是明朝军屯和民屯遗留的痕迹。以前我曾经认为，因为清镇军屯名称的特点太过明显，军屯和民屯是截然分开的，屯和哨是军事单位，堡则是民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原因是，明朝中后期，屯军衰退，很多军屯名存实亡，大量贫困农民（移民后裔）不断入住军屯，他们入住后，不断将军屯进行改造，使军屯逐渐失去原来的面貌而变成民屯，最终成了今天较大的村寨，有的甚至可能已经被遗弃荒芜，踪迹难觅。这就是现在我们在清镇除了个别地方看得出有点军屯的样子外，基本上找不到屯军的痕迹的原因，只留下30来个方位带数字的地名。其余20来个军屯在哪里，还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现在能下的结论是：凡是带有方位加数字的地方，一定是军屯，如中八、左六、右七、后五等；带有“哨”字的地名，以前也一定是军屯。而带有“堡”的地名，则有可能是军屯，也有可能是民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原来的地名已经消失，从今天的地名区推测他们究竟是军屯还是民屯，在缺乏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妄下结论是不科学的。例如张官堡、刘官堡等、王官堡、陈亮堡等，最初究竟是军屯还是民屯，还有待考古发现。

谭俊陆：说起清镇现存的军屯遗存，是一个不太好展开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变异、地理特征和屯军户籍来源等情况决定。从高岩在清镇屯军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很多原来的地理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在解放前编印的《清镇县志稿》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大部分屯军遗存因“代远年湮，不能尽考矣。”现存的近30个带数字的地名，已经看不出当年屯军的痕迹，仅在新店茶店原赫声所遗址还残存着南门，站街原威武所大西门城墙和卫城镇原镇西卫城墙等。除了明威将军高岩墓葬、威清卫指挥焦琴墓葬外，在近年的田野调查中，陆续发现了威清卫指挥同知杨渊墓葬和右所百户席九鼎墓葬。由于当时来威清卫屯扎的军队主要以湖广和两江户籍为主、少量安徽福建户籍构成，因此很少又今天别的地方看到的着宽衣大袖、操凤阳口音的屯堡人后裔。据杉树村大坡上村民回忆，红枫湖建成前，北湖一带的桃花园尚有部分典型的屯堡人后裔，但因搬迁后杂居，屯堡后人逐渐被同化，随着老人的逐渐离去，现在请在已经没有可以明显辨识的屯堡人后裔，但大坡上代代相传的地戏尚存。

谭俊陆：明代以前，贵州地广人稀，很多耕地尚未开垦。农业生产处在半原始的状态，生产力低下。农耕技术比较粗犷，翻犁田土基本不用牛耕，许多地方还使用踏犁，作物品种也以荞、麦、栗、稷、粱等旱地作物为主，水田稻作较少；种子很少选择，随意播种，加以管理粗放，很少中耕除草，施肥不多等等，致使作物产量不高。明朝建立以后，通过军事移民、募商设屯、招徕游民垦殖等方式，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威清卫所领5千户所分布于清镇市东部沿猫跳河一带，也就是今天大星、中八、东门桥、簸箩、云归、百花湖、康济、高乐、梨倭等乡村。卫所的建立除了军事的需要外，主要就是就地屯垦，故多为“三分守城，七分下屯”，据贵阳通史载；当时威清卫有田17437亩、土23913亩，共计41350亩。军屯以卫所官兵为对象，按职务的大小授予多少不同的土地，军官所授者称职田，多少依职务而定，以准俸禄：都指挥使292亩8分，都指挥同知231亩4分，指挥佥事115亩2分，正千户76亩8分，副千户65亩2分，旗军每人一份，以18亩为一份，至于民屯，明朝建立后采取“移民实边”的办法，有组织地迁往贵州各地安置，进行垦殖以满足驻军粮饷之需，补军屯之不足。威清卫的民屯屯田数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军屯、民屯的建立，加大了土地开发的力度，为清镇的农耕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推广牛耕，提高生产效力：明朝以前，牛耕，内地早已十分普遍，而贵州虽早养牛，但基本不用于耕田，威清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牛大多是作为财富的象征，“以夸富厚”；或作为聘礼、祭牲、斗牛、宰杀盟誓等，且将牛“任其放牧，未尝饲养，夏则放之水中，冬则藏之岩穴“。（今清镇龙潭、腊腮、大谷佐等四印苗族村寨仍保留十三年一次的杀牛祭祖习俗。），故耕田种地不以牛耕”。而以踏犁（类似今天的洋铲）进行耕种。因此卫所的建立则成了牛耕耕作技术推广的先导，洪武二十年九月，朝廷命湖广都指挥使司购牛2万头，分发云贵沿途卫所以供屯种，洪武二十三年，因耕牛不足，以沅州及思南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6770头，分屯田诸军。实现凡屯田之处，官府均发给牛具、种子。从此之后以牛耕，犁而为田的地方逐渐多起来，至少驿道沿线，牛耕已基本普及，牛耕的逐渐推广，牛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于是养牛更加普遍，据记载，当时官牛数量很大，每卫数以千计，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效力，解决粮食不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故徐霞客途经威清卫西滴澄河一带时，见“洼中有小水，牧者㓎牛满其中”。

