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子涵：高举着“心灵的爝火”不断前行

访问者：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孙向阳

访谈嘉宾：著名散文诗作家          喻子涵

记录、整理：贵州民族大学文学硕士  陈晓莉

孙向阳：（以下简称孙）：我们都知道，1997年您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获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我国第一部散文诗集获全国性文学大奖。这样高的荣誉对您以后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喻子涵（以下简称喻）：首先谢谢各位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我作品的认可。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荣誉，同时这个奖项的获得也是文坛对散文诗这一文学体裁的肯定以及褒扬，使我对今后的文学写作更具信心以及更怀大胆的创新意识，也对我自身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不断超越，不断进取，才能真正无愧于这个殊荣。

孙：我国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先生曾对您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你的作品“有一种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巨大忧患性沉思，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激情、力度和浪漫主义气质”，并且还高度赞扬您是“高原升起的一轮‘孤独的太阳’”。贵州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嘉谚先生更是说您的散文诗“有种鲁迅式的蕴含大搏斗与大悲悯的意象”，并认为您接续了鲁迅散文诗的血脉。您认同这些评价吗？

喻：这些都是诗界前辈、学界同仁们对我的提携和鼓励，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当然我也感到很荣幸，也很庆幸。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散文诗自五四时期鲁迅《野草》之后，似乎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常常被冠以文学“小摆设”、“小玩意”的称号，内容好像仅仅局限于花花草草、自怨自艾的“小情调”。而实际上，我认为散文诗也同样可以写得大气磅礴，熔铸你对人生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也可以拥有一种浓厚的社会担当意识，始终持有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眼光，甚至追求一种文学“大境界”，涵盖整个人类命运、自然万物、宇宙苍穹。但当时，散文诗创作的现实并不是那样。因此我在1995年1月18日的《贵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散文诗需要一场精神革命》的文章，呼唤重建散文诗精神。我们面临社会转型期，时代早就在呼唤大作家、大诗人，但如果我们不清理自己、拯救自己、充实自己、树立和壮大自己，不来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树立“高洁”精神和“血勇”气概，重铸自己的灵魂，培养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生终极价值进行自觉的思考和实践，就无法承担文学之“重”。也许，我的这种文学追求正好呼应了鲁迅散文诗的某种特质吧。

孙：您的《回归或超越》是一本充满激情、力度、个性和浪漫主义气质的新型散文诗集。善于捕捉、凝神、提炼，通过敏锐独特的诗性感觉，展示出您的“思”与“诗”。您也曾说过“灵魂无家可归，便成为野火；真理无家可归，则成了诗歌。”您是怎样处理您的“思”与“诗”？

喻：“灵魂无家可归，便成为野火；真理无家可归，则成了诗歌。”这就是“思”之“诗”或“诗”之“思”的描述。“灵魂无家可归，便成为野火”，是我散文诗《野火》中的两句，后来一家杂志刊载我的一组散文诗时要我写几句诗观，我又补充了后面两句。写《回归或超越》时，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段时间，既有世纪末的忧患意识，又有新世纪的振奋情绪；既有对过去的审视，又有对未来的狂想，但基本精神还是《孤独的太阳》的延续，只不过开始有些平和了，并容纳了一些传统文化。所谓“回归”，是静思，是出世，是自救；所谓“超越”，是行动，是入世，是救世。作为诗人，惟自救方能救世。“回归”与“超越”，便构成了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内涵。仔细想来，世事与人生，何尝不是在回归与超越之间求得和谐与稳定？“回归”与“超越”又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回归即超越，超越即回归，由此构成了生命的更高一层境界。因此，或回归，或超越，即是又回归又超越。人的生命，人的思想，不就在这“回归”与“超越”之中求得平衡与再生？或许这就是“思”之所在、也是“诗”之所在吧。

