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沙滩文化的昨夜星辰

古人是讲究郡望，即祖籍所在，如韩愈，不是出生在昌黎，可祖先居住于昌黎，就自称昌黎人了，后人也称之为韩昌黎。如以此推，莫友芝的郡望，应该是独山，其父莫与俦就是从独山走上中国历史，走上竖行文字的。

莫与俦进入《清史稿》，不是因为地位，是因为官声。换言之，他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干吏。

史书记载，莫与俦出仕时间不长，嘉庆六年，也就是1801年，他去了四川盐源县，担任七品县令。三年后的嘉庆九年，因为父亲病死，他作别盐源，从此再未出山。三年中，其政绩卓著，一时无两。他去盐源时，土地兼并严重，富户广田畴亩，贫户无立锥之地。莫与俦到任，严厉打击富户兼并土地，给百姓以生养之机。盐源县下辖一个地方，名叫木里喇吗左所的，这儿有矿山。一个无赖和当地土司有过结，就马上画了一幅图，交给四川布政使，标注说明，木里喇吗左所有铜矿，可以开采。布政使于是给莫与俦一封信，告诉他，组织人力到木里喇吗左所开矿。其实，那个无赖标注的地方并无矿藏。矿藏，处在当地土司经堂所在山下，一旦开采，势必会毁坏土司经堂。用今天的话说，这是破坏民族团结。莫与俦给布政使回了封信，拒绝了。他在信里详细地述说了当地的情况，“以为矿山实土官经堂所据，奸民所呈地图距经堂远，实无矿，开厂聚众，滋扰夷境，贪小利，贾大衅，事诚不便”，也就是说，如果一意孤行，就会和土司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最终，一场冲突消于无形。

当时，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经过土司地界，土司得拿出钱物供奉，让该官员满载而归。土司当然不可能拿出自己的东西，于是就摊派给所辖百姓。因此，每有官员来到土司地界，就会弄得鸡犬不宁。莫与俦上任，将此制度废除，当土司贡献东西时，他一挥手，“尽却之”。同时，“又悬诸禁”，张榜公布，以后官员到此，不许收受当地百姓供奉的钱物。当地土司呢，也不许再摊派于民，巴结县令。

土司见了，高兴不已。

当地百姓见了，更是高声欢呼。

他离开这儿的时候，当地百姓“老幼遮道献酒，填咽不得前”。

莫与俦是独山的骄傲，是独山的光荣。至于他的儿子莫友芝，则是遵义的骄傲，是沙滩文化的骄傲，更是沙滩文化的一颗耀眼的昨夜星辰。

莫友芝来到遵义，是道光三年，即公元1823年，那年，他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还未成年。

他是跟着父母一块儿来的。

这年，莫与俦来到遵义，担任遵义府学教授，干的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莫与俦无论人品、官声，还是学问，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因此，他出现在遵义，在遵义的学术界，刮起一场旋风。史书记载，遵义学子，一个个长袍大袖，慕名而来，从师学习，以至于这里房屋都十分拥挤了，“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

莫与俦治学，注重考据，也就是著名的朴学。

对于父亲的学识，还有为人，莫友芝是十分钦佩的，他后来的学术，可以说是继承了父亲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弘扬，加以实践，将之化为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一系列行动的。

同时，也是在跟随父亲学习时，他结识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即著名学者郑珍，他们后来成为沙滩文化的双子星座，成为沙滩文化的两座高峰。谈到莫友芝和郑珍的相识，史书记载很简单道：“其时，郑珍亦从教授游，同志相友善，历五六年，业益进，黔中士林官师举交口推郑、莫，而两人遂名冠西南”。

两人联袂来去，切磋学问，走上学术界山峰，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四海学子，击节称赏，称二人为“西南巨儒”。

这，是一个奇迹，两个文化大师竟然在同时同地同一老师座下产生。更算得奇迹的是，从此，两人将开创西南一带文化新的格局，沙滩文化从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尤其朴学上，举足轻重，成为中、晚清学术史的一座里程碑。

这其中，郑珍作用巨大，莫友芝的作用尤为重要。

莫友芝的成功，是离不开遵义这片土地的，离不开这儿的学风这儿的人情风俗的。首先，他父亲学术观点的成熟，是在遵义形成的。莫与俦在遵义的时间，长达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他提出，“学以尽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听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至六艺故训，则国朝专经大师，实迈近古”，用很通俗的话说，他提倡程朱理学，还有考据集训之学。

对莫友芝来说，这些言论如春风，如细雨，洒入他的心田，润入他的灵魂，使得朴学的种子，最终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他的学术观点，表面上看，是得自父亲，简接地说，是得自遵义这片天地。

同时，由于郑珍的出现，使得他能有一个见解学识相同、观点相近的人，日日在一起谈论着，研磨着，砥砺着，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可以说，在遵义的长长一段时间里，他如长剑在炉火中锤炼，如钢刀在金石上磨砺，一旦有一天走出遵义，走向中原，走向翰墨飘飞的文坛，竹管笔挥洒，自会翰墨飘香，自会让人瞻仰低徊，赞叹不已的。

他们出山前，是中原朴学大盛的时候。

经世致用之学，此时也在晚清学术界兴起。

莫与俦的学术，最重经世致用，尤其他的“程、朱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读书学习写诗练字，这些功夫不在纸上，不在芭蕉雨声的吟哦中，不在茶烟氤氲的品味中，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一举一动中。他强调，一个书生，一个文化人，要想有所成就，有所建树，不能整日埋头于宣纸江湖，不能迷醉于笔墨纸砚中，应当走出去，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生活，应躬耕陇亩，感知稼穑之难，感知生活的真实。

这点，对莫友芝的影响更是巨大的。

他读书时，广读博览，磨穿铁砚，“读之恒彻旦暮不息，寝食并废”。但是，他又非书虫，日日昏头磕恼，钻入故纸堆中，而是结交广泛，友人众多，每日读书之余，三五知己，相互探讨，相互切磋，“居常好游览，喜谈论，遇人无贵贱贤惠，一接以和。暇日相与商较古今，评骘术业高下，娓娓忘倦”。

这点，郑珍则稍有不如。

后来，郑珍之长，显示在学术研究上。莫友芝之才，不只是在学术上，还显示在日常的政事上。他将学术和做事，很好地合二为一，将理论付诸实践，付诸事功。

这是当时士人的风气，也是事势使然，国势羸弱，外强逼迫，书生意气，奋袂而起，为国效力，为民奔走，理所当然。

曾国藩是这样的，胡林翼是这样的，左宗棠是这样的，莫友芝也是这样的。因此，在他老来，一帆远去，突逝于舟中时，一代名臣曾国藩，百忙中来到船上，哀伤惋惜之余，特送挽联道：“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上联讲的是莫友芝学问动京华，让其敬佩；下联讲的是在江南时，两人为国事奔波，志同道合。

上联讲的是莫友芝长于治学，下联讲的是其善于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