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沙成塔

二O一七年，应著名作家刘醒龙邀请，为他主编的《美丽乡愁》一书撰稿。特地去了遵义沙滩，一周后落笔成文，凡三千余字：

没有沙滩，遵义文化在贵州的地位将大打折扣。贵州人常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沙滩文化的代表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郑珍与莫友芝撰修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郑莫二人还是诗人和书法家，并称西南巨儒。莫友芝去世，曾国藩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黎庶昌被称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的“曾门四弟子”，他两次以道员身分出任中国驻日本大臣，离任时，日本国上千人送行，饯行达数百里才依依惜别。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小小的沙滩村出了三位文化巨子，也是百余年的文化浸淫和积累。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杨氏土司被明王朝剿灭，改土归流。黎氏一家便迁来沙滩占籍承种，世代在此生息繁衍。自乾隆时起，相继有黎安理、黎恂、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几代文化名人。有与郑、黎两家结为至好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祥芝兄弟，有和郑、黎两家有姻亲关系的赵廷璜、宦懋庸、杨兆麟。他们互相激扬，一起切磋，优游于学问典籍。是一批文人成就了郑、莫、黎，是经年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成就了三座文化高峰。除了他们，应该还有他们的家眷、仆从、近邻四众，当然还有门前的洛安江，有禹门山、禹门寺。这些人与物的存在如同沙泣，单看一点也不起眼，但聚沙成塔，起到了柱础般的护持与推拥作用。

沙滩村面积不大，黎庶昌故居保存还算完好。旁边一个普通农家小院是当年的锄经堂，有些破败，郑珍幼时一到此地就挪不开步，恨不得把所有书装进肚子里。锄经堂的主人黎雪楼是郑珍的舅舅，惊喜之余悉心引导，终成一代硕儒。国学大师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称誉郑珍：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近人缪钺、钱穆、钱钟书、白敦仁等对沙滩诗人及其诗作都有颇高评价。原《文学报》副主编、已故诗人黎焕颐生于斯长于斯，直到十九岁参军远走他乡。

文革时候，红卫兵把黎氏各家藏书搜走，装了八卡车。这些书烧了三天三夜，甚至有人说烧了七天七夜。这足以说明黎氏族人诗礼传家的家风。黎庶昌在出使日本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印《古逸丛书》26种200卷，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古逸丛书》是国内早已散佚，却在日本流存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在出任大清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参赞期间，黎庶昌亲身体会到西方政教民俗、经济文化方面的实际情况，逐渐修正了他此前将西方视为“夷狄”的观念。对西方民主、文明、科技、经济产生了向往和倾慕。其间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典、葡萄牙、奥地利，回来后编著了《西洋杂志》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正是《西洋杂志》一书，当时音译为“奇西阿利司”（Socialism）。还有出任过日本神户领事的黎汝谦，他与蔡国昭一起翻译了《华盛顿传》，这是中国第一部《华盛顿传》，也是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华盛顿的著作。

黎庶昌故居门眉上有“钦使第”三字，这是对他出任英、法、德、意、西班牙参赞和驻日本公使任上，作为国家使臣圆满完成外交任务的肯定。不过，故居里的所有符号和物品，没有半点西洋痕迹，房子是典型黔北民居，高架木结构，穿斗式悬山青瓦房。天井里的花台上石雕是渔樵耕读和多子多福、荷鹤（和合）长远等等。这是一个文人的旨趣，也一度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象征。

沙滩之名源于洛安江在禹门山前转了个弯，河沙堆积出一片小小的滩涂。这实在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沙滩，但在文人眼里是如此具有诗意，宁愿舍弃一座座青山也要以此为名。和黔北山区其他河流一样，洛安江的水不但清澈冰凉，涨大水时挟带的泥沙也不多，建造这片沙滩可是用了数十万年。洛安江一边将泥沙抛弃在转弯处，一边冲刷切割着沙滩对面的石灰岩，生生把石灰岩山麓变成了悬崖峭壁。现在的江水肯定不如百年前清亮，好在和那些被污染的江河比起来，洛安江依然像少女一样纯洁

与黎庶昌故居遥相呼应的是禹门寺。最初是黎氏家庙，在此祭祀祖宗，名沙滩寺。清初，黎氏二世祖黎怀智辞去湖北黄冈知县，在此削发，更名龙兴禅院。顺治年间，西蜀高僧破山的大弟子、临济宗三十二代祖丈雪通醉避乱来此，旋去，两年后在此驻锡，扩建寺院，旋开道场。丈雪大师觉得寺院对面的沙滩实在太小了，沙比不过恒河沙，浅滩不能行舟，不能度众生到彼岸，于是改名禹门寺。同时改子孙法脉为十方丛林，一时间大振宗风，僧伽大德倍出。当时有天王殿、观音殿、七佛殿、大雄宝殿、华严殿、藏经楼，黎氏家族的振宗堂，成了黔北高原第一净土道场。远非今日破败之相可比。

