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散文：记忆为根，生活为壤，未来为光
◆回望2025年，散文作家们以扩大写作的经验版图为目标，有意识地跳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将笔触延伸至广袤的生活世界，在观察、体验、反思与书写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散文的既有边界，开拓出全新的写作样态。
◆这一年的散文书写，清晰呈现出一条从“自我”走向“世界”、从“书斋”走向“大地”的创作轨迹。在散文这种近乎赤诚的文体中，我们能真正听见大地的呼吸，感知生命的体温，以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安顿灵魂的“方寸之地”。
2025年度散文创作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作家们将自身的生命体验深度融入创作，无论题材涉及地域、历史、文化、自然还是生活，字里行间都跃动着鲜活的个人生命力。散文创作在打破文体边界的同时，完成了一次向大地、向生活、向内心的集体回归。这或许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在这个被算法、流量与不确定性切割的时代，创作者们本能地寻求“确定性”，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通过扎根现实的行走、对世间万物的凝视、与他人的共情，来确立一种精神的坐标。在这个意义上，2025年度散文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以“真实”为轴心，在文化传承、现实观照与未来忧思的多重维度中，为碎片化时代提供了可感知、可依托的精神着力点，彰显了散文文体独有的赤诚与力量。
于地域肌理中唤醒文化记忆
地理是空间的容器，亦是时间的褶皱。在对地理空间作细致描摹的基础上，打捞被时间遮蔽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是在地写作的基本特质；而从这些地理与人文的遗产和智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内核，则是在地写作的终极追求。
《大河源》，阿来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江河书写是地域记忆书写的典型样本。阿来的《大河源》与胡性能的《大江流》，在江河题材的写作中均展现出创作上的突破与成熟。两位作家分别用自己的特有视角，挖掘江河背后蕴藏着的自然、人文历史与时代印记，让笔下的江河不仅是地理符号，更在记录文化与社会演进的维度上，有了更深厚的意义。在《大河源》中，阿来写黄河源的草木，写冰川的消融，写游牧文明遭遇现代性冲击之下的变迁。他不仅仅是在写水，更是在写水的“命运”。胡性能则将目光聚焦于长江流域的人文与变迁，他笔下的长江流域是商贸的通道，是移民的路径，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存之所系。这种文明溯源式的书写，契合了现代漂泊者的精神诉求，为我们追寻失落的文化根脉、确立精神归属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指引。
《活在秦岭南北》，陈彦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地域书写的另一重维度，是对苦难记忆与精神韧性的挖掘。刘庆邦的《挖河记忆》是一部肉身劳作的苦痛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无数人的青春都挥洒在了治淮工程的泥泞里。刘庆邦没有回避苦难，但他更着意于书写苦难里的韧性。他写铁锹与泥土的摩擦，写饥饿与体力的透支，这是一次“挖潜”——既是疏浚河道，也是抢救湮没的记忆。而梁晓声的《陕北道情》以及陈彦的《活在秦岭南北》，则表现出地域文化对于人的深刻塑造。梁晓声笔下的陕北，不仅仅是黄土地，还是一种苍凉而倔强的精神气质；陈彦笔下的秦岭，则是一道巨大的生态与文化分水岭。作为一个生活在秦岭脚下的作家，陈彦将秦岭南麓与北麓的生活经历与山脉的生态变迁、人文积淀相结合，笔下的草木与日常不再是孤立的风景，而成为携带民族基因的文化共同体，以此完成了从地理标本到精神坐标的转化。
地域书写并不局限于荒野，城市生活也是地域文本。冯骥才的《清流：五大道生活》打捞天津五大道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书中既描摹小洋楼的建筑肌理、家族兴衰的温情片段，也定格文人旧事与独特的生活格调，让五大道由地理符号变成承载中西文化交融的精神载体。“清流”二字既代表对雅致生活的眷恋，更体现着喧嚣时代里的精神坚守。于坚的《挪动记》串联起山河行旅与精神求索，也记载了从故土到新境的生活转换。地域文化对个体精神的塑造，体现在登临泰山、寻访古茶山的路途中，更体现在器物的挪动、邻里之间的交往、对环境点滴变化的适应过程之中。
在宏大的文化重构之外，桑格格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写作。她的《打泉水去》收入一系列人物速写，落笔于身边的邻居、茶友、父亲等人，写他们摘樱桃、做陶艺、打泉水等日常片段，成为身边人与地域及其生活哲学之间的纽带。地域特色在她的笔下化作可感、可触的人间温情，深情与暖意在文字中自然流露，读来不难感受到其中所暗藏的文化内核与自我确认的深意。
本年度的在地书写以具体地域为切入点，挖掘其中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内核，最终指向的是对根脉、记忆、家园的普遍性追求。
在万物共生中重构生命认知
生态写作旨在跳出人类中心的视角，在文字中重构人类对自我、对自然、对生命共同体的认知。2025年的生态散文写作仍保持着较高的热度和关注度。这些作品通过描摹山川湖海、花鸟草木的生长节律、生存状态，将个体生命体验与自然生态深度交织，在反思和唤醒的基础之上，充分挖掘自然所蕴藏的生态智慧。
