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这么牛，我想去看看》

一

今年五月，在南京游朝天宫，逛至一精致的阁楼前，举目一望，阁楼正中央悬挂一匾额，上有平和简静的“飞云阁”三个篆书大字。边上落款：“同治已巳长夏独山莫友芝书”。这里在晚清时，是金陵书局和江宁学府，一个贵州大山里的人能在这里题匾，不简单呢。

陪游的南京朋友老杨见我好奇，指着旁边的飞霞阁说：“莫友芝与南京渊源深厚，1865年，曾国藩委任他为金陵书局总编校，‘飞霞阁’就是金陵书局旧址。莫友芝在南京生活了7年多，其间，为寻书游历过很多地方，留下了不少题匾，‘飞云阁’只是其中一块。”

说来惭愧，我虽为贵州人，对于莫友芝，除偶尔在当地媒体上看到过零星的介绍，知其是清嘉庆至同治年间人，号邵亭，贵州独山兔场人。莫友芝承继家学，又师承黎恂，广交天下俊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是清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著名诗人。六次科考不第，未谋得一官半职，终身从事教育一职。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是遵义“沙滩文化”的巨擘之一。别的就知之甚少了。

老杨对莫友芝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轶闻掌故有所了解，在游玩过程中给我“补了一课”。

1847年春，莫友芝第三次在京参加春试，候榜期间到琉璃书肆淘书，无意间与当时官居二品、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曾国藩就汉学谈论开来。崇尚汉学和程朱理学的曾国藩深为莫友之的才华所折服，无比感慨地说“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他不嫌弃莫友芝一介布衣，设宴与其结为“金兰之交”。1859年，莫友芝第六次参加科考落第，彻底断了入仕之念，投奔到曾国藩门下做了客卿。

同治3年(1864年)6月，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收复南京后，决意创设金陵书局。地址先在南京铁作坊(太平天国慕王府)，后又移至江宁府学飞霞阁。是清朝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官办书局。曾国蕃聘请莫友芝为金陵书局总校勘，并委托他前往镇江、扬州、南通、苏州等江南各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因战争失散在民间的藏书。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宗阁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阁中藏有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和康熙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四库全书》几乎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的所有古籍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分别藏于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也称内廷四阁，就是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南三阁就是扬州的文汇阁、浙江的文澜阁和镇江的文宗阁。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将文宗阁、文汇阁及其藏书一同烧毁。据莫友芝寻书途中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所说：“镇江阁在金山, 僧闻贼将至, 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书阁者扬州绅士, 僧不得于闻, 故亦听付贼炬。”可见，太平天对中国文化的祸害之大，罄竹难书。

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来的曾国藩，也是一个十足的书迷，他在北京考完试后回家，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易之。”曾国藩始终不相信，那些阁楼里的藏书会被烧得那么干净，肯定有流落民间的。所以，他创办金陵书局后，就立即委托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为了让莫友芝安心工作，曾国蕃还出钱请人从贵州遵义将其家小接来团聚。莫友芝深受感动，决心搜求古籍，尽力校勘、以报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186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因缺乏州、县官吏，申报朝廷，请将莫友芝、郑珍等在过去密荐的有学问之士14人，旨发交以知县补用。腊月中旬，谕旨下达：“检发江苏知县”。曾国藩、李鸿章以及亲朋好友都来劝莫友芝出仕，以解家中的窘况。但莫友芝死活不干，他说：“庚申出都时，已绝意仕途，今就一官，不相矛盾吗?且初至戎幕时，业白所志于湘乡公(曾国藩)矣。”

莫友芝一家迁居金陵后，住在南门大街（今南京市中华路），将书斋题名为“影山草堂”。“影山草堂”原本是莫友芝在故乡，贵州独山兔场故居的书房。莫友芝从小聪颖过人，三岁时便开始识字读书。五六岁就能诵读《诗》《书》《礼》《易》。1821年的一天，莫友芝父亲莫与俦的同庚好友夏鸿时来他家做客，见年仅十一岁的莫友芝在读《尚书》，甚是好奇，便举书中成语考察莫友芝是否有真学问，不料竟能一一应答。夏鸿时感到非常惊讶，“谓他日必以文章名世，以女妻之。”夏鸿当即答应，将其貌美如花的三女儿夏芙衣许配给莫友芝为妻。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莫友芝一生穷困潦倒，虽没从书中得到黄金屋，但却得了“颜如玉”，书也算没白读。

