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窥望》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遵义人，从小就听爷爷辈说起“沙滩文化”中的各大人物，对于“沙滩文化”早已耳熟能详并有着不一样的情结。沙滩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新舟镇与虾子镇的交汇处，那里有沙洲围绕、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犹如苏轼诗里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至今，遵义已有2000千多年的历史，期间把乾隆后期至民国初期的一百多年间定位“沙滩期”，而对于“沙滩文化”的定名是由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中所提出，并将以黎氏家族为主体，郑氏、莫氏两家为两翼的三个家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以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俗话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

明万历年间，黎氏家族从四川广安迁来遵义沙滩，并长居此地；清嘉庆末年，郑珍随父母迁来沙滩附近，接受大舅黎恂教育，并拜莫与俦为师；莫与俦因出任遵义府学教授，莫友芝随父迁居遵义，拜黎恂为师。黎庶昌、郑珍、莫友芝三人是沙滩文化的第三代传人，并掀起了沙滩文化的辉煌期，他们分别在经学、文字学、诗学、书法、版本目录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沙滩文化的发展以及全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黎庶昌的外交思想与文化贡献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晚清时的外交家和散文家，黎恺的第四个儿子，郑珍的表弟，熟读经书，由于家庭困难，只能供两位哥哥上学，他很体谅母亲的艰难并没有哭闹要求上学，而是乖乖留在家中等哥哥们放学后把老师教授的知识再传授给他，但十分好学的他有时也忍不住跟着哥哥们去学校躲在门外旁听，被杨开秀老师发现后，允许他来上学，并且不收学费，他不仅把老师讲授的内容背的滚瓜烂熟，而且还经常向博学多才的表哥郑珍请教，由此，可以看出从小乐于好学、刻苦读书，为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打下来坚实的文学基础。在同治元年（1862）黎庶昌利用所学写了两道《万言书》提出改良主张，除弊兴利的方略，引起朝廷的重视，被曾国藩军营任用，与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并称为“曾门四大弟子”。黎庶昌在文学造诣上日益精进，终得大成。曾国藩后来评论黎氏文章说：“莼斋生长边陲，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可成一家之言。”

1876年，黎庶昌被派遣出使欧洲五年，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不仅对各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解，而且还参加各种政事和社会活动，因此，编撰了《西洋杂志》，其中多篇文章记述西方的学校，有福利性的聋哑学校，并进行分科教学，而且学习的科目很全面，从而知道西方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黎庶昌多次参观学校，深入了解教育体制、教育方式和学校的教育设施等。其中还记录了最奇特西班牙民俗风情，在每年的耶稣受难日这天，从年老百姓中抽签选出男女各12人，由君主和君后为他们洗脚，这个场面十分隆重，围观的人也十分的多，洗完后还有一场晚宴，但是这些老人们通常都不会再现场食用，都会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对西班牙的风俗民情的呈现，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西方社会全景，增加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与内心感受。

光绪年间，出任日本的钦差大臣，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正是盛行，日本开始密谋占领台湾、朝鲜以及全中国，称霸世界。日本用尽各种理由想侵占我国，眼看一场侵略朝鲜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但中国驻日使馆人员毫不知情，还好有一位与黎庶昌关系很好的日本官员担心这一事爆发后，必定会与黎庶昌分别，因而在与黎庶昌喝酒时透露出了伤感情绪，黎庶昌感觉十分怪异，便派人四处打听，才发现危机。第一次密电是告知驻天津的北洋代理大臣。第二次密电是催促派兵前往。黎庶昌机敏果断的处理日本出兵朝鲜事件，维护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保护了朝鲜的国土安全。驻日期间，为表彰黎庶昌为中日邦交所做的功绩，日本天皇特给黎庶昌颁授“旭日大绶章”一枚。在离任回国时，日本送行的人塞满了大街小巷，饯行至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都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综观黎庶昌的一生，不难看出他在个人层面对学习的刻苦与热爱；在国家层面对外交危机的机智与果断；在社会层面对文化的吸取与传播。他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也是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郑珍的时代与历史影响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自称子午山孩，又称巢经巢主，自幼聪明、勤于苦读、博览群书，在经学、文字学、诗歌等方面有高的成就。黎安黎的外孙，郑珍虽从小顽皮捣蛋，但对学习的悟性超强，在记忆力方面：老师传授给他的知识便很快就能牢记于心；在理解力方面：对于抽象难懂的诗歌意蕴他也能诠释出来，因此，被世人称为“神童”。与莫友芝合称为“西南巨儒”。

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已烂熟于心了，黎母也因家乡的社会风气极差，便决定把家迁徙到沙滩附近，也是想让郑珍受外祖父和大舅黎恂的熏陶和培育。他自己也刻苦专研、博览群书，攻习宋学和诗文。在求学之路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对汉学及其感兴趣，后拜他的考官程恩泽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为师研究汉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有专著《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等等。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有与各地农民起义，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地方官吏肆意剥削，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郑珍体谅百姓，关注民生，把所看到的景象详述的描绘出了来，从他的诗歌《南乡哀》《经死哀》《抽厘哀》等，都是从一个“哀”字来揭露官吏、官兵残害百姓的罪行，哀叹百姓所遭受的困苦，哀叹官吏的贪赃枉法，更哀叹国家的腐败无望。

