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耻为黔籍揆度

张之洞（1937-1909）发迹后，即有“之洞腾达，耻为贵州籍”一说，我不知此言的由来。倒是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卷二上，陈夔龙与鹿传霖的一段对话，与张之洞的乡情有点关系。陈夔龙（1857-1948）是贵阳人，晚清重臣。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官至顺天府尹、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鹿传霖（1836-1910）祖籍河北定兴，其父原任都匀知府，因“苗变之起”，都匀城陷，其父鹿丕宗与夫人萧氏皆被难。鹿传霖考中进士后，亦历官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陕西巡抚。陈夔龙与鹿传霖因父辈均由外省入黔为官而相识。两人在京城相遇时，鹿传霖对陈夔龙说：我与张之洞（字香涛）、廖寿恒（1839-1903，字仲山）均随宦贵州，旋即回里，忝列科名，“君何以久恋黔中，不回本籍？”陈夔龙以三人去黔时年已及冠，“彼时南中驿路，尚未全阻，故获成行。迨先光禄弃世，余甫八龄。苗匪遍地，生存已属万幸，何能如公等高举远引。且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作答，显得他比鹿传霖、张之洞等人更重乡情。不过，即便如陈夔龙所言，恐离“之洞腾达，耻为贵州籍”，仍有不少差池。

2017年11月17至19日，借黔西南州第三次旅发大会召开的机会，我第一次到安龙，就想实地考察与张之洞有关的物事，证以书上的记载与传言。不知别人如何，我潜在的兴致，主要是他的乡情。张之洞的出生地，一说在贵阳六洞桥，一说在当时的兴义府治所在地，即今天的安龙县。张之洞父亲张锳以大挑录派到贵州，先任知县，后迁同知。张之洞4岁时，张锳才被提拔为兴义府知府。据此看来，六洞桥说更可信。张之洞是4岁到安龙的。

不论出生在贵阳还是在安龙，说张之洞是贵州人绝无问题。张锳故里河北南皮，对张之洞来说那只是祖籍或原籍。张之洞12岁前的成长教育，均在贵阳和安龙完成。13岁才他按清制回当时的直隶南皮应童生考试。14岁至16岁，张之洞入县学、应顺天府乡试，都在原籍（据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其间因从父张钺在晋州任训导，留13岁的张之洞署中，14岁入县学。15岁在晋州还是在原籍读书不详。但以16岁留京，寓外祖蒋策宅推算，张之洞不太可能独于15岁那年返黔）。一直到17岁那年冬天，张之洞才回到贵州。但这一次在贵州的时间也不长。遵父命与都匀知府石煦之女结婚后，张之洞再次辞别父亲，携新婚妻子取道川、陕，赴京应礼部主持的觉罗官学教习考试，从此离开贵州。此时张之洞年届19。第二年，其父张锳卒于贵州任上。张之洞是在张锳归葬故里后，回南皮守制的。也就是说，从出生到离开，满打满算，张之洞居黔仅19年。其中尚有4年在直隶，在贵州只有15年。

不过，不能仅以所居年份的长短来推测一个人的乡思乡情。除了生活的时间，决定故乡感情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童年、少年时代，对其个性、气质、人格修养乃至生活习惯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有人的味觉形成于童年的说法。而这个阶段，张之洞正是在安龙度过的。

安龙曾经是南明永历王朝的“皇都”，与之有关的遗址是安龙现在最重要的景点之一。我们在安龙那几天，时序已入冬月，但冬日的阳光却特别晴暖。第一站是十八先生墓。因为天榜山下的墓地背阴，再加上我们到得有点儿早，清晨的阳光照射不到，十八先生殉难地让人感到冷寒。也可能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在清人屈大均所著的《安龙逸史》中，孙可望处死永历帝身边大臣的方式之一是“剥皮揎草”，也就是把活人的皮完整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比“凌迟”还恐怖。明初朱元璋首开用这种方式处死大臣的先例，直到风雨飘摇的南明永历朝，“剥人皮”的惨烈场面仍在不断上演。鲁迅在《病后杂谈》说，大明王朝是以剥人皮始，剥人皮终的。只不过在永历宫中，下令剥皮的已换作权臣。如泥菩萨过江的永历帝只能瑟瑟一旁，出不得声。十八先生就是这样赴难的。无论是磔刑还是绞刑，做臣子的均能慷慨成仁。永历朝的这段历史，对童年的张之洞，绝不只是兴亡一叹，更重要是为臣为官乃至为人的仁义忠勇，那算是端人正士的千古鉴彻吧。