莫友芝读书习文的书房在莫宅后院，翠竹绿树相拥，环境非常幽美。某日，莫友芝在书房诵读晋代诗人谢眺的诗句“竹外山犹影”时，猛抬头，但见窗外竹林深深，鸟雀和鸣，清风阵阵，林隙间，起伏如黛的远山若隐若现。突然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的书房的意境吗？干脆就把这书房唤做“影山草堂”吧。莫友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捻须沉思片刻，也觉得“影山草堂”甚好，便提笔写下匾额，挂于门楣之上。从此之后，莫友芝从独山兔场迁居遵义再客居南京，书房皆取名“影山草堂”。

书局总校勘之职，对于颠沛流离生计无着的莫有芝来说，从此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得以安静地过上读书、写作青灯黄卷的生活。

莫友芝在金陵安定下来后，即到镇江、杨州、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搜寻珍本奇书，收获不小。影山草堂收藏了大量孤本珍籍及明清精刻、精抄、精校本，尤其以唐写本《说文解字》残本最为珍贵，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遗物，曾国藩见到此书后，赞叹不已，即命刻版传世，并为之题词：“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上何曾见唐本！”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安定的生活使莫友芝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这是他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作的版本笺注，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1871年秋，还在丧子之痛中的莫友芝，听人说里下河一带有《四库全书》残本及其它善本，心里非常高兴，不顾体弱多病，让二儿子莫绳孙搀扶着，前往泰州查访。不成想，船刚到兴化县境内，他便患上风寒，终日虚汗不止，高烧不退，到处求医问药均无效果，于9月14日不幸病逝在寻书途中小船上，时年61岁。离世时，手中还握着正在校阅的《黔诗纪略》。

莫友芝去逝后，时任兴化知县甘绍棠亲自安排，在莫愁湖畔设置灵堂，供亲朋好友前来凭吊。曾国藩得到消息，当即赶来，下马落轿，亲率部属同僚上百人，捧香垂首，徐行到灵堂祭奠，并挥泪手书挽联：“京华一见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挽联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他对痛失金兰之友的哀挽之情,感人肺腑。

1872年春，其九弟莫祥芝辞去江宁知县之职，偕莫友芝次子莫绳孙送灵柩回乡安葬。曾国藩特拿出黄金1000两作治丧费用，并发文书嘱咐沿途各地官员亲自迎送莫友芝灵柩。

莫友芝灵柩运回遵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安葬于沙滩青田山。

二

一百多年前的贵州，在发达的中原及江南地区人的眼中，还是个教化未开的蛮荒之地，莫友芝作为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贫儒书生，一个多次应试不中，终生未能入仕的落魄举子，能凭着一肚子不凡的文化功夫，生前赢得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众多达官显贵的结交，身后又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算是一种文化的奇迹。在莫友芝61年的人生岁月中，12岁便离开独山兔场来到遵义沙滩村，直到1864年移居南京，他在遵义生活了四十年。可以说，莫友芝的文化成就，既有家学的浸染，更有遵义沙滩文化的濡养。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沙滩是一个神奇的小村寨。在这片占地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明末至清末，文化沿袭三百余年，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尤是到清代嘉道咸同之际，涌现了数十名文人学者，其著述达221种，2000余万言，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10多个领域。《辞海》《中国文学史》《清史稿》等众多国家级工具书上，都有沙滩文化和沙滩文人成就的条目和记载。曾国藩、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以及章士钊、钱穆、钱钟书等等众多近、当代名家都对沙滩文化作过较高评价。沙滩还被誉为“中华文化第一村”，文化成就名噪华夏文坛，蜚声海外。

沙滩这么牛，我想去看看。

为了尽快看到神奇的沙滩，我将回家的机票改签到遵义。2000公里的行程，只需两个半小时。“千里在俄顷，三江坐超忽。”如此体验，相较于诗圣从白帝城至江宁，不知快上了多少倍。但我却感受不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感。倒是“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走出新舟机场，预约的滴滴车已候在路边。上车后，司机启动车子问道：“老哥要去啥子地方哦？”

我说：“想去沙滩逛逛。”

司机瞥了我一眼，提醒说：“那地方就是个小村子，有啥子好看的？我们遵义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噻。”