生态记忆的书写是本年度的重要收获。周蓬桦以对东北森林、草原的荒野观察与乡土记忆为底色，在《乌乡薄暮》中，铺展成一片以松针、雪野、生灵与小人物的日常为脉络的精神原乡。薄暮意象贯穿始终，既写草木清香、大地风物，也饱含对生存韧性的悲悯与对生态命题的省察。艾平的《天生草原》则写出了对呼伦贝尔大草原血缘式的深情。无论是草原的四季变化，还是牧民与牛羊的相处之道，乃至整个草原生态的脆弱与坚韧，都浸润着作者的敬畏和热爱。
《我看见了鸟》，吴琦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
生态散文的突破还体现在从“观察”到“行动”的实践转向。在吴琦主编的《我看见了鸟》与花蚀的《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中，对自然的观照，化作了能介入公共领域、产生实际影响的行动力量。《我看见了鸟》以飞鸟为媒介，汇集六位作者的观察，跨越盈江犀鸟谷、潮汕湿地等多个场景，既捕捉生命本真、赞叹自然之美，也共情物种生存艰辛，将个人体验与生态思考相融。《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则跳出单一动物书写视角，既聚焦濒危动物、普通鸟类等物种的生存状态，也记录科研人员、巡护队、村民等守护者的实践与困境，将物种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交织呈现，拓展了生态写作的议题宽度。
山水书写的哲学维度进一步深化。王必胜的《在乎山水间》与沈念的《山海经纬》试图从山川湖海中寻找到现代人丢失灵魂的栖身之地。叶梅的《能不忆江南》和巴燕·塔斯肯的《克兰河畔》构成了一次有趣的江南水乡与西北边疆的对位：叶梅笔下的江南，在现代化的冲击中依然保有某种温润的生态底色；而巴燕·塔斯肯笔下的克兰河，则流淌着游牧民族的生命之血。
从生态伦理的视角来看，本年度的生态散文完成了从审美到生态责任的转型：作家们不再仅仅赞美自然之美，更强调人类作为生态共同体一员的责任与担当。
在漫游求索中拓展精神边界
如果说在地与生态代表了向外的探索，那么走读式写作则提供了一种在漫游中向内的回旋。它将日常所见所感与精神思考熔铸为一体，尤为特别的，是将学术思考嵌入个体经验，在碎片化的生活流变中，敏锐捕捉自己与世界隐秘而坚韧的联结。这样的写作打破了书斋的局限，让文字长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中，不仅是散文写作的新收获，而且极大地拓宽了文字的精神空间。
“60后学人随笔”丛书是这一探索的集中展现，丛书收入李怡的《我的1980》、赵勇的《做生活》、王兆胜的《生命的密约》、王尧的《你知道我梦见谁了》、吴晓东的《距离的美学》、杨联芬的《不敢想念》等，将学人的学术思考与人生体验深度绑定，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定位提供了鲜活范本。其中，赵勇的《做生活》尤为典型，他试图为知识分子的生活重新下定义，“做生活”既是“过日子”的方言表达，更是“做学问”的重新阐释。他将学术之旅与人生行旅结合起来，在山西农村的蹲点调研、与师长朋友的交往畅谈中，走读中的寻常体验成为他学术思考的源头活水。这也再次印证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从来不是在真空里的决策，而是时代的洪流、家庭的责任、个人的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朵的道路》，格非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如果说赵勇的书写聚焦于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与学术道路上的选择，那么格非的《云朵的道路》则直面更普遍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他借用穆齐尔的说法，以台球与云朵的轨迹为隐喻，对道路的选择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总试图像控制台球一样，让生活按预设的路线前进，却忽略了人生更像云朵，会因风向而改变方向。这一隐喻准确地击中了现代人被“确定性焦虑”所裹挟的困境，“学做云朵”的呼吁正是一束澄澈的哲学之光，照亮了人们挣脱执念的精神之路，也为在碎片化时代里寻求心灵安顿的个体，提供了一份与不确定共处的生存智慧。
时间与存在的哲思，在这类创作中得到集中呈现。龚曙光的《寓言之岁》是厚厚的一本时间之书。他采用日记体形式，在这一年里把人生看作“寓言”，从生活的体悟中，得出有关存在、衰老以及命运的哲思。张翎的《赤道风语——非洲漫行散记》记录异域生活的所见所思，提供了打量世界的“他者”眼光，在跨文化碰撞中深化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韩浩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则以回望故乡、亲人的方式，为逝去的时间立碑，在记忆的打捞中完成精神溯源。王彬彬的《废墟与狗》则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他的文字像手术刀一样，善于从文化的废墟里发掘出被遮蔽的事实。
对于精神边界的探寻与拓展，在郜元宝、李洱、朱强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向度上的延伸。不论是《生涯锁记》中人生回顾与地域转换之间精神成长的关联，还是《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里对时代精神肌理的观察，或者是《行云》中将行走中的山川景观与内心的精神追求相呼应，这些写作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让文学在行走的体验中，延展出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年逾九旬的谢冕先生2025年集中推出《为今天干杯》《碎步留痕》等多部作品集，令人感叹不已。他在散文中写美食、写美酒、写花开花落，字里行间洋溢着赤子般的天真和热烈。这种生命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年龄、照亮未来的“赤子之光”。