兴修农田水利：威清卫属贵州雨量比较充沛的地方，河流多，屯堡、村落大都建在临河地方，特别是沿滴澄河，猫跳河一带，百户所比较集中，农田离水不远，而且高于河面，可直接兜水入田，其法以竹篾编一撮箕型水兜，四面系上绳索，兜水时两人分立两边，一拉一扯，即可将河水兜如田内。如农田距河面较高，则用龙骨车车水入田，距河道远则开渠引水。为解决田在高处，水流其下的状况，则在沿岸安装水车，自动提水，顺沟渠引入田中。据资料载，当时的威清卫各所，沿滴澄河两岸（即今红枫湖至百花湖河道），从上而下架设水车数十架。贵州著名诗人谢三秀过清镇时写下《滴澄桥晓望》诗一首：“浦树垂花紫满枝，拮槔无力水声迟。桥头鸠妇唬仍懒，正是农家望雨时。” 描写了当时清镇的滴澄河一带水车场景。贵州山区多雨季型河流，溪水易涨易落，洪水到时，一时难以排泄，天旱时又无水以资灌溉，故多筑塘以资调剂，在田的上方、有溪流汇聚就开挖为塘，然后筑土坝，用于蓄水灌溉。在威清卫城西南30里有吸波塘，其蓄水灌溉的水田面积达数百亩。随着引水技术的逐渐成熟，有的地方还建有辗子，用于粮食的加工，至今在红枫湖镇民联村仍有一个叫“辗子边”的寨子。

有些地方于山势的起伏，地面崎岖，水源自山顶或山腰流出，则或依山势，筑为梯田，形成自流灌溉。有山峦沟壑阻隔则用枧槽或连筒引水灌溉，即先以圆木挖成凹型水槽，以木架支撑架于沟壑之上，使水通过枧槽流灌溉农田。至今清镇一些村寨地名叫上高枧、下高枧、吕公坝、堰塘坎，可能因灌溉技术而取名。从上述可见，在明代，威清卫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培育良种，增殖新品种：培育良种是促进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贵州各地卫所不断通过兴修水利，开辟农田，将大批原有旱地和荒地垦辟为水田，种植产量较高的水稻，同时也采取培育良种和增殖新品种的的办法增加粮食产量，威清卫是地处滇黔通道，与平坝卫相邻，土地肥沃，水田种植面积及规模较大，是改良品种，增殖新品种的良好地方，据记载：当时就开始和种植了早稻、晚稻、糯稻、粳稻、香稻等品种，这些品种的引进都从江南一带进入，这对解决当时的粮食不足提供了较大的支撑，满足了威清卫的粮食自给，据记载，当时沿滴澄河一带到的各百户所由于有充足的水源，水田种植比较集中，水利设施和灌溉技术较先进，水稻产量较高，人们所吃的大米中，又有大白粘，小白粘，谷丫粘、百日早，糥谷又有白糥和黑糥之别，。其中以香稻最为驰名。而此时的山区，其粮食作物仍以杂粮为主，主要是有小米（粟）红稗、荞子、豆类、大麦、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不高，不能满足自给。应该说当时的威清卫还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的地方，各所基本能够屯田自给，后来在明末清初，玉米的种植由广西传入贵州，与此同时甘薯和马铃薯也传入贵州，这些耐旱高产作物在威清卫大量种植，更进一步的增加了粮食的生产和增产，使当时的军屯、民屯粮食丰富而自给，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兰道宇：屯军对清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民族融合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上。首先，屯军文化对民族文化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居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屯军军人进入威清卫之后，许多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通婚，形成了汉父苗母等婚姻模式。如苗族的程姓，布依族的韦姓等。其次，清镇的屯军文化对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的屯军政策带来了儒家文化，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清镇的屯军后代中出现了不少举人和进士，这反映了屯军文化对当地教育的积极影响。第三，在语言方面的影响，清镇的方言、节日和建筑风格也受到了屯军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第四，清镇的屯军文化还体现在地名文化上。清镇的许多地名都与屯军有关，尤其是以前、后、中、左、右开头的地名，如中七屯、中九屯等。这些地名不仅是屯军文化的象征，也是清镇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清镇的屯军文化对当地的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分江西籍、湖广籍，加上各民族节日，多姿多彩。从过年开始，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等，一年四季，节日不断。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载歌载舞，无忧无虑的场景，人们仿佛每天都生活在节日之中，开心快乐，生活幸福。