“我觉得遵义最值得去看的是沙滩。”怕他不理解，我又补充说：“不是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吗？”他似乎明白过来：“对对，沙滩文化是贵州地域文化的代表，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你晓得不？他们是“沙滩三贤”，沙滩文化就是被他们推到巅峰。”

“这些我倒是不太了解，这几天在南京闲游，接触了一些莫友芝与曾国藩的逸闻轶事，成了”莫粉“，特来看看他当年成长成名的地方。”

这你是找对了地方也选对了人，路上我们好生交流交流。的士司机姓李，原是中学历史老师，对地方史志文化比较了解。据他介绍：沙滩主要是黎氏家族聚居的村寨，与郑氏、莫氏两家相邻而居。黎、郑、莫三个家族互为师友，结为姻亲。在晚清的100多年间，三个家族中涌现了几十位诗文作家和学者，刊行诗文集和学术著作100多种。其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世称“沙滩三贤”。李师傅说，沙滩三贤都与曾国藩有交结，与郑珍是神交，未能见面。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出生于遵义县西乡天旺里，14岁时其父郑文清举家迁东乡乐安里的尧湾（今禹门沙滩），与郑珍外祖父黎安理家彼邻而居。少年时代就读于黎氏家塾，得大舅父黎恂精心指导，博览群书，精研宋学；又拜贵州学政程恩泽和遵义学府教授莫与俦为师，研习汉学。融会宋代理学和汉代许（慎）郑（玄）之学为一体，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很高。郑珍与莫友芝是同窗挚友加亲家（莫友芝之子娶郑珍之女为妻），莫友芝在曾国藩帐中作客卿时，多次向曾国藩推荐郑珍，并赠送郑珍的著作，曾国藩读后深为其旷世才华赞不绝口，嘱咐莫友芝写信邀请郑珍来他府上做事。由于当时黔北各地义军作乱，郑珍携家小在外逃避战祸，未能成行。后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因缺乏州县官吏，特将郑珍莫友芝等13名有识之士申报朝廷。次年腊月，谕旨下达，二人均得一顶江苏知县的官职，可是当时郑珍已58岁，加上体弱多病，便推辞不就。莫友芝再应曾国藩嘱咐，写信力邀郑珍。但此时郑珍已卧病在床，两月后与世长辞，曾国藩为此感到万般遗憾。

黎庶昌，字莼斋，曾在咸丰年间两试不第。同治元年（1862），新登基的同治帝“下诏求言”，征集治国良策。当时年仅25岁的黎庶昌初生牛犊不怕虎，向朝廷上万言书，大谈治国方略，得到同治帝的高度赏识，“被荐加恩以知县用”。可是后来由于陕西道监察御史吕序程上书说黎庶昌没经过科举而得花翎，未必有真才实学，建言暂留曾营，通过曾国藩“考察”后再作定夺。就这样，在1863年3月19日，黎庶昌到达安庆府曾国藩大营报到。黎庶昌来到曾门之后，曾氏没有及时召见他，也未委以重任，只派他去任稽查保甲。同治3年12月9日，莫友芝到安庆府造访曾国藩。曾国藩才得知，在他帐中已工作9个月的黎庶昌是莫的妹夫，又是与曾国藩神交多年的郑珍的表弟加学生。之后，曾格外重视黎庶昌，常与他谈文论道，久而久之，黎之才识深得曾氏赞赏，将他纳入门下，以授古文义法，治学之道，使其成长为有名的“曾门第子”。曾国藩曾先后四次向朝廷上书推荐黎庶昌，在奏折中称其“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持……”作为一个来自黔北的举人，能得到汉学修养很高的曾国藩“笃学耐劳”的评语，很是难得。同治9年（1870），34岁的黎庶昌在曾国藩的竭力推荐下得以出任吴江知县，从而步入仕途。后来又在郭嵩焘、丁宝桢的推荐下，先后出任英国、法国、日本三国参赞，成为我国早期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和“全才君子”。

三

提到沙滩,人们总以为是个有海有湖的地方，遵义的沙滩没海也没湖。蜿蜒的乐安江象一匹野马，冲破层层大山的阻拦奔腾而出，来到这片平缓开阔的田坝，立刻变得温顺柔婉。河面变得宽阔，水平如镜，波澜不惊。沿途带来的泥沙在此逐渐沉积，日积月累，便在河中形成一块沙洲,当地人称为“沙滩”。因形似古琴,文人又称其为“琴洲”。后来,人们把沙滩作为这一带地域的地名。

