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人文成为景

鱼儿戏水，沙洲弄柳；稻田飘香，厅堂盈笑；四季更替，耕读渔樵。这样的景致，一百多年曾在遵义沙滩定格成让人神往的的秀美画面。在遵义东乡禹门，也就是现在的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因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家人的诗意栖息，丰富了后人的文字著述，并让后人的精神景仰有了清晰的朝向。

往事依稀，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的坟茔上的丛生杂草，似乎在验证后人的态度。先祖的荫庇与后人的福泽，并不矛盾的对应，有时在时空的转变中显得有些不可理喻，比如黎家“锄经堂”的藏书，文革时被无知的一把火烧了很长时间。　

郑、莫、黎三家，如今在遵义只有黎氏一脉仍是一个响亮的存在。已退休的遵义师范学院教授黎铎，就是是黎庶昌的后人之一，1979年在贵阳师范学院求学时，他就开始关注沙滩文化，很想让先祖的光晕延续成一种文脉气象。他首先从先祖黎兆勋的诗歌成就入手,完成了《试论黎兆勋的诗》之论文。黎兆勋和黎庶昌是同辈人,诗歌成就不凡。而黎铎是黎兆勋的直系血亲,到他这一辈,已是第五代。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黎铎的研究视野一直没有离开过沙滩，先后发表了沙滩文化研究论文数十篇,《黎庶昌年谱》《黎庶昌全集》《遵义沙滩文化论集》(共3集)、《从边缘到中心》等著作，凝聚了他的热忱和心血。其中由他主编和部分点校的8卷本《黎庶昌全集》,繁浩具实，珠玑闪耀，曾获2018年贵州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退休后，他开始着手贵州省社科规划办地方文化重点课题《沙滩文化成因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血脉的传承固然客观存在，但如何让这个血脉的传承更有意义，在先祖留下的文化遗产里做一些更长精气神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他为此付出一生心血。

沙滩文化的源头其实并不遥远。清雍正五年遵义划归贵州后，地理条件较为优越的沙滩，读书之风愈加浓烈。在东乡禹门一带，黎氏、郑氏、莫氏3个家族形成的纽带关系，使得这一风气得以绵延和光大，整个禹门地区的村民以爱读书、读好书为荣。当年黎兆勋的父亲黎恂在外地做官返乡守孝时带来的几十箱典籍，成为沙滩文化兴起的火炬。黎恂修建“锄经堂”作为专门的藏书楼，供黎氏子弟研读。

守孝期间，黎恂研读经史，并执教于禹门寺黎氏家塾“振宗堂”。数百人在“振宗堂”学习，其子黎兆勋、外甥郑珍和年家子莫友芝就在其中。他还与绥阳县郑场儒士杨实田共同培养了黎兆铨、黎庶焘、黎庶蕃、黎庶昌等一批名士。当时东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可见当时学风的兴盛。

沙滩文化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主体部分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也有农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著。如果说黎兆勋专注于传统诗学的研习，那么黎庶昌的学养因出国而开阔了视野，所以后人把黎庶昌与郑珍、莫友芝列为沙滩文化的代表。沙滩“三杰”的前期代表是黎兆勋、郑珍、莫友芝，后期黎兆勋换成了黎庶昌。

曾担任《遵义丛书》副主编、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的曾祥铣，长期研究遵义文史，他用8个字概括沙滩文化的特征:耕读渔樵，家国天下。

望着奔流不息的洛安江，可以想见，当年给那些学士们是在此苦读，获得的快慰是令人神往的。前贯江河，后枕岗峦，房前舍后掩映着修篁翠柏。因洛安江两岸沙滩遍布，“沙滩”之名便约定俗成。沿江两岸，田畴交错，弥望翠色。禹门寺的晨钟暮鼓，洛安江的红霞白鹭，让沙滩学士吟咏不绝。郑珍的《播雅》，莫友芝的《黔诗纪略》，莫庭芝、黎汝谦、陈田的《黔诗纪略后编》等，呈现出地方诗歌的似锦气象。沙滩学士的诗词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堪称“地方风物志”,或载录事物，或速写人物，或描摹风光，或叙述风情，黔北的色泽风韵尽展无遗。

不仅如此，沙滩学士所涉题材可谓包罗万象，地方志书有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黎庶昌编著的《全黔国故颂》；农业养殖方面的有黎恂编著的《农谈》,郑珍、莫友芝编著的《樗茧谱》,这些著作,均是农事手工的经验总结。而在这些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遵义府志》。