孙：“蓝色”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中国几千年曾以“黄色”代表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权威；近一个世纪，“红色”又一度凝聚中国人的精神。而这“蓝色”，如今逐渐被我们全民族接受，它象征一种和平、富裕、民主和文明。您的一部作品就以“蓝色”命名，取名《蓝色天空》。您为什么钟情“蓝色”？它在您的生命中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喻：“蓝色”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体现一种达观和包容，可能更反映我的一种创作状态以及文学追求。很多文学评论家都提及我的作品有一种孤傲、寂寞的特质，的确，很多时候我都是在一种“零界”状态下进行创作，这里所谓的“零界”，并非是对世事的漠不关心，居高临下的观赏姿态，我言及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灵魂的静谧、自由的创作状态、人生的沉淀过程，只有对文学始终忠诚于内心的期许，才能营造出人类思想浩瀚无垠之感。过去，我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直是“孤独的太阳”的意象，比较刚性，其实“蓝色”是我的另一面。“蓝色”是美丽纯和的，既有古典文明的馨香，又有现代文化的气息，唯这无限深邃的蓝色，方能容下我人生中的风雨、风雨中的诗情，以及无法抹去的这些旧痕与新迹、美梦与噩梦。

孙：您在2007年曾荣获过“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称号，2014年又获得“中国散文诗大奖”，说明您在我国散文诗创作领域是毫无争议的领军人物之一。请问您对我国散文诗的创作现状如何看待？怎样看待散文诗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喻：领军人物可谈不上啊，我从来不敢这样想，更不希望有人这样说，在这强人时代，到处都是高手哇！发言也好，写文章也好，我都小心翼翼，生怕顶撞高手、得罪强人。至于散文诗创作现状，我国的散文诗自五四时期诞生以来，历史虽然不算久远，但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论是内容题材还是形式探索，都不无精彩之笔，但是与现代新诗以及小说相比，却一直跟不上它们的发展步伐。你看新时期以来，诗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中间代”、“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从“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到“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口语诗”、“下半身”、“草根诗”等等，全国已出现数百家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诗歌群体，其气势永远超过散文诗；小说也是如此，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到各种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新感觉小说、新写实小说、新闻小说等，风格上除了现实主义以外，还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民族文化派，等等，早已花样百出，成果斐然。尽管他们探索的效果还众说纷纭，但这种精神是值得趋于保守的散文诗借鉴和提倡的。散文诗发展起伏性大，鲁迅时代的现代性象征类散文诗是超过当时的新诗的，之后便断裂了，十七年时期被歌颂性意境型散文诗所替代，直至80年代多元文化大背景下有所复兴，出现了耿林莽、彭燕郊、李耕、许淇、海梦、邹岳汉、徐成淼等一大批名家，90年代中期以后受大众通俗文化影响，散文诗审美标准混乱，质量下滑。新世纪以后近十来年，以周庆荣、灵焚、亚楠、爱斐儿、黄恩鹏等为代表的“我们”散文诗作家群崛起，以精品散文诗对抗媚俗化、粗鄙化的散文诗，使散文诗又处于复兴状态。尤其是“大诗歌”和“意义化写作”的提倡，使散文诗精神得以重建，散文诗在文坛的地位得以重新树立。

当然，散文诗要走的路还很远。首先要坚持当代性和前卫性。这是我90年代中期提出的老话题。这是针对我国散文诗创作题材陈旧、技巧不新、语言单一、缺乏探索而言。如果散文诗不注意当代性和前卫性，散文诗永远只能当“尾巴”，成为散文和诗歌的附属品。另外，除了当代性，还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发展眼光以及时代精神。鲁迅在“五四”时期其散文诗就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六大散文诗人之一，就是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把握十分及时和透彻。还有，散文诗创作要有“精品”意识。我们的作家始终要认识到散文诗既要站在人类和宇宙的高度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又要深入现实社会，书写真诚与虚伪、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劣的激烈斗争；手法与风格上，既可以表现刚毅坚强的浩然之气，又可以抒发沉郁细腻的内心情怀。散文诗比其他文体首先要提供思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散文诗如果缺乏思想美和文字美，缺乏让人思索和感动的东西，缺乏人类精神的流淌和升华，也就无法引人关注，无法兴盛起来，无法出精品，无法在文坛立足。