从遵义开车向东行30多公里，由虾子镇分路到达禹门。谈笑间，半个多小时的行程转眼就到了，在禹门桥边，师傅把车停下来说：“到了，你慢慢逛，饿了，村里有农家乐。”

开门下车，我舒展双臂，伸了个懒腰，在深吸了一口气时，那融合着草木的清甜与野花芬芳的空气清新如酿，沁入心扉，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我不由得想起梭罗笔下，空气清新得可以用瓶子装起放到商店售卖的瓦尔登湖。

放眼望去，远远近近，峰峦竞秀，河溪争流，山与水的交融，营造出一种清幽殊绝的韵致，真是“秀丽天成”。弯弯的乐安江水碧如玉，江水平缓清澈，仿佛一条银色的玉带，绾接起两岸的山峦、田野和村落，迤逦连绵。两岸田园葱茏叠翠，绿树翠竹环绕农家庭园，屋宇层叠错落，青黛瓦顶的民居如在画中，一派灵秀之气。河岸的左边一棵高大而古老的槐树浓荫如盖。“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看着这番景致，三十年前在学堂里背诵的那些句子又在脑海里跳了出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山的绵亘与水的蜿蜒，白描出了沙滩村简约生动的美丽画卷。钟灵毓秀的风光形胜，丰盈飘逸的诗画情韵，将沙滩构织出一种十足的魅惑。置身这样的环境，怎能不让人文思泉涌，诗兴大发？我终于明白，一个小小的村落，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的文人才俊。我心里突然生出热切的向往：“安得移家常住此”。

从禹门桥直走进入沙滩，我们看到一块标着拐弯箭头的“沙滩文化陈列馆”的醒目指示牌。在指示牌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陈列馆。陈列馆里陈列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学者的部分手稿、书法遗作，以及沙滩文化在教育、科技、医药等诸方面之成就。

从“沙滩文化陈列馆”出来，步行约百米，便来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黎庶昌故居。

黎氏原籍四川广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黎氏一世祖黎朝邦（四川广安州金刀里人），随川路总兵刘铤平播入遵，次年改土归流时黎朝邦占据沙滩，黎氏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世代在此生息繁衍，以耕读为业，至今已近400年。

黎朝邦是个读书人出身，他在沙滩以耕读为本，临死前留下遗嘱：“载月著犁锄，栉淋风露雨，嗟彼膝前人，相看默相依，诗书旧生涯，功名行潦水，呜呼金石言，世世宜循轨。”之后，七代黎氏后人严守遗训，耕读传家，在沙滩形成了男耕女织，热爱学习的浓郁风气。为沙滩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黎庶昌故居又叫“钦使第”，由门楼、过厅、中厅、正堂、厢房、书房等建筑组成。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正堂面阔五间、通面阔23.80米，进深3间、通进深7米，穿斗式悬山青瓦顶。内有防火石缸2个。居所外围是青砖白墙，经过百年风雨的侵蚀，墙体早已一片斑驳。故居内陈列有黎庶昌及家人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文具，介绍其生平事迹、著述的文字资料和其它文物。在这座中式结构的老宅中，考究的家具，雕花的窗户、石刻、宽敞的花园及园中参天的树木，无不昭示主人家族昔日的富贵与堂皇。堂屋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位大家的塑像，看上去做工虽不够精致，但却不失神韵。墙上有一幅日本女子的画像，据说这画中女子叫藤野真子，是日本文士藤野正启的女儿，藤野正启是黎庶昌在日本结交的文友，他在黎庶昌回国前去世，黎庶昌为他立了墓碑，写了墓志铭，并收养他的女儿真子为义女。

园中有一栋两屋阁楼，是黎庶昌的书房。书房又名“拙尊园”，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筑面积102平方米。面阔三间，通面阔16.2米，进深2间，通进深6米，穿斗式悬山青瓦顶。二楼是藏书楼，以前堆满了藏书，“文革”时被全部烧掉。

看着空空荡荡的藏书楼，我心里感到万分可惜。

四

在黎庶昌故居附近，还有一些新开发的“沙滩文化旅游景点”,有展示沙滩文化典籍的“书山学海”、有“三贤堂”、有农耕文化用具展示长廊等。为故居旧景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特质。我对“书山学海”那部巨大的《遵义府志》的模型很感兴趣，连拍了几张照。