1854-1864这十年间正是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大爆发的高峰期，他与家人四处躲藏，颠沛流离，但越是在这样艰苦的坏境下他越加的笔耕不辍，记录着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让更多人关注广大人民的生计和社会的安危。这段时期，郑珍笔下的诗歌特点现实主义为宗旨，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幅广大人民生活苦难的画面。其实，这也与自身在科考中屡次碰壁和与母亲的病逝有着密切的联系，母亲病逝的打击，让他断绝入仕念头，回归农田，守孝三年，期间修撰了《系哀诗四首》《和渊明饮酒二十首》等诗。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莫友芝的遵义情缘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独山人。性格和蔼，善于交友。7岁时读到谢玄晖的诗句“竹后山有影”，然后联想到自家的园林十分相似，便为园林提名为“影山”。由于父亲任选遵义府学教授，十三岁时便随父亲莫与俦来遵义，拜黎恂先生为师攻学宋学，与郑珍合称为“西南巨儒”，并成莫逆之交。并且表妹与黎庶昌结为姻亲，可见，周围的人都是遵义人，与遵义的情缘十分深厚。

咸丰四年间，杨喜龙兵围遵义，莫友芝亲眼目睹了官兵腐败懦弱的种种恶行，写了《遵乱纪事》，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揭示了对官兵的丑恶嘴脸。钱仲联对莫友芝曾做出来这样的评价：“才力腾踔，不及子尹，而朴属微至，洗尽腥腴，亦偏师之雄矣。优时纪乱之作，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这与郑珍的诗有不谋而合之处。

在父母相继离世后，由于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离开遵义，投奔曾国蕃，得到了曾氏的帮助，曾氏幕府汇集了天下的文武全才，各有专攻。在晚年，莫友芝因受风寒，病逝前，要求离世后葬在遵义沙滩文化的青田山间。曾国蕃前来哀悼时亲手写了一副对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莫友芝在创建影山草堂藏书阁和创建了版本目录学，以及在诗词创作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沙滩的文化传承

黎氏。

黎氏有这样一条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朝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党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黎氏子孙谨守祖训，形成优良家风，凡在外做官的都能尽忠职守，清正廉洁，为民作主。黎庶昌之所以有所巨大成就，部分原因是因为祖父黎安理的缘故，黎安理是沙滩文化的奠基人，并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黎恂和黎恺合称“黎氏双璧”。黎庶昌正是黎恺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就受家族环境的耳濡目染、耕读不辍，诗礼传家。黎氏家族人才辈出，各有专攻。从黎安理在学业上刻苦专研，在官场上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到黎恂在教育上更注重收藏古籍，在官场为官清廉；再到黎庶昌在文学上的乐于好学，在外交上的机智敏捷，这三代人都表现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文化的传承不仅仅知识受益于几代人，还是让全中国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古籍的收藏是历史的文化传承，如果没有第一代传人黎安理的收藏意识，那后人就没有阅读的材料与资源，就会形成知识链的断裂，以致国家的落后。

郑氏。

郑氏的家风是勤俭持家、自立自强、好义乐施，在郑母黎氏的熏陶下，使郑氏家风更全面发展，影响较大。

黎三姑是黎安理之女，是郑珍之母，从小受家风的耳濡目染，读过不少教育方面的古籍，思想和行动上都比同龄的女子有独到的见解，在迁居这个问题上，黎三姑以长远的目光来看问题，为儿子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和教育场所相对文明、和谐、积极地社会氛围，使郑珍有万卷藏书可读，这才使得郑珍成才的基本原因。郑母虽从未上过学，但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她时常告诉郑珍：“坏事总不可做过一次。人未做坏事时，尽明知道不好，不惟不做，还得劝别人。若做了一次，便觉得如此也不妨，往后越做得有味，只以为好事了，已是不孝不弟不仁不义。”她的事迹被载入《清史稿*列女传》。郑母死后，郑珍为母亲编撰了《母教录》，以此来为教育儿女为准则。郑珍的母亲和女儿都被称为“未登上讲台的教育家”。

为此培育出了长女郑淑昭，受父亲的影响较深，也通经史和文字学，为了让她的孩子有读书的机会，她便自己做塾师，由于贵州农民大起义，社会动乱，她只能以口授的方式把郑氏家学传授给子女，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亲口教读经文诗赋，以树枝为笔头，以灰沙为纸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不禁让不想起欧阳修的母亲教儿子画荻学字的故事，同样都是为孩子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子承母“命”，女承父“命”，这种为儿女教育事业提供良好的环境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

