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行走在近代的门槛上

从黎庶昌的故居出来，身上仿佛也沾满了百年的沧桑。外面的雨下一会又停一会，复而又下起来，旋即又停了。雨刚停下来，太阳就迫不及待出来，仿佛要晒一晒我身上的沧桑味儿。

随着起伏的心绪，穿过乡村的小路往禹门寺走去。禹门寺在一个坡上，坡不算陡也不算长，但因下过一场雨的缘故加上两旁浓厚的苔藓，走起来也要极为小心吃力。行至一半，坡的右侧延伸出一块窄小的空地，修有些石桌石凳，上面落着落叶、尘土和残破的蛛网。进入寺门，一个僧侣旁若无人地诵着经文。四周房间放着少数神像，神像斑驳，更添禹门寺的野味了。

在这寂静的空间里，恍惚间黎庶昌就站在我曾站过的地方凭山远眺：

他向前看，是摧枯拉朽的近代欧洲文明；

他向后看，是深沉厚重的古代中国文化。

一

1854年，贵州战争爆发。

苗汉回等各族起义军势如破竹，连克八旗和绿营兵勇，不久即席卷黔北，攻占仁怀和遵义近郊。遵义近郊的炮声彻底地打破了沙滩的平静，禹门寺的烟火也跟着颤抖了几分。

此时，十七岁的黎庶昌忧心忡忡。黎庶昌幼年丧父，从小便与祖父黎安理相依为命。黎安理为官之时两袖清风，为人正直颇有风骨。祖父的品格对黎庶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黎庶昌原先立志要“以瑰丽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而今乡试已停，功名无望。黎庶昌透过四处燃起的烽火，将目光聚焦在遥远的京城。兵祸连年，西南边陲已是如此，偌大的中国可能就再难找到一片净土了。1860年，二十三岁的黎庶昌，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告别娇妻弱女北上。亲友们一度担心他能否平安走出兵荒马乱的贵州。

古往今来，多少青青子衿倒在了北上的路上，客死他乡做了一缕孤魂。黎庶昌是幸运的，中国是幸运的，历史是幸运的。黎庶昌平安抵京，他原只是想求取功名，却不曾想，此一去，命运沉浮，半生荣辱，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十九世纪末的风云激荡。

同年，太平军在杰出青年将领杨秀成的率领下再次击垮江南大营，攻占江南多地。不久，英法联军也攻占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将千年繁华付之一炬。沙俄更是趁火打劫，强占了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黎庶昌赶到京城时兵灾已过，而皇帝还躲在承德迟迟不敢回京。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的清朝已是重病缠身，而治病良药又在哪里呢？这是每一个仁人志士都在不断思考的。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二十年间，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地割了一块又一块，款赔了一项又一项，而中国似乎还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依旧讲着四书五经，依旧谈着伦理纲常。林则徐和魏源可能还只是半夜发出些动静，有些人被吵醒了而更多的人则是又继续睡了。

黎庶昌一介书生，猛从故纸堆里抬眼望，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里，京畿圣地也是满目疮痍风雨飘摇。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依旧妄自尊大，醉生梦死。此时任凭自己满腹经纶，书生意气也难浇胸中之块垒。黎庶昌在接下来的京城的两次应试也以失败告终，腐败的科举场彻底浇灭了寒门士子最后一丝希望。正当黎庶昌走投无路之时，治帝下诏“求言”，黎庶昌愤激时政，先后作《上穆宗毅皇帝书》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虽言辞恳切，针砭时弊，但所指方法亦是经书老套，满朝官员也多不屑。黎庶昌激烈的言辞让郑珍倍感惶恐，认为将大难临头。但贵州历称“鬼州”，“鬼州”来的人能发此言论，让统治者不觉眼前一亮，旋即赏赐给黎庶昌一个候补知县的头衔，委派其到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听用。后经曾国藩细心栽培，多年宦海沉浮，官场历练，黎庶昌终于在1876年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

二

1876年，在近代中国史的大节点上算不上什么特殊。它可能远不如1840，1860这些年月来得轰轰烈烈值得纪念。

然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这就在一年，左宗棠出兵新疆并收复北疆。就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出驻国大使。

