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仁散文《三代人眼中的包谷饭》
前段时间，我和几个长辈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个远房的堂叔，在政府部门上班，是这些长辈中年龄最大的。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晚辈，端茶、添饭这样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待长辈们酒过三巡之后，我端起饭盆绕着桌子给他们添饭。平时和朋友小聚时，他们总是嚷嚷着要吃包谷饭。因此，每次服务员一端饭上桌，我总是习惯把包谷饭和白米饭均匀地拌在一起。这次也不例外。
当我端着白里透黄的饭盆走到堂叔的身边时，他竟然一边摇摆着双手，一边激动地大声叫喊:“我不吃这个！我不吃这个……”堂叔的仕途从乡到县、从县到州，虽然也算一路顺畅，但也充满着艰幸。他在乡镇工作期间，别说是“公车”，就是从乡镇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也仅是一天两趟。上山下乡，一天来回几十里的路，很多时候全靠走路，一个月要磨破好几双“胶鞋”。皮鞋对他来说，就像是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参加儿童节买的“白网鞋”，除非是要参加上级的重要会议才能穿。一个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人，对一盆包谷饭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确实令人费解，我真怀疑堂叔是不是喝多了酒。
堂叔为人耿直，对我们一向很随和。看着他微微凸起的腹部，我忍不住劝了几句:“年纪大了，要注意养生，多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你知道什么叫养生！面面饭，还粗粮……我是吃够了，吃怕了！”堂叔平静情绪后，他向我讲起了童年时候的事。他说，小时候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米饭、什么叫面条。早餐是红苕，午饭和晚饭全是纯粹的玉米面饭，一大盆从甄子底下舀出的牛皮菜就着一碗辣少汤多的醮水就是一天的菜肴。二奶奶(堂叔的母亲)有时蒸“窝窝头”，她连无法磨碎的玉米麸皮也舍不得筛掉。红的红苕、青的牛皮菜、黄的包谷饭，这就是堂叔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色彩。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苦难的日子，二爷爷和二奶奶却又相继离世。在堂叔的印象中，父母的面容不只是“面黄肌瘦”这个词所能形容的，所以现在一看到红苕和包谷饭他就后怕。
玉米面饭在我们黔西南地区又被称为“包谷面面饭”。在日常的闲聊中，只要提及生活的苦楚，人们总爱说——我是吃“包谷面面饭”过来的。在堂叔这一代人的心里，包谷饭其实就是苦难的代名词。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食不果腹的荒年虽已淡去，但在农村，人们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仅能做到——有吃的、饿不了，青黄不接的日子仍时有发生。
庄稼人习惯把一年的农事分为“小季”和“大季”，小季是在入冬前撒播油菜或小麦，大季栽种玉米和水稻。那年月，除了往土里刨食没有其它的门路，大季的收成关乎一家人全年的柴米油盐。冰雹是庄稼人的克星，但它似乎是有规律的。农历三四月间，当麦穗渐渐泛黄，或大或小的冰雹总会如约而至，但这个季节的冰雹对农家人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乡亲们最看重大季。经过谷雨后的一番忙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管理和等候。望着玉米棒由青变黄、稻穗渐渐低垂，人们那种复杂的心情就像守护着一头待产的老母猪，既欣喜又担忧。我八岁那年的秋天，淡青色的谷粒在风中鼓胀，日渐饱满，乡亲们已经给秧田放掉了水。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碎了，这场核桃般大小的冰雹砸掉了人们来年的生计。为了挨到下一年的秋收，包谷饭自然成了我家饭桌上的主食。