商善律：花灯、地戏和瓜灯，作为屯军的文化遗产，有的已经逐渐远去，难觅踪迹；有的虽然存在，但平常却很难见到。这些文化遗产当年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研究屯堡文化，很有必要将这些文化遗产加以挖掘整理，使其能够传存下去。先说花灯：花灯作为屯堡人的一种娱乐方式，主要在春节期间进行，其最初起源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的宫灯，民间有“白天地戏，晚上花灯”的说法，因为是灯，所以规定了花灯必须是晚上进行。地戏表现的是忠烈英雄，而花灯变现的是儿女情长。地戏高雅严肃，花灯诙谐幽默。地戏有故事情节，花灯则散漫随心所欲。一场花灯一般由开财门、 盘灯、进财门、开场、打岔、坐台灯组成，主要由说唱和唐二幺妹挑逗对舞的方式进行，场面热烈亲切，笑声不断。一队花灯一般有12个灯，灯又分排灯、宫灯和子灯。所唱内容有十二月采茶，柳荫记，蟒蛇记等。由于花灯在贵州分布较广，相同的内容其唱腔和唱段不尽相同。

兰道宇：地戏传承至今。在清镇境内的红枫湖一带的王家寨、刘家寨，站街习关、高乐和红枫湖畔杉树村大坡上一带等地。地戏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娱乐，然后驱邪祈福。二是跳神。面具（脸子）为核心，有神圣性。剧目题材以历史演义为主地戏剧目多为历代战争故事，如《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丁山征西》等，歌颂忠君爱国、英雄主义，极少涉及爱情或生活琐事，体现屯堡人尚武精神和儒家伦理观念。地戏更是重要的祭祀活动，演出常与春节、七月等节庆结合，兼具驱邪祈福功能。

商善律：关于瓜灯，首先有必要纠正一下以前的说法：在以前的所有报道中，都都说瓜灯市屯军在洪武年间有浙江带来的。事实上，洪武年间南瓜还没有传入我国，哪来瓜灯？南瓜传入我国的时间大概在明正德末年以来的20多年间（大约1521年——1541年），瓜灯是在这之后才逐渐有的。

瓜灯由屯堡传入清镇民间的时间大致在明朝中后期甚至更晚。瓜灯传入清镇以前，在闽浙等地中秋之夜民间已有简单的瓜灯，只是在瓜上刻一些祈福的语句挂在不同的房舍，如挂在人居处则刻上“吉祥如意”“岁岁平安”等，挂在粮仓处则刻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挂在畜禽圈舍处则刻上“六畜兴旺”“鸡犬安宁”等；二是南瓜多籽，寓意多子（籽）多福，中秋之夜让多籽（子）的南瓜放出光芒，自然就寓有人丁昌盛、福禄众多的意思；三是客居思乡，与望月怀远相似。客居清镇的外地人，特别是明末清初居住在军屯和民屯里的外地人，或因自己的家乡以前就有中秋之夜点瓜灯的习俗，而中秋之夜又不能与故乡的亲人团聚，故而在异乡点上一盏瓜灯，与故乡的亲人遥相呼应，精神相通，以排解思念之情；四是庆祝丰收。中秋时节，正是主要农作物收获之时，也是南瓜成熟的最佳时节，让南瓜放出阳光一样的光芒，展示丰收带给人间的喜悦之情；五是瓜园，寓意团圆，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瓜灯之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并在清镇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较大规模的文化现象，始于1988年。这年，县里便拨出一笔经费给宣传、文化等主管部门，用以动员学生和爱好者参加展评，并组织上千盏瓜灯列队周游县城主要街道，成为清镇县城第一次盛况空前的瓜灯盛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瓜灯文化的发展、形成及其特点打下了基础，并且，通过盛会后的评比，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制作瓜灯的积极性，在制作瓜灯的方法和技巧上不断探索创新。