十月十七日，上海吴淞口码头的英国“塔拉万阔”号轮船鸣起了长长的汽笛，刺破了江面沉沉雾气，久久回荡在历史的上空。“塔拉万阔”即将启航驶向欧洲，而船上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和参赞黎庶昌。在那个年代，出国绝非是一件好事。清朝虽屡次战败于欧洲各国，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中国依然是“天朝上国”，出使蛮夷实在有损颜面。那时候，出国不仅会被同僚耻笑避而远之，更可能仕途搁浅升迁无门。临行前，时人就编纂对联讽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黎庶昌不惧时人非议，认为今日之中国必须要了解洋人，而了解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其国。所以当郭嵩焘找到黎庶昌做自己随行参赞时，黎庶昌毅然决然地答应下来。就此，黎庶昌远渡重洋，踏着海面暮色朦胧，开始了作为外交官的一生留名史册。

这一年，黎庶昌四十岁了。

在去欧洲之前，黎庶昌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对近代欧洲文明极为排斥，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不过都是些奇巧淫器。但随着在欧洲生活时间的增加，对欧洲的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后，黎庶昌很快就认识到自己观念的错误并就抛弃了先前陈旧迂腐的观念。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方兴未艾，欧洲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水平看得黎庶昌有些眼花缭乱，内心备受冲击。他开始羡慕近代欧洲文明。他喜欢这里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当外国元首与他互行鞠躬礼的时候，他的内心对君主制度产生怀疑，他一度讨厌起国内的繁文缛节。

然而，黎庶昌并不媚外。在随郭嵩焘出使期间，黎庶昌极为关心南疆形式。山河破碎一直是黎庶昌心头挥之不去的痛。后来，黎庶昌在听闻左宗棠收复南疆后喜极而泣，挥毫写下“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浦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区付行人。”

而正当黎庶昌踌躇满志，积极研习西方文明的时候，一股汹涌的恶流正在蠢蠢欲动，伺机扑来。一年后，郭嵩焘与顽固守旧的副使刘锡鸿的冲突表面化尖锐化，刘锡鸿暗中诋毁并称郭嵩焘为“汉奸”。郭嵩焘被迫称病辞去大使职务。

在郭嵩焘黯然回国之后，黎庶昌顶住压力，又先后随恩师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等驻外公使继续出使欧洲各国达五年之久。多年的游历让黎庶昌的眼界大开，随即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想所悟编撰成《西洋杂志》一书（计八卷七十五篇）。黎庶昌吸取郭嵩焘的教训，不在《西洋杂志》中发表议论，只是客观陈述自己在欧洲期间的所见所闻，但所举事例则暗暗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办洋务兴民主，以图民族自救。黎庶昌像是微弱的一丝光亮被抛进那个昏暗的时代，它无力改变什么，甚至无法照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毕竟也是一丝光亮。

1881年7月初，黎庶昌结束了自己参赞的工作任满返国，从法国马赛港乘轮船启程，历时一个月后抵达上海。一路上，黎庶昌望着苍茫的海水念着戚继光的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时常潸然泪下。回到上海，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黎庶昌便奉命以二品道台身份作为大使出使日本。

黎庶昌的官越做越大了，身上的鸿漱换成了锦鸡朝卦，而祖国却像一只凤凰蜕变成一只任人宰割的野鸡了。

三

1891年正月，雪纷纷扬扬地下着。

东京码头两旁已经挤满了日本群众。他们听说黎庶昌今日将回国，都早早地赶来送行。临行的前一天，日本天皇下诏授予黎庶昌“一等旭日大绶勋章”，以此来表彰他对中日两国友谊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使臣能这么受日本朝野的欢迎真是了不起，了不起！”英法等国大使连声称赞。

黎庶昌在日本友人的陪同下朝码头走去，送行的队伍已经绵延百里。“莼斋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相见了。”日本友人缓缓地道。黎庶昌说：“我国有句老话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中日两国为邻邦友邦，书信往来却也方便。”黎庶昌顿了顿，接着说，“日后中日关系全仰仗各位了。”