孙：您获得过“中国散文诗大奖”，这个奖虽然是民间奖，但是份量很重、很公平，是您的哪些作品获得这个奖呢？能谈谈吗？

喻：这可能算是近十来年的综合创作业绩吧。因为颁奖辞是这样写的：“他在超越现实的制高点上，面对从高山大河到微小字粒的世间万物，表达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关切与感悟。灵动的文字与特异的想象，拓展了散文诗的领域和内涵。”这段颁奖词可以在《散文诗》（上半月）2014年第11期上看到。可以这样说，从我写作“河山系列”开始到现在的“汉字系列”，我是在不断尝试着拓展散文诗的领域和内涵。“河山系列”包括“喀斯特之诗”和“中国河山”共有50多章，“喀斯特之诗”是2004年写的，2014年重新修改提炼以《寻梦喀斯特》为题，获得第二届“贵州专业文艺奖”特等奖。“河山系列”不是写风景，而是写文化、历史以及它所承载的生命及意志，通过中国这片起伏逶迤的河山，写出它的沧桑与壮丽、含蓄与旷达。

“汉字散文诗”是从2013年初开始写作的，目前有50多章，创作这组作品的机缘，是因为《汉字全息论》这本书，这是孔子77代孙孔刃非先生写的，他称汉字蕴藏着宇宙人间的全部信息。我信这个。作为诗的汉字，它与人总有一种永不离弃的默契，始终有人的影子和基因，是一种心象的呈现和创造的表达。然而，我们现代人解读汉字意义，仅为零头。贵州现存有彝文、水书，大多为象形字，里面隐藏着古老而丰富的人类和自然的信息。可见文字（包括汉字）不只一种意义，更多原始诗性的东西。但人们的解读并不完整。苍吉老先生造的字，仅是他对宇宙和人类的一种看法与表达，只不过他是一个大智慧的人，让文字贮存了很丰富的信息，或者将丰富的信息寄寓到文字里去，以致人们广为使用。但是这些文字是有更多可诠释的，也是富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并且，汉字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自己的说法的。而我就用散文诗的形式去理解和描绘汉字。你仔细观摩和研究，汉字本身就是一首诗，汉字的多音多义就是诗的内质的外现，因此，汉字有着鲜明的诗性特征。然而，用散文诗来解读汉字是一种恰当而有效的方式。这组作品陆续发表以后，我国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老先生两次来信肯定这种写法，并在评论中称其为“这是一个创举，为散文诗开启了一扇新的样式和题材的门路。”著名诗歌评论家谭五昌先生也撰文评论说：“通过意象展现汉字内在的诗性是喻子涵最近散文诗写作的奇绝之处。”这说明我的创作题材开掘和新的写法是得到肯定的。

孙：您在教学之余，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民族文学、跨媒介文学、新闻传播学、民族文化产业等有较深的研究，特别是在地域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您更是成就显著，你也曾提出过“乌江作家群”这样的概念。请问您怎样看待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您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吗？

喻：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诗人、作家总被自己的民族地域情结牵扯产生创作的动力，便自觉地把地域生活、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从而构成了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而贵州地域民族文化，不仅是贵州诗人、作家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所，也是构成贵州文学创作的特定话语和表现对象。

其实，一个地域民族作家，总是要背着地域和民族的行囊，行进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长途大道上。正是因为这样，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写《吉檀迦利》的泰戈尔、写《野草》的鲁迅，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地域民族性，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认识人类、表现人类的高度，因而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榜样。所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看你有没有“大民族”意识，落后狭隘的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是世界的。就贵州作家或“乌江作家群”来说，其创作也应该有这个趋向，其“实验”与“先锋”，应成为寻找地域与世界融合的途径。但是做得还不够，探索不够彻底，具有大气、风骨和独创性的作品为数不多。好在一直有人跋涉在这条路上，好在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条件。

