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青年的我们时时向往远方，因为远方有诗；远方有美；远方有挡不住的梦想和不可知的神秘诱惑；远方吸引着人们追逐的脚步。可同时，远方也有荆棘，有泥潭，有坟墓……

100多年前有这么一个青年，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带着对远方的无限向往，毅然决然地走出大山，后来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就是出生于贵州遵义的黎庶昌。黎庶昌从小在伯父黎恂、內兄郑珍等人的教育引导下，学习努力，十四、五岁就能诗能文，在府、县考试中也屡获名次，并考取了府学廪贡生。但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心目中的贵州不仅是崇山峻岭阻隔的边缘之地，更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历史上属于土司管辖。1600年平播后才改土归流，土司之民才成为中国之民，汉文化才逐步成为这里的主流文化。而黎庶昌生活时期，战乱连连，选拔人才的乡试也停考了。虽有凌云志，碍于大山阻。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落后的地理环境，使他读书虽能，却“无以辩于学术之歧”（《祭曾文正公文》）。他要发挥才能、实现抱负，他要走出大山，冲破大山的阻隔，去寻找更广阔的的天地。就这样，带着对山外世界的无限向往，1861年，24岁的黎庶昌只身一人离开遵义，跋涉3个多月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但是非常遗憾，两次乡试，两次落榜。

走出大山后的黎庶昌，更多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致使清王朝国库空虚，摇摇欲坠。1862年，满清王朝面对英法联军的进攻、太平军占领南京的困窘，内外交困，无计可施。走投无路之下慈禧下诏求言，希望“必有直臣烈士披沥肝胆，昌言傥论，侃侃谔谔，指陈利害，以耸动天听。”慈禧虽向朝野征求意见，但人们都知道慈禧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有不合其意之言，必将罹杀头之罪，甚至累及整个家族。故很多有见识的人都沉默以对。“乃涉月逾旬，而王公宰相无有言者，督抚大吏无有言者，甚而至于台谏诸臣亦无有言者”。当时滞留京中只有二十五岁的的黎庶昌，抱着单纯的一腔爱国热情，应诏上书，皇皇万言，议论时弊，主张改良。认为满清王朝治理国家，“动曰循例”，不思进取，不思创新，皇帝出问题了，导致国家也出问题了。这一意见可谓胆大包天，但其拳拳之心，昭然坦荡。当然，他的那些改良主张仍然较为空泛，也没有触动满清皇族根本利益的改革措施，故朝廷为显示其真心纳言，特赏黎庶昌为知县，派曾国藩营中调遣，实际上是让曾国藩考察此人是危言耸听的奸佞之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可造之材。就这样，黎庶昌来到了曾国藩大营，成为曾国藩幕僚。

黎庶昌最先到曾国藩大营的时候，曾国藩并没有特别看重他。而是任其在营中行走。曾国藩和黎庶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起得早。黎庶昌起得早是因为从小就在家中养成的习惯，早起为读，充分利用时间。曾国藩起得早则是为了每天巡查军营，以防生变。曾国藩巡查军营时，他发现有一个角落中的一间房子，每个凌晨都亮着灯，里面的人仿佛彻夜未眠。他不知道是谁在哪里，在干什么，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敲开这间房门，看到是朝廷要他考察的青年黎庶昌正在捧书晨读，于是两人交流起来。交谈中，曾国藩发现黎庶昌博学多才，沉稳内敛，并非孟浪子弟。有心将他收入门下，而黎庶昌也在与曾国藩的交谈中，为其学识人品所折服，甘愿拜师，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曾国藩认为，黎庶昌“笃学耐劳，内怀抗希生哲、补授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访，不事矜饰”。在曾国藩的提携和荐举之下，他当过江苏候补，代理吴江知县、青浦知县、扬州荷花池榷务等职。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环境里，他不忍向百业俱废的吴江百姓催捐催税，曾一度贫穷得需要曾国藩或其他人的救济才能生活下去。

与曾国藩的相识，是黎庶昌从大山中走出人生境遇发生转折的第一步，虽然在传统功名道路上他走得并不顺利。但在这里，在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相交的过程中，他们互相砥砺，成为桐城——湘乡派的重要代表；在这里，他接受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思想，希望师夷之长技制夷；在这里，他通过曾国藩认识了徐寿、李善兰、华衡芳等人，了解一些西方科学与文化；在这里，他认识了郭嵩焘，并得到郭嵩焘的赏识。可以说，挣脱大山桎梏的黎庶昌，思想境界和文化修养都得到了较好的提升。