新大众文艺：写作与生活的双向奔赴
在2025年度的文学版图上，最动人的亮色莫过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它通过共创共享突破创作边界，让普通人成为文艺生产的主体。新大众文艺的一大特质，便在于对平凡生活的真诚凝视。王计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烟火编织成诗歌》、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王瑛的《擦亮高楼》、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等，正是这一文艺形态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以不同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自身职业经历中汲取灵感，用质朴的表达还原生活本真，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大众写作的鲜活图景。
王计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烟火编织成诗歌》立足其作为外卖诗人的创作实践，叙写从劳作日常中提炼诗意的写作之路。他从做捞沙工、外卖员等工作经历出发，找到了在日常奔波的碎片时间里用语音记录灵感的方法，从而提出生活与爱好相融的创作理念。这份扎根生活的创作实践，和他的作品一样，没有华丽辞藻，却以野生、原始的力量呈现出专业作家难以触及的社会肌理。同样是写外卖员的生活，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集中于她最近一年的工作生活。作为一名咬牙选择了跑外卖职业的女骑手，她在外卖配送途中的细碎日常，订单的催单提示音、街巷里的阴晴雨雪、与顾客的短暂交流等，都被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外卖骑手的真实生存状态。
《擦亮高楼》，瑛子著，花城出版社，2025年10月
王瑛的《擦亮高楼》书写“城市蜘蛛人”的工作与生活。作品细致描绘高空作业的惊险，也记录了工作中的种种“小确幸”，并对工作的价值进行了反思，在朴素的文字背后，是她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韩云的《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以民间入殓师“大了”的视角，讲述她亲历的生命与死亡的故事。这份鲜为人知的职业及其家族传承史，让我们在一个个直面死亡的故事里，时时看见闪耀的人性光芒。在作者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生活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的节点。这份生死笔记既饱含乐观精神和慈悲情怀，又赋予死亡以充分的尊严。
在职业书写完成现实记录的同时，新大众文艺进一步深入到自我认知的生长。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写就了一部鲜活的边地女性成长史。她从寨子出发又回归寨子，既记录了两代彝族女性在苦难中的坚韧，也写下了在城乡迁徙中个体的心灵震荡。她的创作将自我认知的成长与对生活的眷恋联结在一起，因此自带情感共鸣的力量。她的文字虽朴实无华，但因为情感的真挚而有了千钧之力。
王计兵与王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作，从为自己写作扩展到为同路人发声，写作成为他们照亮他人的一种方式，而生活的广度又不断拓展着他们的写作视野。扎十一惹和韩云通过写作敞开内心，将女性的成长困惑记录下来，成为其自我救赎与内心成长的途径。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大众文艺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它实现了写作与生活的双向奔赴：生活为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与能量，那些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文字，带着原生的质感与温度，成为散文创作最鲜活的养分；写作则让平凡的生命获得了被看见、被照亮的价值，让每个普通个体的故事都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2025年的散文书写，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自我”走向“世界”、从“书斋”走向“大地”的创作轨迹。在AI应用日益泛化、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愈发模糊的当下，创作者们以最原始、最笨拙也最诚实的方法——行走、观察、体验、书写，来捍卫文学的核心价值。他们向读者传递的是：肉身的感受是真实的，土地的纹理是真实的，具体的爱与失去同样真实。由此留给我们一条宝贵的启示，那就是在散文这种近乎赤诚的文体中，我们能真正听见大地的呼吸，感知生命的体温，以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安顿灵魂的“方寸之地”。正如姚瑶在《反复被海水淹没的孤岛》中所喻，每个真诚书写者都是文字海洋里的岛屿。那些对过往经验的重述，对当下生活的感喟，对未来可能的追问，终会汇聚成穿越时空的光亮，一同照见更辽远的人生与天地。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创作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