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 | 巴金：灵魂救赎与精神再生的路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在走完了漫漫百年的世纪之旅后，享有“世纪良知”之誉的巴金，携带着他那横过好几代读者的长长的身影，终于离我们而去。一代大师，百年风雨，在人们的注目下落下帷幕。他带走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也带走了无数的祝祷与怀念。
文学界公认，巴金一生的创作有两大高峰：一是1949年以前，一是1978年以后。前一个高峰，已经融铸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部份，并且奠定了巴金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后一个高峰，则重塑了巴金的人格与灵魂，在文学史之外，又为他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这就是晚年巴金以病残之身，穷八年之力，倔犟而又执拗地苦心写成的力作《随想录》。
关于这部书的思想、艺术价值，评论界早有公论。刘再复说，“《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张光年则称其“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王元化说它“不仅是写给我们读的，也是写给我们的子孙读的”。冯牧谓“这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柯灵道，这是“披肝沥胆，和血带泪写成的思想汇报”。唐达成赞它“充满智慧，充满真知灼见”，是“一本饱含人间至情的大书”。陈思和则将之称为“现代忏悔录”，“是晚年巴金的一个思想总结”。（以上均引自《世纪良知——巴金》一书，李存光编）如此等等。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赞赏却是一致的。不过，以我之见，我更看重的，却是贯穿于全书中的那种直面自己，直面历史，直面社会和生命乃至死亡的勇气，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服的姿态，不妥协的精神。
从1978年开笔到1986年结笔，巴金从七十四岁写到八十二岁，耄耋高龄，历时八年，所得不过五集凡四十二万字，与青年巴金每天可写万言以上的创作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后两集的写作，几乎完全是在疾病的折磨下艰难完成的。自1982年因摔跤骨折，导致左腿骨短三公分落下残疾后，巴金不幸又于1983年受到恼人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困扰。他双手颤抖，握笔困难。有时，一笔下去手就不能动了，他只好用左手去推动右手；有时，握住的笔掉下去，他再拾起来，笔一次次掉下去，他一次次拾起来。就这样，一字一字，一笔一画，以每天二三百字的速度，龟步蜗行，缓慢推进……
那么，这位早已著作等身，誉满天下的作家，为什么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为什么要这样跟自己过不去？他的回答很简单：“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随想录》69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而且，“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所以，《随想录》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题：对文革的反思。
众所周知，文革给巴金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心理疾患——做恶梦。他常常在梦中被拖回到那令人恐怖， 也令人屈辱的“文革现场”，不是梦见自己被批斗，就是梦见自己被凶神恶煞的追打，逼问……他常常在梦中挥舞双手，发出怪叫，有时甚至会在挣扎中跌下床来……《随想录》中，单是谈梦或涉及梦的文章起码不下于十篇。文革对巴金身心的摧残与伤害已到了何等地步，于斯可见。实质上，这是一种可怕的“精神恐惧症”。正如他所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632页）此话决非虚语。事实上，巴金的恐惧与恶梦，正是由其内隐的心魔和外在的压力造成的。
“内隐的心魔”不用说，就是巴金在文革十年中的惨痛经历；而“外在的压力”，则是指巴金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创作环境。
几乎可以说，《随想录》的写作，从一开始起就是在各种“叽叽喳喳”的议论中，顶着各种阻力和压力而艰难行进的。随着文章一篇篇地发表，传言和压力也不断袭来。“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更让人不安的是，还有各种不时刮起的阴风、怪风，如被思想界称为搞了二十八天就搞不下去的“清污”运动。其时，正是巴金第二次住院，他在文中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里每天报告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
一句话，巴金的忧虑，巴金的惊恐，就是害怕文革卷土重来，害怕文革那样的灾难和耻辱又一次降临到自己和他人的身上。“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820页）所以，他要大声嚷嚷说破那个“梦”，以摆脱“魔影”的纠缠；所以，他要以笔为刀，挖自己也挖别人身上的“脓疮”，因为“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随想录·合订本新记》）所以，他倡导说真话，力主建立“文革博物馆”，在痛苦的反思、自省和忏悔中，努力探索和思考文革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止其悲剧重演的途径。
巴金的反思是否“深刻”？有人在今天表示怀疑。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第一，巴金是文学家而非理论家，从理论上来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并非巴金的责任。第二，巴金的言说环境跟今天大不一样，如今看去很普通的一些问题，在当年却仍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而巴金的可贵也正在于此。一旦他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他就再不肯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后的一次”，“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900页）因此，即使阻力重重，即使压力不断，他也毫不退缩，毫不让步。“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385页）面对压力，面对那些滔滔袭来的“传言”与胁迫，这位一向以容忍、谦和著称，甚至往往显得有几分怯懦和软弱的老人，却发出了这样掷地有声，慷慨激昂的痛切之辞：“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并且，绝然宣称：“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象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这就是巴金这位世纪老人和他的《随想录》留给我们的真情告白和绝世回响。正是从这源自心底，源自生命，源自一个人的生存底线而迸发出来的悲啸与嘶鸣，昭示了晚年巴金在反思中求索，在求索中自省，在自省中升华，进而通过抗争与忏悔而获得自我的完善和解放的灵魂救赎之路。这是一条人格重塑，精神再生的“炼狱”之路；是撩开“创伤记忆”，撕破血淋淋的“脓疮”，以大智大勇的坚忍与执着去扫除梦魔，“消毒”强身的精神拷问。我想，这或许就是巴金及其《随想录》的意义所在罢。事实上，晚年巴金所代表的，就是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的屈辱和奴性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妥协姿态与不屈服精神！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一座从灵魂救赎到精神再生的伟大丰碑！一座镌刻着巴金的真与爱、血和泪，以及自噬与反噬、风骨和操守的心灵之碑！生命之碑！当然，也是历史之碑！
杜应国：笔名篮子。贵州安顺人。1951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现为安顺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述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中国石门坎：百年影像纪事》（合作）等；参编及主编书籍有《贵州读本》、《神秀黔中——安顺地域风情散文集》、《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赏石安顺》、《镜象安顺——安顺老照片特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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