满清时的中国，国门紧闭，人们不能也不愿睁开眼看世界，对于那时的多数中国人来说，国门之外皆戎狄蛮夷，面目可憎，不能入其法眼，谁愿与其招呼共处？慈禧曾说“该夷性等犬羊”，对中原之外的人鄙视至极。可就是这些让她极端鄙视之人，却强迫她打开中国的大门，不得不正视她所看不起的西方文化。1858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被迫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使臣，1873年，英、法、俄、美、荷、日六国使节在故宫紫光阁以西式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标志着西方列强正式在中国派驻外交使节。在国际上，使节互派是国与国之间正常且正当的交往，但满清王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该别人来朝拜他，他们没有必要向别国派使臣，更不可能主动地和那些蛮夷之人平等沟通，你西方人愿来朝就朝拜吧，反正我大清朝不派。清王朝统治者硬撑着面子，西方列强也无可奈何。而两年后的1875年8月，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给英国政府一个“理由”，清王朝必须派遣大员到英国道歉。懦弱的清政府没有实力对抗，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于是，在满清皇皇几百人的大员中挑来挑去，最后挑中了军机大臣文祥举荐的熟悉洋务的湖南湘阴人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

郭嵩焘成为我国首位驻外使节，而这位首任外交使节却背负着“贰臣”“ 汉奸”的恶名屈辱地走出国门，湖南人写对联嘲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为行为乖张、无父无母、不忠不孝之人，而他要完成的是清政府交给他对英国“通好谢罪”的外交使命。

这样屈辱地走出国门，是没有几人愿意跟随的。黎庶昌却主动请缨。1876年，已年介40的黎庶昌，听到郭嵩焘招募随行人员的消息，毅然毛遂自荐，开始此后长达十余年的外交生涯，成为贵州走出国门的第一人。

黎庶昌为什么要选择去国离乡，难道他不怕流言蜚语？难道他对大中华怀有二心？难道他不明白“桑梓之地、父母之邦”对他的意义？非也，他什么都知道，他更清楚，当年他不能走出山国，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就会慢几拍。只有走出圄囿他的狭小天地，他才真正地看得到世界，只有真正的了解了世界，才能真正地服务于桑梓。

光绪二年冬，黎庶昌跟随郭嵩焘走出国门，赴任伦敦，游历了英、法、德及西班牙几国，先后任三等、二等参赞。到英国不久，在喀什噶尔问题上黎庶昌与郭嵩焘发生了分歧。1864年，新疆民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在沙俄及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阿古柏入侵新疆成立了喀什噶尔国。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征新疆，阿古柏恐惧了，派人到英国求援，“盖因中国兵势甚盛，迭次克捷，国将不支”。英国表面上不支持，实际上，“英国之私意，欲建喀什噶尔自成一国，为印度藩篱”“谓立国仍以中国大皇帝为主，称臣朝贡，而英俄共保护之。”英国外交部德比尔向郭嵩焘递送照会，希望其与阿古柏派到伦敦活动的“使臣”商谈“议和”，实际上是希望在英俄的压力下中国停止军事平叛，目的是承认阿古柏侵略势力的合法化。郭嵩焘“因其所请，据以入奏”。当是时，满清帝国自顾不暇，按照李鸿章的想法，就是放弃喀什噶尔，给英、俄一个面子，不与英、俄硬碰，给国家减少损失。郭嵩焘也存这一想法，提出“似应乘其调处之机，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而黎庶昌“深韪其议”，劝阻郭嵩焘不上奏折。他认为，丢弃喀什噶尔，不仅放弃了国土主权，更让英、俄就会顺着伊犁长驱直入，从北面直犯中原，大清帝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他主张“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寸土必争，维护国土的完整与统一。一个小小的三等参赞，外交上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外交策略，其强烈的国土意识和整体意识，这不仅仅是“爱国情怀”所能概括的。