孙：有人说只要把握住了地域文化的特征就能把握住地域的文化精髓，你这样认为吗？您的作品是如何凸现这一点的？一种好的文化应该是包容的，在相互碰撞中获得新生的血液和新生的动力，一成不变的文化都会保守、落后、没落。在写作上对作家也是一样，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求新求变，是在这样吗？

喻：对于这个观点，我的意见是保留的，因为地域文化是个比较复杂的东西，精髓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并非仅以“特征”就可一语概之，只能说地域特征为认识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途径，它能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且细致地把握地域文化精髓。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王蒙先生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观点，当今社会，我们一定要具有一种文化自觉以及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基本的意思是指我们对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十分熟悉、热爱并有深刻的认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所谓“文化自觉”，是指我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正确的把握，对于创造性弘扬和发展优秀文化的责任有主动的担当，并将传统引导到现代。而我在文学创作中也是这样践行的，虽然我所在的贵州省地处“边缘”，但地域民族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所以我一直认为既然我们的作家生活在这么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土著居民与外来民族同处，形成的多元深厚历史文化积累，是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发扬的，我们要坚信地域的“边缘”并不能完全影响文学的“边缘”，我们要充满“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觉”，为把贵州多姿多彩的地域民族文化转化为文学精品而努力。当然这因为文化是流动的，是变化的，于是就需要我们作家能够创新多变，具备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和表达力。

孙：21世纪我们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伴随着物质、商业经济透明度越来越高，市场消费、物质享受等各方面因素对作家产生了影响和诱惑，因此，当下有的作家的浮躁心态十分明显，能够守住自身，潜心观察、坚持写作的越来越少。当然，这种浮躁心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您怎么看？

喻：我记得早在1993年的第6期《上海文学》上就曾发表了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以此为开端，爆发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可以说便是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权威的一种先声。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文学审美性与文学市场化是否能够并存的一个问题。文学具有审美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如今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也需要市场，这个也没有任何疑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恐怕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学的生产者，即作家自身存在着一些创作误区。有的畅销作家是以牺牲文学的审美性为代价，一味的追求文学的娱乐性，迎合市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畅销”还会成为文学经典吗？还会真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我想是值得怀疑的。其实，畅销与经典也并不矛盾，比如四大古典小说，但那是十年磨一剑的产品，现在我们好多作家诗人图快，几个月一部长篇，一天十几首诗，含金量自然就不大了。

孙：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和互联网的铺天盖地，文学的想象正在减弱，文学的复制性越来越多，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了，您这样认为吗？

喻：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应当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纸质文本阅读或者传统传播模式的时代，而是新型媒介层出不穷、不断融合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掌握新的文学创作方式，而且要学会拥有一种跨媒介文学传播的眼光，主动与现代传媒联姻，寻找更为广阔的文学发展空间，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文学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的覆盖，的确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正如你提到的文学想象减弱、复制性增多的现象。但是，我认为这正是检验一个作家创作生命力的大好时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细数一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痕迹的，往往不是一些脸谱性的、华而不实的作品，而是个性鲜明、体验独特的作品，所以说，现实的文学创作环境越是松弛，我们作家越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创作思想。同时，大浪淘沙其实也是好事，可以淘出精品，精品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多，因此，不要为文学的复制性越来越多、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来越小而担忧，总有站立潮头、超越世俗的文学精品留给文坛、留给历史。

孙：我认为现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与心灵之间有一种断裂，即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热情，看不见灵魂了，很少有作品能够使我们感动，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丧失。您认同吗？

喻：的确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甚至有些严重的文学现象。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就是极其看重作品与作家心灵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如果不是出自作家自己内心最真实、最内在的柔软部分，连自己都没办法感同身受、有所触动的话，这样的作品就如行尸走肉般，仅剩一具空壳，而且越是迷惑人的东西越是空壳。