现在，已出现不少制瓜灯的“专业户”，把瓜灯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但注重内容，将大量的历史故事、神话人物和具有时代特征的事物镂刻在瓜灯上，而且还特别注意创新以追求更好的艺术效果。方寸之间尽显刻、镂、钻、挑、绘、削、磨等技法和形、色、光、声、动等现代科技。就“雕刻”这一技艺来说，就大量使用了阴刻、阳刻、透雕和浮雕，在展示凤凰羽毛形态等细微处甚至还使用工笔手法。以前制作瓜灯是先将瓜瓤掏出再雕刻文字和图案，瓜灯往往一两天就因脱水需变形走样。现在人们大多采取先精心制作，临到中秋之夜才将瓜瓤掏出的办法，大大延长了瓜灯的使用寿命；以前瓜灯的皮膜有多厚灯壁就有多厚，极大地限制了瓜灯的透光度，现在人们采取将内膜和表皮均匀去掉的办法，使瓜灯的透光度大曾；以前人们将瓜灯的皮膜完全雕穿，风容易把里面的灯吹灭，现在人们只在表皮上根据图案需要雕刻上深浅适度的沟汶，使灯光既能恰到好处地透过图案，又能和整个瓜的色彩和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人们只在瓜内安放蜡烛和油灯，现在人们可以在里面安放电池，形成闪烁的彩灯。

至于雕刻图案，以前人们只在瓜上刻“五谷丰登”、“欢度中秋”等简单的文字图案，现在刚大量出现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的内容，例如“抗洪抢险重建家园”、“喜迎亚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新冠疫情三年，每年的瓜灯上都有抗疫的内容。同时，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神话人物也在瓜灯上出现，如，“二龙戏珠”、“百鸟朝凤”、“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等；甚至制作成多个瓜灯相连贯的完整的故事灯。真可谓多姿多彩，各有特色。

瓜灯种类清镇瓜灯已经从单一的南瓜扩展到西瓜、金瓜和冬瓜等瓜种，各种不同的瓜灯因形状、质地、颜色不同，给人的艺术享受也是多方面的，仅南瓜的种类就有传统的大磨盘南瓜、蜜本南瓜、黄狼南瓜、牛腿南瓜、红皮南瓜、板栗南瓜、贝贝南瓜等10多种，这些南瓜形状、颜色不一，不同的雕刻者据此构思各异，呈现在观者眼前的则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艺术盛宴；金瓜色泽金黄，圆润小巧，构图方寸之间，细微处无论人物还是动物神态栩栩如生，纤毫毕现，适合掌上把玩。

数百年的历史积淀，30多年的坚持引导，清镇中秋瓜灯雕刻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瓜灯匠人的摸索创新下不断总结发展和传承下，终于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地方特色。2006年12月，清镇瓜灯节被公布列为清镇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09年，清镇市瓜灯节被公布列为贵阳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09年9月，清镇瓜灯节被公布列为贵州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同时产生了一批传承人。现年78岁的黄国林，2013年1月被公布列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笔者曾多次担任清镇中秋瓜灯评委，曾亲眼观看到黄国林仅用寥寥几刀，转瞬间就在一个金瓜上雕刻出玉兔、凤凰和龙等精美图案，技艺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其子黄明云和红枫一小美术老师肖圣，2023年6月被公布列为清镇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商善律：为什么说没有屯军就没有今天的清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贵州当时的现状：据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曾巡抚贵州的田雯《黔记》记载，当时的贵州世居的少数民族大多处于尚未开化状态，所谓“衣羽穴居，椎言鸟语”他们“散处山谷间，聚而成村”“诛茅构屋，不加斧凿，架木如鸟巢，寝处炊爨与牲畜倶。夜无卧具，掘地为炉，爇柴而反侧以炙，虽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麦稗杂野蔬，间有稻，皆储以待正供或享宾。有终身不食谷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设贵州》也说“洪武初，汤信国使之民蛮杂耕，兵夷互习，岂非天启荒徼，渐染华风？”说明那时贵州文明程度非常低，生产生活方式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屯军和大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作物品种，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各行各业的匠户带来了先进的建筑、冶炼、木工及其他生产技术，作坊，逐渐改变了原住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屯军和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融入原住民中，提高了人的素质，促进了文明进程。大量军屯民屯呈现出“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布于原野”的繁荣景象，整个贵州就是一个大军屯和大民屯。这些屯和堡形成了今天城市和集镇、村寨的雏形。清镇城就是在威清卫的基础上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