西方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对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更何况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走入西方的黎庶昌。夷之长技有哪些？他为什么能拥有长技？这些长技有何用处？怎样使用？黎庶昌积极主动地去了解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风俗，并对此进行深入地观察剖析，以理性而客观地心态思考着，记录着，其关注面之广泛，考察之微细，在使臣中绝无仅有。《西洋杂志》各卷中可以看到分门别类的记述。如果说卷一主要是记载一些外交辞令，卷二则开始记录所到国的风土人情，卷三关注的是各种管理制度，卷四叙述了英法等国科技发展下的各行各业，通讯、铸钱、印刷、织布、钢铁等都有详细的记录，考察的最多的是西方武器生产，有《乌里制炮厂》《阿母汤炮厂》《克鲁伯钢炮厂》等，全面而系统地记述大炮加工制作的各环节以及校准、使用等流程，并对比分析了各个炮厂的不同及特点。卷五则侧重介绍了各国的文化艺术生活，不仅介绍了画院，戏馆、灯会、斗牛、赛马、溜冰、赌票等，还重点介绍了伦敦、巴黎的城市建设、街道建设。卷六重点介绍了英、法、德、日、俄、意、奥、荷兰的金融货币状况。

作为一介文人，黎庶昌切实地看到西方优越于中国的地方，他“以语言文字为先务”，一一记录，详细备至，一丝不漏，其目的是让看不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国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西方知识、技术和好的管理方法，认认真真地师夷之长，吸纳西方文化中于国有用的东西，真正地了解西方，从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时候，不是盲目的排斥和自大，而是达到“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之义，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西方“技”的先进，实际上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各国风气大致无殊，凡事皆由上下议院商定，国主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而对比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他的思想开始了转变。

光绪七年，鉴于黎庶昌在参赞任上兢兢业业，能圆满完成外交使命，清政府提升他为道员，赐二品顶戴，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在日本期间，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而中国却故我依然，黎庶昌心急如焚“奉使东西两洋，已逾八载，闻见所接，思虑所筹，何忍缄默不言”，于是再对皇帝敬陈管见，提出在军事上应建立海军部，扩大海军建设；经济上要发展有利于民生的经济，如市政建设、交通建设等；国家应对收支进行预算；保护商务“扩充商贾以利财源”等。外交上优赐召见公使。在整篇文章中似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开篇以“《易》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铺垫，提出“整饬内政”和“ 酌用西法”，暗中寄予着社会革新。因为每一条建议的实施都是要在整体改革下才能进行。然而，“不料此折到京，适值越事中变，总署以其情事不合，且有涉忌讳处。竟寝而不奏，将原折退回。”这是黎庶昌上给皇帝的第二个奏折，其中所提的建议，已非早年《上穆宗毅皇帝书》所能企及，他希望在欧洲的所见所闻的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实施，大清帝国在硬实力、软实力方面都能与西方各国比肩。

到了日本，没有了西欧各国工业、鱼雷、大炮、蜡像之类 “技艺”和“术数”的刺激，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日益强大，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态度令人震惊。共同的文化圈而不同的社会境遇，给黎庶昌的外交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自我，拓展外交思路，选择有益的外交方式，在和平共处中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黎庶昌首先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它就不再是去记录、吸纳，而是要思考、创新，怎样在思想上与在驻国进行沟通，怎样在文化上与在驻国获得共识？怎样能获得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黎庶昌想到西方考察带回中国后的境遇，“拿来主义”在满清行不通，“洋务”变成了“不务”或“烂务”，他要走一条新的外交道路。

驻外使节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要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是记录西方文明，还要让更多的人身处实境感受文明，在这样的思考下，黎庶昌形成了变被动为主动的文化外交思想。

文化外交在今天是指以政府主导等方式，通过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明推广等目的的外交活动。他是1947年美国国务院退休外交官鲁斯·麦科姆雷( Ruth Emily McMurry) 和穆纳·李( Muna Lee)两人在《文化方式:国际关系中的另一种途径》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外交方式。在黎庶昌所处的时代，不仅没有文化外交一说，更因“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外交使臣在在驻国受到歧视，完全没有地位。而满清政府闭关自守的荒诞和丧权辱国屈辱，也常常让驻外使臣面对外交事务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如果说西方游历的几年打开了黎庶昌的眼界，转变了他的观念，奠定了他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那么，黎庶昌出使的日本，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同属于汉文化圈，许多日本文人对汉文化都有着较深的感情，他认为这是外交的文化基石。

