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举办“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座谈会

2026年1月26日，《中国作家》在京召开“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座谈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教授贺桂梅，以及刘涛、阎安、罗岗、白草、杨辉、王杨、何同彬、行超、汤俏、钟媛、刘江伟等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共同参加座谈。会议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副主编梁飞、俞胜，文学编辑部副主任赵依，编辑陈集益、陆源以及办公室职员侯博等出席。

吴义勤在讲话中强调，本次会议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由科技数字化、智能化驱动的“时代之变、人民之变、文学之变、审美之变”的节点。他指出，“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是对‌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文艺实践的同步关注与讨论；这种同步性让当下的评论与研究，具有了与“五四”时期、“八十年代”相似的鲜活氛围，这是我们文学生态发展非常好的标志。随后他从“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不只是边界拓展、需要厘清概念、需要回应质疑、需要思考文学的审美本质等四个方面对“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的前沿问题做了深刻阐释。

白烨从概念的源流切入，指出“大文学观”并非旧词的简单重复，今天讨论的“大文学观”是与新时代、互联网条件、新大众文艺紧密结合的‌原创性理念‌，是为把握新现状、解决新课题而提出的迫切需求；他指出，“大文学观”必须要有一种包容性，有超越文学本身的“大文艺观”。

贺桂梅提出，人类正经历从印刷文明向信息文明的深刻转型，传播媒介、信息技术的革命导致了新的文艺格局。她认为，可以从媒介技术、生产组织机制、话语创新三要素界定新大众文艺。

刘涛认为，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了影像文化崛起，使文艺创作从以文字为中心的“网络文学阶段”，进入了综合文字、图像、声音的“网络文艺阶段”，这一过程深刻地重塑了创作、传播和接受的逻辑。阎安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本质，是‌“全民性的、人的主体性大规模崛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精英对大众的书写，而是借助网络媒介，无数个体作为现代公民精神觉醒后的集体表达。

多位专家对新概念的内涵边界进行了辨析。王杨认为，贺桂梅谈到的新大众文艺存在“‌新的大众文艺‌”与“‌新大众的文艺‌”两种断句的可能，分别对应着“全民创作”的素人写作，和由新技术催生的、更广义的网络文艺新形态；并指出新大众文艺的“全民性”“强互动性”以及对其经典化、与纯文学边界、对素人写作引导等困惑。‌行超提出，将“新的大众文艺”与“新大众的文艺”并置起来讨论，恰是正视并回应其内在联系与张力的积极开端。她还指出大文学观不仅是外部媒介变化所致，文学内部的文体革新也呼应了这一概念。‌钟媛则认为，新大众文艺应该把“‌新的大众文艺‌”与“‌新大众的文艺‌”二者涵括在内，并指出它是载体（而非“媒介”）革命中的一个节点，唯有通过“载体”视角，才能构建真正包容、动态、具有历史纵深的‌大文学观‌。

白草指出，不论新大众文艺，还是大文学观念，首先是实践性的产物，应强调和尊重文学规律，出“好作品”才是最终目的。何同彬也谈到，新大众文艺和纯文学之间没有任何替代性关系和附属性关系，不能指望以新大众文艺来解决纯文学自身的危机。他提醒，若过度强调大众的文化权，可能反而加剧其与纯文学之间的对立。杨辉指出，传统纯文学观亟须以大文学观作为包容性、开放性的总体理论框架，传统学术论文范式也无法承载新文艺的碎片化、情绪化、互动性特征，需转向更‌灵活的批评文体‌，构建贴近短视频、弹幕、微短剧语境的批评语言。

罗岗认为，作为新大众文艺的研究者，应该具有某种方法论的自觉，认识到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艺研究的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具体研究中寻找新思路、新方法乃至推动方法论的变革。刘江伟坦言，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现有理论对短视频、算法、数据库写作等新现象捉襟见肘，亟须跨学科的视野和本土化的理论构建。汤俏则从具体研究角度提出了困惑：如高度职业化的网络作家、游戏制作团队是否算“新大众”？新大众文艺的主体是否正被职业化、产业化力量收编，从而背离素人创作的本源？

李云雷在总结中谈到，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是文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并结合具体实际而提出的理论命题，也是文学界面对新时代新的创作主体、新的传播媒介和新的艺术形式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本次座谈会是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的举措，更是直面当下中国文艺现场挑战与机遇的集体思考。

座谈会持续数小时，思想交锋，火花频现。本次座谈会清晰地表明，在技术狂飙突进、文艺形态喷涌的时代，“新大众文艺”是这场深刻变革的表征与实践，“大文学观”则是理解、引领这场变革的观念蓝图。“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旨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