《遵义府志》是郑珍和莫友芝的成名作，道光十八年（1838年）郑珍、莫友芝相约进京，参加戊戌春试，由于不愿奔走钻营，结果两人双双落榜。二人垂头回到遵义家中，遵义知府平翰登门造访。平翰久慕郑、莫之名，特来聘请二人参与编纂《遵义府志》。见来者诚心，两人便答应了。此后几年，莫友芝与郑珍便在繁忙的采访、编纂的日子中度过。

地方史志是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编撰之初，由于资料匮乏，头绪繁杂，工作难度超乎二人想象。虽然此前官府也曾两次编撰过《遵义军民府志》，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年间，遵义知府孙敏政修纂《遵义军民府志》(简称《孙志》），已过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孙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散，仅有前半部手抄本藏于民间，但都在清咸同年间毁于战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诏令修志，遵义知县陈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义军民府志》(简称《陈志》)。由于受时间限制，《陈志》三十二卷，仓促成书(只三个月)，几乎尽抄《孙志》，实为搪塞之作。更严重的是，《陈志》以后一百五十多年毫无记载，这让郑、莫二人都感到茫然无措。据贺长龄《遵义府志序》说:“议之始，盖茫然无刺手处。留心一年，始知有《孙志》《陈志》及各州、县《草志》而得之。又一年，乃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知不可复得，乃始具稿。稿盖数月间事耳”。由此可知，郑、莫二人得到的现成资料极少，绝大多数资料是从"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中重新搜集来的。仅资料收集就花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动手写稿的时间仅有几个月而已。编务如此繁重，时间如此短促，二人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1841年，友芝与郑珍合纂的《遵义府志》完稿付印。全书共48卷，33目，附目14，共80余万字。史学界认为：《遵义府志》体例完备，材料翔实，考证精审，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齐名。张之洞将其列为清代府州县志善本，梁启超更称之为“天下笫一府志”。莫友芝与郑珍也因此声名大震，被世人并称为“西南巨儒”。

我专门到青田山，瞻仰了莫友芝墓，墓是夫妻合墓，成为圆形，青石嵌砌，四周柏树葱茏。墓碑正中书“皇清诰赠中宪大夫显考莫公讳友芝妣氏夏太恭人合墓”,两侧为墓志铭。

莫友芝出生于教育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莫与俦，字犹人、杰夫，号寿民。1797年乡试中举，1798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04年，其父亲去世，莫与俦回独山奔丧，之后便以守孝和奉养老母为由辞官继承父业，主讲于独山紫泉书院。1822年，被任命为遵义府学教授，主持湘川书院，莫与俦举家迁到遵义。莫与俦以汉学先贤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是声名远播的饱学翰林，“五城秀异来请业者，学舍如蜂房，十九赁屋以处。”培养出莫友芝、郑珍等高徒，对传授和发展黔中汉学立下不朽功绩。黎庶昌在《莫芷升墓志》中表扬其老丈人“以朴学倡议士林，洗南中之陋”。

1823年，l2岁的莫友芝随同父母北上，来到文化相对发达的黔北。与遵义人郑珍 (字子尹)同时就读于湘川书院。郑珍时年l7岁，长莫友芝5岁，二人自此结下终身学谊。1831年秋初，莫友芝到贵阳应乡试中举。

1835年冬，莫友芝第一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征途。由于“道阻且长”，一路爬山涉水，直到次年二月初春才到达北京城。三月初开考。初次参考，莫友芝名落孙山。这不啻于给了他当头一棒，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父亲便开导他：“绝不以得失为意”劝说：“若辈寂之守牖下，不以此时纵游名山大川，遍交海内英儒硕彦以自广，恐终成固陋耳。”但当时年轻的莫友芝，听不进父亲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坚信“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后来又与好友郑珍结伴，五次进京科考，虽然他们都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但掌握的那些东西不属于科考八股文的范畴，加上自己性格耿介，不愿奔走钻营，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六考六败，莫友芝累了，烦了，气了，也看得淡了。这时，他才确信，当年父亲的话有道理。对科举入仕彻底心灰意冷，对朝廷的“截取（候补）”，他“意有不乐，弃去不复顾”。下决心告别科考入仕之路，到曾国藩门下做客卿，从此遍游东南，广交鸿儒，潜心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