虽然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渐次加强，中国文化随着中国地位的衰落影响日益减弱，部分日本人开始看不起中国，并一度想肢解侵占中国，将之纳入日本版图。但黎庶昌坚信，渗透于骨髓的文化不会轻易被洗尽，汉文化强大的包容力和亲和力会让人无法拒绝。于是，在外交上首先采用文化交流手段，“公务之余，寻修禊、登高之例，春秋开宴、探韵赋诗、诸士争和之。金紫峨冠之客、草莽韦带之士，团座胶旸，欢如一家，前古所未有也。”通过这样一些文化活动，黎庶昌广泛地结交了日本各阶层人士，增强交流了解，团结拉拢一批日本有识之士，并通过此迅速的解决一些国际问题，如朝鲜问题就是在一位日本友人那里获得信息而迅速将消息转到国内。在他的努力下，在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上形成和平稳定的共识，“莫道天涯多感慨，吾曹愿作弟兄亲。”通过吟诗作赋、写评跋等文化活动，既推行了中国文化，也获得了外交成功。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也并非仅仅吟诗作赋，面对民族大义，他据理力争，如对待中国侨民被日本警察打死一事，他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最后终于使日本人赔偿死者，关押日本警察。让中国侨居日本之民真正有了祖国是家的感觉。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时黎庶昌的外交辞令，但从陈矩的简短记述中，可以看出黎庶昌的努力和对日本的了解。

对驻在国文化有所了解，仅仅是文化交流和推介远远不够，必须熟悉驻在国的语言。任何交流都离不开语言，于是，黎庶昌在领事馆创办东文学堂，聘请日本学者到领事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以便进一步了解日本，同时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培养了人才。曾经在东文学堂学习的有杨道承、陶大均、李大林、卢永明、刘庆汾、吴开麟、邱文元、冯国勳、唐家桢、张文成、叶松青、陈昌绪等二十余人，这些人在后来的中日交往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陶大均回国后，协助李鸿章办理与日本相关协约，任北京同文馆东方馆教习；刘庆汾翻译了《日本国事集览》《日本海陆军制》《日本维新政治汇编辑》等著作，希望对清王朝的改革有所裨益。语言相通，打开了了解在驻国的通道。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华夷大防一直牢牢地紧系人们的心灵，鲁迅说过，中国人对待外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待过。来自边鄙之地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黎庶昌没有这种汉夷之辨，不管是在西欧还是在日本，他对所遇之人皆彬彬有礼，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特别是在日本与藤野正启父女的交往更是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藤野正启为日本正六位勋爵、修史局编修，汉学根底深厚，在学界享有盛名。与黎庶昌一接触，即成好友。在他第二次出使日本时，藤野正启去世，黎为其撰写墓志铭，其夫人赵曼娟更是待其女藤野贞子如已出。后赵曼娟回国，在回家中途逝世，贞子闻迅，亲撰墓志并书丹，远寄中国。以仁爱待人，不仅仅是私人间的情感和关怀，它彰显的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世界间的平和与安宁，是儒家文化中对和谐的追求。以仁待人，以诚为本，黎庶昌将这种仁爱运用到外交之中，不仅获得了日本文士的友谊，也是对武力解决问题的拒绝和鄙弃。正是他外交上的这种努力，使他获得了日本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

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作为汉文化圈的日本，曾经在中国购置了相当的汉文典籍，以后，随着时间的变换，这些书籍在中国已然散落，在日本却得到较好的保存。随何如璋赴日的杨守敬参赞酷爱藏书，在日本收集了不少唐钞宋刻珍本。黎庶昌继任驻日大使后，得知杨守敬在搜访古籍，于是大力支持，并希望辑刻为《古逸丛书》。在黎庶昌的支持下，杨守敬劳心竭力，鉴别镌刻，收书 26种, 200卷，不仅有不可磨灭的古典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环境下对中国流落到日本的古典文献进行整理，也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梳理，展示出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交往史和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

黎庶昌从山国走出，从一个山区小知识分子成长为桐城湘乡派的“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散文家；再从中国走出，出任驻外使节，开文化外交先河，打破了几千年来严华夷之大防的藩篱，将欧洲视为行孔孟、老墨等中国古代先贤之道的另一文明地区。不仅用精美的文字介绍西方文化，使国人得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获得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共识。还通过广交朋友，展示文化，为中国羸得了尊重和荣誉。黎庶昌的外交，是突破自我，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化人对我与世界关系的寻觅；是在国力衰弱的背景下对我与世界相处模式的探究；是在世界与我的关系中历经苦难后寻找的精神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