每天天微亮，母亲和姐姐们便早早地起床。姐姐们推石磨磨玉米，母亲在旁边用筛子筛磨碎了的玉米粒，留在筛子上的玉米麸皮是喂猪的，筛子下的玉米粉就是一家人的口粮。做饭时，母亲先用水把玉米粉拌湿、翻匀，然后倒进木甄子里蒸。在我的记忆中，黄灿灿的包谷饭虽然看着耀眼，但并不好吃。细碎的包谷饭嚼时塞牙，吞时粘喉。每次吃饭，我都仿佛端着一碗用黄连熬制的汤药，不知从何入口。
我是家里最小的男丁。自古“百姓爱幺儿”，母亲不得已，只得从预留着逢年过节或待客才动用的米缸里匀些大米出来，每顿煮一小半碗白米饭，再从甄子里刨出一大碗蒸好的包谷饭，和白米饭搅拌在一起，少得可怜的白米粒镶嵌在包谷饭中，星星点点，煞是好看。白米饭好似润滑济，从此，我胃口大增。
这种混合型的包谷饭是母亲单独给我做的，每天晚上都能剩下一小碗。第二天早上，母亲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做早餐。我烧火，母亲洗锅，我把火烧旺时，只见母亲先往大铁锅里放一丁点菜油，油热后放入一勺家里自制的酸辣椒，锅中便响起“滋滋”的声音。此时，油香、辣味在灶头上空弥漫开来，惹得我垂涎欲滴。翻炒几下后，母亲把昨天剩下的玉米面饭倒入锅中翻炒直至充分热透。盛入碗中刨上一口，嚼在嘴里，香味浓郁。既有白米饭的嫩滑，又有包谷面的韧性，这是一种说不尽、忘不了的味道。这些年，我吃过许多地方的美食，独具地域特点的美食确实爽口味美，但都抵不上当年母亲做的这一碗油炒包谷饭。
关于包谷饭的记忆，对于堂叔，他不堪回首；我很幸运，能荣耀地回想起曾经的那段记忆。不是因为我比堂叔多了几分勇气，而是因为我的经历和堂叔的经历相比，同样是母亲，我的母亲手中还有几粒大米，而二奶奶却只有红苕和连麸皮也舍不得筛掉的玉米面。
生活质量的提高，让那些原来为了果腹的食物也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绝味。现在，人们在饭桌上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现在人们争抢着吃以前猪吃的野菜”，言语中充满着戏谑，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有滋有味的生活升华了人们的口味。在追求粗粮养生的氛围中，包谷饭自然也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只要有空，我仍然爱去菜市口的小摊买上一两块钱的包谷饭回来吃。所不同的是，他们或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舌尖，而我，则是在品味当年母亲给予的偏袒。
我大女儿今年十岁，也许是受了我的影响，也爱吃包谷饭。当我跟她说起油炒包谷饭是我最喜欢的食物时，她却不以为然。她很认真地告诉我:“面面饭是好吃，但不是最好吃的。”我问她:“那你觉得什么最好吃？”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好吃的太多了，我还真想不起来什么最好吃。”“怎么会想不起来呢？”“就是想不起嘛！”看着女儿一脸的无辜，我突然觉得自己对女儿似乎太过苛刻。汉堡包、烧烤、偶尔还可以去烤全羊，诸多的美食早已麻木了孩子的味觉。女儿无忧无虑地为满足舌尖而吃，与其说吃，不如说是欣赏，她细嚼慢咽的动作更像是在欣赏一幅精妙绝伦的画。习以为常的食物在她的口中，除了美味，没有美味之外的特殊的印记，她又怎么能深刻记住其中的滋味呢？
这几年，随着地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曾经满山满坡的玉米已被果树和经济作物所取代。在山脚下，偶尔会有一小块早熟的玉米地，嵌在漫山遍野的经果林中，显得那么形单影只，恰如如今点缀在丰盛的餐桌旁的玉米面饭，昔日的“风光”已经荡然无存。
我曾经不理解堂叔对包谷饭的反应，女儿现在也不太理解我对包谷饭的偏好，我却能理解女儿这一代人——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他们的记忆已和食物无关。十几年前，我曾看过一个冷笑话，说是沿海地区的老师问孩子：“大米是从哪里种出来的？”孩子们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超市！”现在回想，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甚至想起，许多年以后女儿的女儿的第一堂课，当老师问她玉米是从哪儿种出来的？她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超市吧！
王荣仁：贵州贞丰人，小学教师，有散文在《黔西南日报》和“天眼新闻文化频道”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