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四特”

“沙滩文化”是中国清代晚期出现在贵州遵义以沙滩为核心的一种地域性文化现象，它以丰硕的文化成果、多元的社会联系和激进的名人效应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封建末期贵州贫夷之地文化发展的一种奇迹。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引来了近现代学者竞相研究，不断发表学说，形成了新时期“百家争鸣”的“沙滩文化”热。这种现象，对于宣传和推广沙滩文化，让更多现代人了解并继承和弘扬沙滩文化，是大有益处的。

但笔者发现，在如今大部分读者只看手机不看书籍的时代，知识已经碎片化。特别是能抱起典籍去细品沙滩文化的年轻读者少之甚少，能通过读典籍系统了解沙滩文化的年轻人更是少之甚少。如何将“碎片”的知识“系统”化，如何能让现代的年轻人在碎片化知识中系统地了解沙滩文化，是我们继承和弘扬沙滩文化时应该慎重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将“碎片”知识“系统”化，就得将系统化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高度浓缩，碎片化分类呈现，让年轻人在碎片知识中得到系统学习。

笔者为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自幼喜读与“沙滩文化”相关的书籍，曾参与《新舟镇志》编撰又对“沙滩文化”进行系统了解，又参与龙坑（旧名龙渊）“十里荷塘”建设再读“沙滩文化”系列典籍，可以说对沙滩文化有了一个系统性的了解，认为沙滩文化的四种“特性”对全面了解沙滩有一定的帮助，现予以分享，期望得到读者的支持与赞同。

无论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编写的《遵义新志》还是贵州社科院黄万机先生的《沙滩文化志》等相关系列书籍，都不止一次提及了“沙滩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沙滩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共识，也无可非议。但笔者从一些的关于沙滩文化“碎片化”的文章中，发现人们对“沙滩文化”地域特性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

一是认为“沙滩文化”就是沙滩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关于对沙滩村的描述，众多的关于沙滩文化书籍均有“沙滩位于遵义市东八十里的乐安江畔，属遵义县禹门乡。”“前有清流，后枕冈峦，江中有琴洲。村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等描述。方圆2.5平方公里的沙滩这个小山村，确实景色优美，风光宜人。但要说就这个小山村缔造了晚清时名噪一时、响誉西南的“沙滩文化”，未免过于牵强。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周边环境、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等因素影响。试想，如果没有土司文化对黔北地区的长期禁锢，没有“改土归流”和“占籍耕种”，没有“中原文化”流入“诗书传家”，没有“在外仕官”兼收并蓄，没有代代相传的丰富藏书，没有周边诸如莫氏、郑氏、王氏等名门望族的相互影响，能有“沙滩文化”吗。因此，我们只能说沙滩村是“沙滩文化”的核心区，而“沙滩文化”是清朝末期遵义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

二是认为“沙滩文化”就是沙滩黎氏家族的文化。“研究沙滩文化，就必须要先研究沙滩黎氏族谱，搞清楚黎氏在沙滩村的生长繁延的历史过程。”这种说法没错。因为沙滩黎氏是推动沙滩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主力军。翻开《沙滩文化志》，沙滩黎氏在“沙滩文化”中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如黎安理、黎恂、黎兆勋、黎庶昌等就有35位之多，占“沙滩文化”人物近50%。但这毕竟只有50%，另50%还得由郑氏、莫氏、赵氏、蹇氏、杨氏、唐氏、肖氏等来组成，还得加上程恩泽、曾国藩、张之洞等外籍名人的有力助推。如果没有以上黎氏以外的众多人物的贡献，想想在晚清时西南边陲黔北封闭小山村的一个黎氏家族，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这么一个响当当的“沙滩文化”地域文化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新舟龙坑（旧名龙渊）王氏一族，与沙滩黎氏同一时期随“平播之役”入黔“占籍耕种”，与沙滩黎氏一河之隔相距不过五里，同样“耕读传家”，并早于沙滩黎氏出进士中举人，还创造了“一门两进士三辈四举人”的文化奇迹。只可惜在沙滩黎氏兴盛时，在沙滩文化缔造出“西南硕儒”时，龙渊王氏已经没落。因此在《沙滩文化志》的人物收录中，也只将龙渊王氏中成就最高的王清莲和近代学者王燕玉作为沙滩黎氏门生收录了进去，王氏龙渊其他如王亲贤、王观、王廷葵、王济等较为有影响的人物，均未提及，这想必应该是沙滩文化研究的缺憾。

其实，“沙滩文化”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众多地区的地域性文化一样，都是以“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文化。从这一点上说，它和中原发达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致的。都是以封建儒家文化思想为核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忠、孝、礼、义、仁、智、信、和”等儒家核心思想的教育影响，并以此代代相传。具体来说，就是在通过耕种获得生活物资基本满足温饱的前提下，立家训、传诗书，较富足一点的家庭（家族）还设私塾教育子弟，子弟成才后通过考功名、走仕途，从而光宗耀祖，反哺下一代，进而书香之家代代相传，进而成为当地名门旺族。

