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锋文学时，不要忘了伊格尔顿

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年生，伊格尔顿成长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英国的文艺理论家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生活英国文学评论家。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虽然蜚声国际，却始终不能融入名校的贵族氛围，一生颠簸于各名校之间。伊格尔顿的文风一贯是冷嘲热讽、插科打诨。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现任圣母大学客座教授。

特里·伊格尔顿

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澎湃，马原的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至今还是那样记忆深刻，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先锋文学写作的代名词。如今30年过去了，当我们在纪念逝去的先锋文学的辉煌时光时，回忆了那么多曾给我们带来激动不已的外国作家，卡夫卡、马尔克斯、乔伊斯、昆德拉……等等，可是却遗忘了一个并不显赫但很重要的人物——伊格尔顿。

前不久，我搜索了众多文学报刊、相关杂志，在所有关于回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话题时，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乃至翻译家，都没有提到伊格尔顿。这是一位令当年很少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可是……可是伊格尔顿在人们记忆的缝隙中，被悄无声息地遗漏了。显然，这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曾就读牛津大学，再任剑桥大学耶稣学员研究员，以后又分别任教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曼彻斯特大学英美研究系的英国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1983年曾经出版了一本《文学理论导论》，1986年译成汉语并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之名在中国出版。

这本在中国大陆初版只印了5千册的理论书籍，最初只是用作大学里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生们学习。但后来据讲不断扩散，一些校园外的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也开始阅读。这本著作曾给当时渴望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带来莫大的兴奋，而且这本书也给当时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带来了新鲜的文学信息。我曾经听许多文学博士讲，当年导师给他们开列的西方文学理论专著时，在那长长的阅读书单中，肯定会有伊格尔顿、会有伊格尔顿的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8年前，我曾经粗略地读过，坦诚地讲，没有完全看下去。读得有些七零八落，不住地大口喘气。要不是这段时间关于先锋文学的回顾，我也可能遗忘了它。如今，它被悠长的先锋文学的话题驮载而来，禁不住再次阅读，确是感到异常亲切。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将“复杂变简单”。那些挂在批评家嘴边上的各种概念、各种主义以及名目繁多的理论术语，被伊格尔顿潇洒地“去神化”了，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论手术刀”细致地梳理、分类，众多的理论被伊格尔顿整齐划一，写作者面对西方文学，通过这本书的摆渡，似乎变得清晰可记了。

伊格尔顿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理论发展，变成了三条清晰的直线。一条是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另一条是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最后一条是精神分析理论。最为关键的是，伊格尔顿并没有梳理线索、归纳总结之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他没有，他还负责任地加以深入分析，从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变化，以及问题和局限，进行了认真地阐述。

    以第一条线索为例，让我们耐心地读下来。

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这一章中，伊格尔顿讲了一个简单短小的故事：一个男孩与父亲吵架后离开了家。在中午时分，他开始步行穿过森林，结果掉进一个深坑。父亲出去寻找儿子。他向深坑地下看去，然而由于黑暗，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这时候，太阳刚好升到正当头，以其直射的光线照亮了坑底，使父亲救出儿子。高兴地和解之后，他们一起回了家。

面对这样一个故事，理论家们如何“下手”呢？伊格尔顿说，精神分析派批评家可以察觉这篇小说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明确暗示，并且指出孩子落入坑内正是他所无意识地希望的一个为了他与父亲不和而对他自己的惩罚；一个人本主义批评家可能认为它是内在于人类关系中的种种困境的动人的戏剧化；还有一类无可划分的批评家将其视为“儿子和太阳”这两个词之间的某种被扩大了的但却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字游戏。

但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所做的，是通过图表的方式，把这篇小说程式化。首先，第一部分“孩子与父亲吵架”，可以被改写为“低反叛高”，视作一个垂直轴。与这个垂直轴“低和高”相对的，男孩穿行树林，可以标记为“中”。落入坑内，一个低于地面的地方，表示“低”。升起的太阳，则表示“高”。阳光照入坑内，某种意义上，表示太阳屈就，俯身与“低”。假如把这个垂直轴倒转过来，也就是表示“低”反对“高”。父亲和儿子的和解，也就是“低”与“高”之间的平衡。父子一起步行回家，则表示“中”，标示着合适的中间状态的完成。于是，结构主义完成了它的理论阐述。伊格尔顿通过这样细致入微的分析，最后才向读者讲明，结构主义倾向把种种个别的现象还原为某种规律。

这样的关于某种理论的理论阐述，今天读来似乎不觉新奇。但是30年前的中国文坛，对于理论饥渴、阅读饥渴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无疑就像深陷百慕大漩涡一样不知所措。就像《百年孤独》的“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开篇一样，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国作家一样，那时候任何新鲜的理论思想和文艺思潮，都能让中国作家、批评家为之振奋，并且如饥似渴的阅读、学习。面对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也是如此。

一本用作课堂学习的理论书籍，能够波及到校园之外，能够走出批评家的圈子，让作家们知晓并阅读，应该说这是时代的印记。当然，我们对于某种理论的认知，应该是波浪般前行的，就像优秀的小说，所有的描写都不会停顿下来，永远随着叙述的脚步前行一样。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前行——他从试图将威廉姆斯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他自己所接受的天主教的价值观相调和开始，随后过渡到阿尔都塞的“文本科学”，最后又走向使文学研究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

是的，就像我们激动30年前的先锋文学，但不可能因为激动，而再回到30年前一样。冷静回顾与激动回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样。历史就是历史，当年的青涩与稚嫩，没有什么不好讲出来的。也只有稚嫩的经历，才有成长后的喜悦。

可是当下许多写作者似乎对理论研究存在误区，认为那是批评家的事，与己无关。对他人的理论研究不屑一顾，梗着脖子，骄傲地望着天，认为“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理论”。如此观点倒是不能完全否认，其立场倒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思来虑去，还是认为把持这种观点的人，显得有些险隘而封闭。

伊格尔顿说得好，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伊格尔顿还说，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除这种压抑并使我们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写作中，多一些倾听，多一些分析，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仰望星辰。学习，绝不是让别人的马蹄践踏自己的疆域，而是更有力地夯实自己的疆域。

30年，倏忽之间过去了，曾经的先锋文学的浪花已经平息，或是以变异的姿态重新呈现，但无论怎样，那是一段不能忘记的阶段。需要我们回忆、总结，也需要我们不断地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和研究。

回忆先锋文学时，真的不能忘了伊格尔顿。当然，也不要忘了那些默默的译者。我看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版本，译者是伍晓明，一位知名的翻译家，当然他的老师更加知名，在翻译界无人不晓，她叫乐黛云。据说，当年伍晓明翻译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就是乐黛云鼓励、支持的结果。好像，那又是一段“那时候”的有意思的故事吧。

武 歆：1962年出生于天津。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密语者》、《树雨》、《延安爱情》、《重庆爱情》等9部，中短篇小说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大家》、《山花》、《江南》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同时还有大量散文、随笔、评论、读书笔记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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