《遵义府志》全书48卷，历时3年纂成，体例严谨，考证精赅，文辞典雅，全书计80万字，参考书目达358种，梁启超称“或谓府志中第一”。张之洞在他编著的《书目答问》中亦对《遵义府志》大家点赞，称其是最优秀的志书之一。在《遵义府志》序言中，提督贵州学政兼翰林院编修钟裕高度评价:“精炼而无秕,周密而罔遗。”著名学者章士钊也对《遵义府志》推崇备至。我省著名文史专家黄万机说，当时编纂《遵义府志》时，郑珍33岁，莫友芝28岁，可见两个年轻人的学识十分深厚。

沙滩学士的成就，并非因为优美的山水风光而自然生出。黎恂、黎恺两兄弟被世人成为“黎氏双璧”，前者到多地做过官，后者当过教育官员，有着扎实的学养积累。黎恂的外甥郑珍、门生莫友芝，儿子黎兆勋，侄子黎庶昌，均受益于藏书达五六万卷的“锄经堂”。而黎恂、黎恺的父亲黎安理，曾担任山东长山县的知县，教育情结十分深厚。沙滩学士谙熟经史子集，对外来文化兼收并用。黎氏一门，就曾有3代人出过国。所以，“沙滩文化是有着极其丰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作支撑的。”

在沙滩一带找寻古书，李连昌绝对是最执着的一位。1960年遵义市二中初二学生李连昌随学校组织的支农队伍到沙滩开展“双抢”活动，第一次知道“沙滩”这个地名。20年后，参与原遵义市建设行业志书编纂的他，“似乎顺理成章地进入沙滩文化的广阔世界”。持续几十载，李连昌在禹门一带流连，深入寨子自费淘书，20多年间淘得数百册珍贵古籍，其中就有莫友芝批注苏轼作品的珍贵藏本。

为了筹集经费淘到好书，李连昌甚至变卖位于市中心的房子。后来他陆续把许多藏书捐给贵州省博物馆、遵义市博物馆、遵义师范学院。这些古籍，有许多是黎氏、郑氏和莫氏的作品，题材广泛，曾滋润着禹门民众。对于散落民间的古书，李连昌这样判断：“为什么禹门一带有那么多的古籍？我想多半是因为当地教育风气的影响。当年的一场大火烧毁黎家的藏书楼，许多书被烧毁，而有些书也许由于抢救及时,才散失于民间。”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主编张其昀在第11章“历史地理”中，将遵义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分为9个阶段，其中第8阶段为“沙滩期”。这一时期的沙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无疑是文化推进的典型代表,“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张其昀说,沙滩文化是以黎氏家族为主体，郑氏、莫氏为两翼，并涵盖3家姻亲、师友的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沙滩文化影响巨大，盖及美国、日本、加拿大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7月7日，对沙滩慕名已久的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专程拜访沙滩，到郑珍墓扫墓祭拜。之前他曾用英文翻译沙滩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在国外出版，虔诚之心日月可鉴。

“沙滩文化现象”，让遵义官方重视有加。新世纪之初，遵义市政协主持召开3次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汇聚遵义，碰撞思想，交流观点。遵义市还将整理沙滩学士文集作为一项重要文化工程来抓，先后推出《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之《郑珍全集》《莫友芝全集》《黎庶昌全集》。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沙滩文化的热心人士越来越多，他们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投目黔北禹门，沉浸在沙滩独特的文化风景中，试图从中释读更多信息，获得更多文化体验。黄万机于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沙滩文化志》，在2006年增补出版时，把与沙滩文化有关的人物关系和脉络拎得一清二楚。这些年陆续出版的专著，黄万机一个人就有很多，如《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遵义沙滩文化史》《遵义文化研究集》等。贵州重大编辑出版工程《贵州文库》，就收录好些沙滩文化的遗存。

耕读渔樵，家国天下。这是沙滩文化的本质。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家今天，沙滩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但万变不离其，若要让沙滩文化真正成为黔北一景，须将“入眼”和“入心”融合考量。唯有如此，沙滩文化才有更确切的现实意义。

　　陆青剑：布依族，1965年生，贵州平塘人。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永恒的西门河》（独著）、《穿越贫困》《阳光之旅》《天龙秘事》（合著），长篇小说《沈万山那些事儿》，长篇民俗随笔《镶嵌在时光里的秘境》；有多件篇报告文学、散文入选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主编的集子或获全国奖项。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诗歌学会理事。现为贵州日报文旅部文艺副刊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