孙：我记得刘震云曾说过一句话：写作的苦恼在于精疲力竭后发现你离精粹还有好远。是的，写作者面临的那个世界是虚无的又是存在的，写作的意义恐怕也就是在这里。写作者的心中总有一种精粹意识存在，但精粹也许是永远都无法到达的彼岸。对吗？

喻：我很赞成刘震云先生的说法，正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美学思潮——接受美学一样，姚斯认为作家的审美期待与读者的审美接受之间并非完全对等，甚至作家自身的存在于脑海中的审美预设与最终的文学“成品”之间也存在鸿沟。所以我们文学创作者，常常会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你感觉快走近了那个“精粹意识”，结果它又一溜烟地从你指尖滑走，但是，同时我认为正是有这么一种看似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彼岸”，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一层的薄纱让文学拥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美，也激励作家的创作活力生生不息。

孙：您在2009年12月17日的《文艺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多样化发展的贵州诗歌群落》，对新世纪贵州诗歌创作进行了精彩地评点。您在文中给予贵州诗歌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几个方面的不足。其中有一点不足就是“存在零散写作和隐态写作，忽略交流和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整合，未能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那么，在您看来，贵州诗歌要如何才能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

喻：上世纪80年代贵州“高原诗派”是有影响力的，90年代后逐渐缺少大气和风骨，缺少个性和力量，前面谈过，主要是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使然。当然，诗人自身也缺乏对世俗的抵抗，缺乏对生命和人生的真诚体悟，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时代精神的把握，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高水准的探索，缺乏“山里”与“山外”的沟通、碰撞和交融。因此，我曾说过，贵州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背景，既是贵州诗歌创作的财富，又是贵州诗歌裹足不前的重要根源。

然而，要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首先需要我们的诗人自觉进行一场精神革命。正如前面提到的，要树立“高洁”精神和“血勇”气概，重铸自己的灵魂，培养责任感，对人生终极价值进行自觉的思考和实践，建立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其次，必须注重多样化和高洁美。允许多样化，各种风格、流派兼容并存，贵州诗歌就会繁荣和发展起来；注重高洁美,为人类提供自由生存的思想空间和精神享受,贵州诗歌就会出现精品。还有，要打破“圈子”现象以及“媚外”现象。“圈子”本身不是坏事，它或许是流派的前身，但如果对内吹捧，对外贬斥，它带来的却是对文学生态的伤害和诗人创造力的耗损。至于“媚外”现象，如果是“拿来主义”倒是一件好事，我为所用嘛，关键是看不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一味模仿外地的，视人家的过时为先锋，视别人的三流为上品，结果可想而知，不利于“贵州风格”的形成。最后，要把民族性、地域性与当代性、前卫性、世界性、精品性有机结合辩证处理，不能偏废一方。由此看来，“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之事。

2014年6月我在新疆伊犁的一个笔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中国散文诗的西部元素》的发言，谈到西部文学的优势所在。西部边地的文学有西部边地的率真与纯粹气质，有大山的坚强与阳刚风格，有草原的豪迈与浪漫精神。“西部”天生与诗有缘，诗具有文学引领性的品质，而“西部”那种天然原始、不可复制的原生态文化品质，又恰恰与诗的品质情投意合，一脉相承，使西部文学自成一格。我想，这也是“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形成的天然基础，关键靠我们怎样去挖掘、提炼和表达了。

孙：现在诗歌离人们越来越远了，连写诗的人都很少看诗了。您觉得诗歌面临的困境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喻：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应当忽略的，一方面是整个文学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坛不可避免向着世俗化转向，非诗因素逐渐渗透诗坛，诗歌精神逐渐丧失，诗歌审美标准逐渐解体，诗坛剩下的是无序的争吵和相互诋毁，诗歌沦落到靠制造事件来引人关注；于读者来说，多元文化消费使诗歌显得可有可无，加上诗歌无关痛痒，丧失灵魂和血脉而失去广泛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诗人自身的定性和品质也至关重要。现在大多数诗人越来越投降世俗与功利，缺乏高洁品格和独立思想，沉浮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哗众取宠，这一点是可怕的。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要有“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气质和境界。“苍茫”指的是大千世界；“独立”指的是清醒；“自咏诗”，是对诗歌精神自觉追求、对人生价值不断寻找之后的一种表达。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成天闹哄哄的，浮在生活和思想的表层，那就永远写不出好诗。