这已经是黎庶昌第二次出使日本期满了，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使日本，为他的外交生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而在海那边的清廷也即将迎来它命运的休止符。

黎庶昌先后两次出使日本，每次任期三年，中间回国守母丧三年，前前后后一共九个年头了。回想起这九年的匆匆岁月，黎庶昌常常陷入良久的沉默。回想起九年前刚来的那会，日头尚未升起，海面的水也显得阴沉沉的。岸边是送行的亲友。临行前，黎庶昌曾面见慈禧太后，太后听闻是站着递交国书，竟然认为日本人“还算恭顺”。实在荒唐可笑。

黎庶昌有些难受，想自己刚上《万言书》的时候，从沙滩走出来，满怀雄心壮志，可今二十载物换星移，跟恩师曾帅浴血奋战，破太平天国，却破不了国仇家恨，《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丧权辱国，沙俄侵占我国大量领土，日本也虎视眈眈，故国此刻风雨飘摇，航船能否经受得住新一轮的放浪，而最终又会驶向何方呢？

日本就在前面了。

在日本，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相交深厚。宫岛诚一郎，孔孟之道的拥护者，维新政府的支持者，积极倡导中日同盟而深得黎庶昌等人的信任。有次，黎庶昌带着从家乡带来的茅台登门拜访宫岛诚一郎，文士相见，自是推杯换盏，艺妓歌舞，诗歌唱和，就不觉都有了几分醉意。

“莼斋兄，你有所不知，朝鲜马上就有大事发生了。”宫岛诚一郎斜眯着醉眼看着黎庶昌灌下一杯酒，言语颇多感伤，像是以后和黎庶昌再难相见了。

黎庶昌本有几分醉意此刻也激灵醒了，朝鲜是中国的宗属国，会生出什么乱子呢？

“过几天有人会在朝鲜制造混乱，火烧日本使馆，到时候我们就会趁机出兵朝鲜，控制住朝鲜。”

黎庶昌听后一边暗中吩咐人下去打探消息，一边又劝宫岛诚一郎再喝，三巡过后，黎庶昌假装醉酒回归府邸去了。随从回报消息属实后，黎庶昌感到事态严重，在车上想好措辞，到府邸后即刻命人向总理署和北洋水师发密电告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接到黎庶昌报警电后，遂遣提督丁汝昌于6月25日带兵舰三艘急驶仁川，先于日舰半天赶到，日军见中国军队已经早有准备，只好回航。总理署接电后，也派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六营于7月12日驰抵汉城，粉碎了日本割占朝鲜土地的图谋。政变平复后，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而负责传递消息的黎庶昌却并未得到清廷的任何嘉奖。

“大人，消息是您上报朝廷的，为什么朝廷不嘉奖您，朝廷有失公允。”黎庶昌身边的人为黎庶昌打抱不平。

黎庶昌说：“都是为国效力，功勋自有朝廷裁夺，为人臣子，忠于职守，以为幸事，嘉奖之事，汝等勿复再言，此事天下自有公议。”

在任期间，黎庶昌竭尽所能维护侨民的利益。有一次，日本长崎巡警以搜查鸦片为名将一位华侨无辜殴打致死。一时间群情激愤，黎庶昌立刻照护日本外务卿，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立即严惩凶犯。此时，日本经过多年的明治维新已以强国自居，根本不把清廷放在眼里。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更是态度蛮横，根本不理会黎庶昌的抗议，言辞之间颇不以为意。黎庶昌寸步不让，多次论辩，要求日方必须惩办凶手。