但“沙滩耕读文化”与中原发达地区“耕读文化”不同的是，它兴起比较晚，受历史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发展比较迅速，因此才能成为全国知名文化品牌。也就是说，沙滩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蜚声中外一种地域文化，与当时特殊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发展、繁荣之地，文化文明延绵了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铸就了闻名世界的华夏文明。而自古闭塞的西南蛮夷之地贵州黔北地区，虽然先秦时期就有人类繁延，但一直处在土司统治之下，相当于处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奴隶社会阶段。随着明朝“平播之役”的全面胜利，管理体制“改土归流”，而此时黔北大地因战争而“十里无人烟”，朝廷便令中原人氏有意者迁入黔北实行“占籍耕种”，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又一次“人类大迁移”。因此，参与“平播之役”的明朝大军中一些中原地区名门望族便先期在黔北广袤之地就地安置，带来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与文明，将蛮夷之地的黔北迅速从奴隶社会带入了封建社会。比如聚居在沙滩黎氏以及周边的龙渊王氏、新舟肖氏，以及后来迁入沙滩的郑氏、莫氏等，都是这时期从中原发达地区迁入并利用杨氏土司废弃的“官庄”耕种劳作，诗书传家。而恰恰也在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极端腐朽的末期，中原发达地区已经在接受外来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开始闯关东、走南洋，“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家庭体系已逐步向“经商致富豪宅华堂”过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偏僻贫瘠之地的黔北“沙滩文化”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支独秀”，成为贵州贫夷之地文化发展的一种奇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沙滩文化”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而走向没落。

“家国情怀”，就是古人所提倡的“君子文化”，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儒家君子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开始启蒙，在先秦时期儒家君子思想初步形成，两汉时期得到丰富发展，在宋明时期进行了义理的新诠释，君子正式成为社会上具有普世性的称谓名词”。儒家关于“君子文化”的教育，始终贯穿整个封建文化的人格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家国情怀”的教育是封建礼仪教育的核心与灵魂。大诗人李白一生桀骜不驯，走遍祖国秀丽山川，却在他的诗作中始终贯穿了爱国主义情怀。同样，作为“地域文化”“耕读文化”的沙滩文化，依然是封建教育体制下的文化，“君子文化”教育与影响始终是核心与灵魂。虽然在沙滩文化产生、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沙滩黎氏“占籍耕种”沙滩杨氏“官庄”不久，中国的明王朝毁灭，清王朝接替。长期接受封建儒家文化熏陶的沙滩黎氏同大多中原名门望族一样，看清了明王朝末期的腐朽与没落，不接受清王朝外族豪夺与统治，因而沙滩黎氏入黔始祖黎朝邦临终立遗训“耕而丰衣足食，学不求做官”，虽然黎朝邦三子黎怀智敢挺而走险走科举之路，却最终为逃避家国之痛而落发为僧，看破红尘。以致三世黎民忻再立祖训：三世不应清朝科举。

即便如此，沙滩人却始终没有丢下家国情怀。黎氏怀仁立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寮，在乡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事实证明，数代沙滩人在黎氏家训的启导下，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刻苦攻读、昂奋进取、谦逊和蔼、爱国爱家等优良作风。特别是沙滩文化人中外出做官者，大多不会迎奉上司，为官清正廉明，两袖清风，颇具政声却难以提拔，回乡均只有诗书典籍带回，家国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龙渊王氏希白，为官以清正廉明著称，皇上赐名清莲，官至二品为国操劳而逝于赴任山东途中，灵柩回乡所过之处官民跪送，“家国情怀”的影响可见一斑。黎庶昌多次上书议国政，忧国忧民只在于一颗赤子之心。出使外国期间，独创文化外交树大国使臣新形象。甲午中日战争前夕，黎庶昌上书请求前往日本以谈判方式消除战争被朝廷拒绝，后闻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终日以泪洗面，神情恍惚，终泪瞎双目郁郁而逝。

一种文化没有开放、并储、兼收的属性，就不可能发展与繁荣。沙滩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它并不缺乏开放、并储、兼收的特质。从黎朝邦定居沙滩之时起，与其他前后迁来沙滩周边“占藉耕作”的几家大家族一样，就带来了中原文化，将中原“耕读传家”的文化理念带进了播州，这是沙滩文化的第一步开放。随即，这些“耕读传家”的大家族开始陆续有人外出做官，进一步兼收并储，离任时均带回精华文化典籍，传教家族子弟，丰富沙滩文化，这是沙滩文化的第二步开放。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沙滩外出做官的人离任回乡时均没有带回金银财宝，均只带回文化典籍，一方面说明了沙滩文人为官的清廉，另一方面更说明了沙滩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这是决定沙滩文化注定繁荣并成为全国知名文化品牌关键要素。

同时，将沙滩文化推向开放的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一个是郑莫两大家族迁入沙滩并将其家族文化融入沙滩文化，丰富了沙滩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要知道，莫氏文化在贵州独山是很有名气的，其代表人物莫与俦是著名的汉学大师，在遵从教19年，不但对沙滩文化，甚至对遵义文化的影响都很大。郑氏迁入沙滩之前虽然没有莫氏名气大，但由于有郑母黎氏三姑的教子有方，培养了一代硕儒——郑珍，可以说郑珍是将沙滩文化推向高潮的关键人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黎庶昌、莫友芝、黎渊等人，直接外出进行文化交流，一方面将沙滩文化推了出去，另一方面更广泛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丰富了沙滩文化。莫友芝在外游学和幕僚多年，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大学士均为挚友，将沙滩文化交流推到了朝廷大学士研讨的更高层次。黎庶昌更是“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直接吸纳国外先进文化，对西方列国的文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将沙滩文化交流到国外，并用沙滩文化创立了“文化外交”的新模式，不但树立大国外交新形象，还让国外友人对沙滩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可以说，黎庶昌是将沙滩文化推向辉煌的关键人物。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沙滩文化地域性、耕读性、家国性和开放性的四大“特性”，才注定了沙滩文化能在黔北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繁荣、辉煌，成为地方性文化发展的一个奇迹。对于今天只在“碎片化”状态中吸取知识的年轻人，快速了解沙滩文化的地域、耕读、家国和开放的四大“特性”，对于全面、系统认识沙滩文化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