出家人在这里弘法利生，让人民知生死，忌惮因果，只有从善如流才是归途。在山东长山县当过知县的黎安理和在浙江桐乡县当过知县的黎恂在此设馆授徒，教授子孙及近邻子弟，去粗野，存礼仪，转民风。沙滩水浅不能行舟，但经史子集深不可测。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都在这里接受过扎实的诗书礼乐教育，他们成为“西南巨儒”的底气在此。曾国藩评价黎庶昌的文章“颇得坚强之气”，气脉的源头在这里。

禹门山上的柏树应该有几百年了，它们能在历次的滥砍乱伐中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相信从现在起，它们将在此永生，不再有刀斧的威胁，想到这一点，不禁悲欣交集。修整步道挖断了其中一棵古柏的根，撕了牙签那么大一片下来，其香浓郁又端正，越闻越让人心生敬仰，越闻越让人安静。将这片柏树放了十几天，仍然香气扑鼻。以前制香，正是将腐烂的柏树根捣成泥后裹在竹签上，燃放时悠长持久，仿佛真能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祖宗和神明可循香而来。现在用树叶、秸杆，草屑做香泥，用化工颜料染成朱红色或深绿色，气味很难闻，燃烧的速度也快。加上长度又不够，烧这种香，让人觉得不过是在哄鬼，完全没有虔诚之心。柏树的用处很多，除了木料本身，过去还用柏树皮保存火种，将柏树皮撕下来，捶打成半绒状态，然后捆扎成火把。这种火把点燃后轻易不会熄，火慢慢燃下去，可燃几个小时。需要时吹一下，冒出火苗将其他火引点燃后就可烧火煮饭。撕柏树皮不会影响柏树，撕的是外层的干皮。柏树在黔北是最受尊重的树。

沙滩村及其周边正大兴土木，气势很大，是要让沙滩改头换面，这是正在进行的所谓旅游“打造”。仿古老街、河边栈道、文化广场、草坪、花谷可以看出建造者的良苦用心，但建筑速度的飞快是由现代机械和便利的材料完成的，穿榫斗枋的木匠早被钉子木匠代替。这些建筑很难看出其中与“文化”相关的细节。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又人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批评这种做法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全国各地都一样，都在翻开地皮打造，怎么可能叫沙滩独善其身。打造二字是杀伐和革命，让人不寒而栗。石板上的浮雕由电脑完成，内容仍然是渔樵耕读，但不再有工匠的温度。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匠呢，即便有工匠愿意精雕细刻，有关部门恐怕也等不得。“提前实现”、“超额完成”等等字眼不是充斥在大街小巷和报刊杂志？糟糕透顶的是，沙滩文化最重要的是耕读传家，黎恂著有《农谈》、郑珍、莫友芝著有《樗茧谱》。现在无田可耕，成片成片的草坪与耕读不再有半毛钱关系。最稀奇的是，还要把沙滩村黎氏搬走，这是借打造沙滩之名彻底抺去沙滩文脉。人脉即文脉，没有了人，还谈什么沙滩文化！这比文革更彻底也更荒唐。冯骥才说，他们破坏完了城市，现在开始破坏农村了。看来确实如此。

也不知道他们有无修葺禹门寺的计划。禹门寺真是很破败了，十几年前钉上去的胶合板不是脱落就是翘开，柱子上灰皮开裂，露出不知底细的刮灰。院子里的石板原本是平整的青石板，不知为什么允许车辆从这里穿行，把石板碾得七拱八翘，碾得破破烂烂缺牙豁嘴，这可是铺了几百年，十几年前还完好的石板。山后有一条公路，从这里走近不了多少，山后的公路的坡度还要缓得多。轰隆隆过去，没有一点敬畏心，比石板被碾碎本身还可怕。院子里的碑林也大煞风景，郑、莫、黎都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他们从仙界偷闲下来看一眼，恐怕也要羞得调头就走。

“打造”方也许是要把禹门寺的修葺放到最后，这里毕竟是沙滩文化的发祥地，是乱动不得的。温柔的线条、恬静的裂痕、善解人意的色彩是值得期待的。打造在其他方面已经够快了，对寺庙的修葺必须慢一点，再慢一点。寺庙确实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同时也是保存传统文化最好的场所，不能像对待路边的韩信草，铲掉就算了。韩信草还能在别的地方再生，还能开出别致的小花，沙滩的文化还一条小小的根，一旦消失就是永远消失。这样的消失是万劫不复。让古柏和古寺相衬，让洛安江与古村相衬，让沙滩与历史相衬，让这里的一切不仅停留在人们的眼里，还能驻进人们的心里。这是沙滩村的功德，也是所有与沙滩有关的人的功德。这将是无量的功德。

二O一九年再去沙滩，工程处于停工状态。禹门寺后面公路已经不准通车，而乐安江两岸被推土机刨翻的土地，已经长上荒草，稀稀拉拉种上苞谷。向知道内情的人打听，原来，以前的方案以经济开发为主，被有关部门叫停。现在，将重新规划，以保护为主，开发为次。悬了两年的心终于可以落下，庆幸沙滩等来了爱她的人、懂她的人。

        冉正万：生于1967年。著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洗骨记》《纸房》及中短篇小说四十余部（篇）。有作品入选《200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长篇小说选刊》选载过《银鱼来》《天眼》两部长篇。曾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