孙：您曾长期担任过报纸编辑，现在又当了大学教授，还带研究生，这样的角色转换遇到过“阵痛”吗？您是怎么做到在各种角色之间的自由转换的？

喻：谈不上“阵痛”呀，做任何事情都是随缘，过去做的事是为了现在，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将来，每个当下都是修行，一切苦都是自愿的，自愿的事就谈不上“阵痛”，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这就是健康的人生。恰恰在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角色转换中，我是一个常年丰收者。因为的确在外界看来，这些身份是有区别的，但实际上于我而言，在内在上是统一的，甚至有时候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新闻工作是在阅世和修身，感受社会世相并慢慢磨练出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判断、对良知的养成，最终形成对文学的表达力和穿透力；从大学教书来说，我自认为得心应手，但并不是多读了几本书，而是曾经多有几段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这是活知识，因此作为大学教授无论是对本科生的授课还是带研究生，我传授的是我积累下来的活知识；而现在一边做学问、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还一边干行政、一边参与社会活动，如今的一切苦，是为了培养几个好学生，写几篇好文章，做几件有价值的事，也是为了将来有一个完满而无憾的人生，为晚年留下丰富的记忆，为学生和子女做个示范，因此，这是一种常态的人生，无所谓“阵痛”。

孙：您是2004年才从铜仁来到贵阳，在铜仁生活过很多年，对铜仁的文学与文化也比较关注，请问您对铜仁文学有何寄望？

喻：我2004年离开铜仁，在铜仁长达20年有着许多不舍和牵挂，因此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这一片文学的土壤。新世纪以来，铜仁的长、中篇小说异军突起，其中《平民世纪》《中南门》《清浪街》《龙井巷》《盐号》《鸽子花开》《青龙坝》《一生涕泪》《咬紧牙关》《乌江上的太阳》等，都是在省内有影响的力作；诗歌、散文方面，以末未为代表的“印江四诗人”以及以安元奎、刘照进、龙志敏、陈丹玲等为代表的黔东散文作家的作品引起全省关注。另外，乌江下游的沿河自治县近年涌现一支散文诗创作队伍，不仅成为黔东而且是全省一支推动散文诗创作的重要力量，昭示着贵州散文诗创作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向边地的大转移，2014年沿河自治县举办了全国性的散文诗笔会和研讨会，国内散文诗名家汇聚沿河，这充分体现了沿河散文诗人的自信和能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散文诗坛对沿河散文诗创作的肯定和期待。