离十八先生“成仁之处”不远，便是兴义府试院。这里面阳。大门进去是魁星楼，两侧是科举考试时的号舍遗址。安龙县文管所的导游姑娘特地带我绕到兴义府试院的后院，指给我看天香阁遗址及张之洞小时读书的屋子，还让人打开了魁星楼的大门，让我们一行人登楼远眺。从这里看过去，对面便是十八先生被难的马场。据说换个方向，过去能看到招堤。马场后面的天榜山，是旧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必定要去的登临之处。

到招堤已近正午，太阳当顶，连招堤的残荷都似乎有了生气。张之洞的黑身塑像岿然堤旁，不由让人产生一点联想：对张之洞而言，招堤不应当只是安龙的一处风景，更重要是捐俸修堤的官员招国遴，那应当是他的另一种人格养成教育。《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说，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不知是否与前辈的影响有关。

在半山亭和张之洞塑像前，我和州、县文化宣传部门的几位领导谈起他“耻为贵州籍”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夸张。《清史稿》说张之洞“短身世髯”“不类北人”，又有人说其性格颇狂放，其结发夫人石氏之卒，就与其酗酒有关，张之洞亦有诗云：“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可见绝非冥顽、绝情之人。他不仅才思敏捷，言辞犀利，而且性格也颇多灵活、通达甚至幽默之处。《半山亭记》出自“道光二十有八年既望南皮十一龄童子”之手，模仿固难免，但源自于山水、风土和世俗人情的想象力仍令人叹服。典型的古文判断句“者、也”内，或者还有一点少儿的顽皮和调侃。正在发育的生命潜流，不乏奔突的奇思妙想与真挚情感。据云庚子之变发生后，李鸿章抱病与洋人周旋，张之洞经常就谈判要则出主意、提建议，李鸿章不耐烦，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象对对子一样，脱口而出：“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张之洞幕僚到镇江海西庵游玩，被和尚用粗茶慢待而心中不悦。张之洞知道后不动声色，第二天带他们再去，方丈带和尚用盖碗茶恭迎。张之洞问庵中泡茶待客有何讲究，方丈云：只盖碗茶敬贵人。张之洞指着头天来的几位问：他们可是贵人？方丈回：随大人来的，自然都是贵人。张之洞笑道：那也是今天才“贵”的吧？昨天可都是粗茶？弄得方丈大窘。还有一次，张之洞去学堂视察，在滴水檐下给学生讲话时，一阵风起，将其长袍吹开，露出里面的银红绉裤，还有蓝缎绣花裤带及香囊，遮挡不及，引来哄堂大笑。这些逸闻轶事，可见张之洞随和、亲切、不拘小节，非僵板、古旧、狭隘之人可比。

出生地不同于祖籍、原籍之人，在提及故里时，难免会受某些因素的干扰，地方的发达与否，交通、文化的开化也无，都会影响他的选择。除了对地方的情感，时尚心理，深怕地僻民穷被别人瞧不起等心理，都会起作用。毕竟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传统。地域歧视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先秦寓言中即有许多嘲笑宋人、郑人愚蠢的“段子”，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可见古时的宋国、郑国（即今天的河南），远在先秦就是列国嘲笑的对象。与此相似，贵州也曾被地域文化优越感强的人视为异类，也有许多关于贵州人如何穷，贵州地方如何偏僻的谚语、成语和段子，比如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黔驴技穷之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讳言黔籍者大有人在，古时有，现代也有。不过这跟腾达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该小题大做。“之洞腾达，耻为贵州籍”其实是言重了。若以张之洞的耻为黔籍来排斥张之洞，狭隘的只能自己。翻一翻张之洞的诗文、家书，那里面有关贵州的文字俯拾皆是。与“文竹兄”及“侄子密”的数十通家书，提到黔中尤其多。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故乡的情感，并不能仅看他如何说，更要看他如何做。张之洞在安龙留下的故事很多。除兴义府试院的夜读，天香阁、半山亭和十八先生祠堂的诗文，还有他发迹后对安龙的种种抬迭和垂爱。后来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不乏宋绍锡这样的安龙同乡。通过宋绍锡，张之洞曾用自己的俸禄，招募十数名安龙学子到武汉读书，为的是振兴家乡的文教。作为新政重臣，张之洞当然知道文化变革的重要，对安龙来说，首要的便是将自己幼时读书的兴义府试院、后来的兴义城书院改为新学堂，以适应晚清教育变革。为此，他不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修书兴义知府，更捐银修缮，并从日本购买图书仪器，督促送往兴义。在张之洞内心深处，谁能说没有安龙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