莫氏。

莫氏家族除传统的孝悌、勤劳、节俭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爱书好学、善于发现人才、因材施教。莫与俦出任遵义学府教授，他所学知识加紧传授给弟子郑珍，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莫友芝和学生郑珍身上，并激励他们刻苦专研最终二人被誉为“西南巨儒”。莫与俦的教学特色是因材施教：领悟能力低的，每天安排早晚集中授课，向他们传授的内容也十分详细；领悟能力高的则锻炼他们的自学能力，有不懂时可以向他提问请教。不同水平的学生进步都非常之快。

莫绳孙，莫友芝的第三个儿子，得以父亲的影响，从小对书法颇有兴趣，莫友芝见他天资过人，便潜心指导他在文字学、史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并将以传承。

“沙滩三贤”的人文风光

黎庶昌、郑珍、莫友芝三人，都心怀抱负却不得志，都为官吏的恶行霸道而鄙视，为百姓所遭受的困苦的悲痛，为国家的无心治理而痛心。黎庶昌热心创办文化教育事业，为培养新型科技人才，他出资创办洋务学堂，并出资让优秀学生留学，为国家创造更优秀人才；郑珍时常随母亲去关心贫弱孤苦的人，随父亲救活了感染瘟疫的父子，从骨子里就养成了关爱他人的优秀品质，在他的诗歌中也时常流露出关切百姓生计的大爱情怀；莫友芝虽一生不谋一官，但从《遵乱纪事》中流露出关切民生疾苦和“匹夫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对学习的热情从未因为贫穷、战争而削减过，相反，更加坚定的热爱，古籍之于他们就像现在我们之于手机，甚至更爱。黎庶昌并没有因为家庭困难未供读书而放弃，反而更加刻苦专研，虚心请教，才有幸让私塾老师免费攻读；郑珍并没有因为农民起义贫困交迫、颠沛流离而放弃，而是仍然坚持治学不辍；莫友芝并没有因父母相继离世而就此堕落，而是担负起全家人的重担。

黎庶昌为曾经免费传授知识的师父写了《杨先生墓志铭》，以表示感恩之情。郑珍为离世的母亲写了《母教录》，一是表达母亲的潜心培育；二是把母亲平日教诲儿孙的言行传承下去；莫友芝投奔曾国蕃，并以安排较好的差事，让莫友芝感激不尽。

沙滩的演变历史和社会进程

明朝平播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确立了封建制度，不管是在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原因都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发展极为突出，由于改土归流的作用下，西南一带地区的发展较快，而遵义的沙滩文化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沙滩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观点，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即仁者爱人和“修身、齐家、治国”的信条将以言传身教，形成了一个以黎氏家族为主，郑、莫两家为两翼的主流文化创作之风。郑珍母亲黎三姑体恤贫弱，和睦邻里的良好风尚，被选入《清史·列女传》。孔子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余力，则学文。”这正是儒学遵守的准则，沙滩文人也遵行不渝。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和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主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期间，沙滩文化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中黎氏锄经堂的数万卷藏书和郑氏巢经巢的全部藏书都化为灰烬。从沙滩文化的发展来看，沙滩各文人对于外来文化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黎庶昌西欧任职期间，善于了解各国的民俗风情、教育观念、风土人情、政俗民风，参加各种政事和社会活动，对于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机器生产，黎庶昌要求清廷借鉴先进国家的科技生产，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经济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文化思潮的兴起，沙滩文化的封建经济、政治必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沙滩文化在教育、文学、科学、外交、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由浙江大学教授所编写的《遵义新志》中，把遵义两千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九个时期，分别是“夜郎期”“牂柯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绵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屯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沙滩期”的形成和发展，被分为萌芽期、成长期、辉煌期、承续期、余波期五个时期。

萌芽期是明万历年间黎氏从四川广安迁居沙滩，第一代传人黎安理开始从事教育事业，沙滩文化从此开始萌芽。

成长期嘉庆年间至道光年间，由第二代传人黎恂和黎恺把沙滩文化逐步发展，不仅跟着父亲从事教育活动，而且对诗文艺术进行创作的同时培育了郑珍和莫友芝等人才。

辉煌期是道光年间至同治年间，由第三代传人郑珍、莫友芝等人在经学、文字学、史学、诗学、书法艺术等方面进行精心雕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影响甚广。

承续期是同治年间至光绪年间，由第四代传人黎庶昌、黎汝谦（黎庶昌侄子）、郑知同（郑珍之子）等人在外交、散文等领域著述颇多，有《西洋杂志》、《华盛顿传》、《夷劳溪庐文集》等。

余波期是清末明初，沙滩文化逐渐衰落，虽然也有不少文人能诗善文，但成就并不高。

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民族延续的灵魂，“沙滩文化”打开人们的思维，开阔人们的眼界，使得人们谱写了社会主义新篇章，从以前的私塾教育到现今的义务教育；从以前的私人藏书阁到现今的公共图书馆；从以前的各种起义到现今的国泰民安等等，都体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复兴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