孙：您现在作为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对贵州文学现状以及未来怎么看？

喻：新世纪以来十多年，贵州文学创作由于作家在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方面的自觉关注、自觉坚守和积极投入，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譬如生长于地域民族土壤上的长篇小说，充分注意地域性与民族性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应用，注重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细致表现，注重复杂矛盾的深刻揭示和人物性格的细腻塑造，均显示出了贵州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实力，并且形成了以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谢挺、肖江虹、肖勤、唐玉林等为代表的贵州长篇小说创作领军团队。散文方面，跋涉山水体验人生采撷人文的行走散文、诗性散文、历史文化散文均比较突出，当然也有创作质量不稳定的情况，存在着材料堆砌、叙述雷同、思想清浅等问题，我期待贵州散文改变面貌，出现更佳更具影响力的作品。诗歌方面，一批“60后”诗人依然充满实力，“70后”诗人保持创造势头，“80后”诗人异常活跃，“90后”诗人初露锋芒，尤其是黔西北一带涌现一批很有锐气的诗人，有着饱和的民族情怀、人生体验和现实关注，已渐成“乌蒙诗派”，值得诗坛关注；另外还涌现了一批彰显贵州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长诗，如《呵嗬》《我与哪个时代靠得更近》《毕兹卡长歌》《贵州精神》《大道出黔》《没有退路是路》《走自己的路》《播撒春天》等，大时代需要大作品而不仅仅是一堆散乱的碎片，但长诗创作需要才情、气度、思想和学养的支撑，更需要有把握时代、选择题材、处理题材的概括力、抽象力和诗性的还原力，贵州长诗创作在新世纪以来不断出现，既有时代精神的颂歌，又有民族演进的史诗，还有地域文化的赞歌、现代意识的长诗，共同繁荣着贵州文坛，这是一个好现象；徐成淼老师引领的贵州散文诗，新世纪以来仍然在全国拥有一席地位，全国重要奖项、重要选本、重要活动，贵州散文诗人都没有缺席。影视文学方面更为突出，新世纪以来贵州影视剧创作异常活跃，有“贵州现象”之称，贵州日报报业集团黔森影视文化工作室、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贵州巨日影视公司等创作团队领军贵州影视剧创作与拍摄，涌现了《周恩来在贵阳》《邓恩铭》《夜郎王》《旷继勋蓬遂起义》《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幸存日》《云下的日子》《奢香夫人》《风雨梵净山》《二十四道拐》等数十部本土革命题材、历史题材、民族题材、农村题材的电影、电视连续视剧。但总体来说，贵州文学的未来，前途广阔而任务艰巨，需要在独创性、精品性和影响力、持久力上去下功夫。

孙：二十多年前您曾在《孤独的太阳》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举着我们心灵的爝火缓缓前进吧，在这荒原，在这大漠，在这瀚海，在这宇宙……我当年在大学期间主编校刊《晨光》时也曾把这句话印在了扉页上，呵呵。请问您现在怎么看待当年的那份激情与执着？这样的“心灵爝火”还会继续举下去吗？

喻：有人说过：“忘却意味着背叛。”的确，当岁月爬上你的脸庞，当浮尘覆盖你的心灵，当你依偎在冬日的炉火旁，回首往昔，当年的激情与执着会化作你人生道路上最璀璨的记忆。同时，一想到青春的张扬、火热的情怀、挥斥方遒的豪情以及内心的执着，我便相信，总有一种力量会一直支撑着我的创作，延续着我的生命；并且，不论时间的魔术手如何变幻，文学之于我的意义，会亘古不变，而我也会将这“心灵爝火”一直高举到生命的尽头。当然，我一直要感谢文学前辈和朋友们的鼓励、支持和理解，感谢在散文诗大道上与我一路同行的每一个人，感谢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给我教益的每一个人！

嘉宾简介：喻子涵，本名喻健，1965年5月出生，土家族，贵州沿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跨媒介文学研究”学术带头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多次刊载于《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星星》《诗歌月刊》《散文选刊》《诗潮》以及《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四川戏剧》《山东文学》《时代文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星星·诗歌理论》《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和国内外40多种选本。出版有文学作品集《孤独的太阳》《蓝色天空》《雨天作文》《回归与超越》《喻子涵的散文诗》等5部和学术著作《新世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实用文体写作导引》（合著）等3部，参编其他著作10余部。曾先后获得第三届“诗神杯”全国新诗大赛探索诗特别奖、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奖、第五届“中国散文诗大奖”、第二届“贵州专业文艺奖”特等奖。另有全国和省级各种新闻奖、新闻理论奖、社科奖、作品征文奖、读书征文奖、写作成果奖、教学成果奖等一、二、三等奖30多项。2001年作为贵州青年作家代表之一赴京出席全国第五届“青创会”。2009年9月被授予“贵族民族大学优秀教师”称号，2015年9月被评为“贵州民族大学优秀硕士研究生导师”。

（载《乌江》2015年第2期，收入《黔东作家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