井上馨说：“应拿。”黎庶昌说：“擅拿。”井上馨说：“误杀。”黎庶昌说：“故杀。”井上馨说：“不应抵。”井上馨说：“应抵。”两个月后，日方无奈，只得妥协，惩办凶手，并抚恤死者的家属。而就在三年之后，同样是在日本，同样是在长崎，同样是日本巡捕，此次日本巡捕蓄意围杀中国水师，造成中国水师伤亡惨重。当时黎庶昌回国守孝，中国请了一个外国律师在日本打了一年的官司才换得日方答应对中方死去的士兵赔偿，而日本巡捕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还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在后来的无数日夜里，黎庶昌无数次想起黄遵宪和他的话。黎庶昌赴日上任的时候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极力挽留其留下协助自己处理事物，却被黄遵宪一口拒绝了。黄遵宪说：“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黎庶昌对这句话是感同身受的。在许多外交场合，黎庶昌基本不受待见。眼看着国力日衰而面对日本强吞琉球都无能为力，痛定思痛，黎庶昌觉得中国变法势在必行，不能再拖延了。

1884年，黎庶昌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希望朝廷能够下定决心练兵整治内政，鼓励实业发展等。可惜这些远见卓识到底都是付诸东流，一条也未能被清廷采纳。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被一伤再伤。

四

驻任日本公史期间，公务闲暇之余，黎庶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流连于东京街头的各家旧书肆。那些书店里贩卖着种类繁多的中国古迹，而那些书籍在国内多因朝代更替连年战火都找不到了。有时候，黎庶昌也到日本友人家里借阅各种古籍。后来，黎庶昌决定将这些国内散佚的古籍整理出来成集再带回国内。随后，黎庶昌找到精通目录版本学的使馆工作人员杨守敬，让他负责这项艰巨的任务。杨守敬在日本各地四处寻访，共获得国内大多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珍本26种。黎庶昌将这些书合编为《古逸丛书》，分成200卷，聘请日本知名的刻书匠照原样影刊。书一共只印了100部，连人工费、各项材料费，共耗去黎庶昌个人薪俸积余一万八千两银子之多。《古逸丛书》一经出版便轰动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黎庶昌也喜欢访问日本的名胜古迹。黎庶昌在日本期间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秦朝时的徐福墓。对于徐福墓的寻访，黎庶昌感到很是满意。当地的百姓听说中国公使来游览徐福墓也都感到高兴，并表示以后会加强对徐福墓的保护。黎庶昌在徐福墓前徘徊良久不忍离去，在场围观的百姓也都感动落泪。

黎庶昌也广泛结交日本文士，经常和日本文士在一起相互唱和。日本满朝官员文士一时与能和黎庶昌结交为荣，每有新作必先拿与黎庶昌批阅指点。黎庶昌与藤野结交深厚，在藤野去世后，黎庶昌写下了《日本正六位藤野君墓志铭》。黎庶昌的妻子赵氏极为疼爱藤野的女儿真子，在赵氏病故后，真子写下《清国钦差大臣黎公夫人赵氏墓志铭》，情真意切，传为一段佳话。

黎庶昌回国之后，出任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重庆，黎庶昌自己掏腰包开设了“川东洋务学堂”。黎庶昌还积极推动学生远赴欧洲留学，开创了西南学子出国留学的先例。就在“川东洋务学堂”中，培养能出了愿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这是黎庶昌当初办学时远未想到的，但这又何尝不是黎庶昌内心所希望的呢？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庶昌希望能再渡重洋献己绵薄之力以解国难，但清廷不准。又因多年奏议也被置若罔闻，黎庶昌深感报国无门报国无望。后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被打垮了，洋务运动破产了，黎庶昌彻底绝望了。

黎庶昌回到沙滩回到他半生出走的地方。多年宦海，沙滩才是最平静的港湾。黎庶昌在沙滩教化乡里，并精心编纂了《全黔国故颂》、《牂牁故事》这两部详细记载黔地历史、文化和风俗的巨著。光绪二十一、二十二两年，遵义接连发生饥荒，黎庶昌多次上书恳求救灾。

1898年的冬夜，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永远的闭上了他的双眼。雪落在沙滩，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雪落无声，消融了黎庶昌无数热枕的血泪，遗憾与落寞，像是为末世王朝谱唱最后一首沉默的挽歌，冷却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丝余温。

而今，禹门寺与黎庶昌的故居相对。远远的看去，故居只有方寸大小，可谁又能否认，就在那方寸之间却容纳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