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沙洲冷

一

这一次，终于看到沙滩了，像一片寂寞的落叶飘零在时光的水面。

它安静地躺在面前，接受我的凝思。

确切地说，它是躺在同样安静的河床中间，也有草树葱茏，也有水鸟不时从中飞出，但与任何一个乡村河流上的沙洲并没多大不同。如果仅仅把它当作风景，仅仅以一个观光客的身份而来，你或许会失望——它的普通模样所作出的有限的山水美学贡献，并不能直接触及人的神经、让目光流放出额外的色彩。

面对这块实体的可以触摸的沙滩，同行的朋友在拍照和谈论关于它的历史，我的视听渐渐模糊起来。恍惚间有书声隔河传来，沙洲上林木一点点褪去，露出河滩的本来面貌，沙石在阳光下闪烁，青草正在不慌不忙地生长，一会是三五个少年在夫子的引领下诵读，一会是一群青年把酒吟对……在瞬间的穿越感里，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此处该闪现出书法体的片头：“文化沙滩”。

眼前的沙滩是狭义的，正如其形状，这狭狭的一条，只有几百米长。

广义的沙滩指以贵州遵义市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为核心的一片地域，方圆数里，现属于新浦新区辖地。扩展一下，半径应该还可再大一圈，涵盖新浦、播州、绥阳等区域。

让沙滩得名的这片几百米长的沙洲，点缀于洛安江上，就像画布上有意无意多出来的一处闲笔。这不经意的一撇，却点开了沙滩文化400年之风流。

早在宋元之际沙滩就有了生息，到明代，在四川广安黎氏接手之前是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之弟杨兆龙的庄园，称为官庄。改土归流后，黎氏一支迁居于此，从此世代在此繁衍生息，耕读传家。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这里走出了以“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几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学、医学，都有颇高造诣。而在文学上，他们有晚清宋诗派的主将，有桐城派散文的代表。沙滩文人学者群所缔造和一代代光扬的文化成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称的沙滩文化。

这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沙滩。

看到资料上罗列的沙滩文化人的名单、和他们的著述，光在数量上就已让人惊呀。而重量更让人叹服，《辞海》、《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史》、《清史稿》等大书上都闪耀着他们的名字，至今沙滩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乃至成为一个国际性课题。

可以说，贵州有史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文学界，还没有哪些人、这样集中地与全国同轨而行，并进入了文化史，这是至今还没人超越的贵州文化制高点，成了高原上的一个传奇。

其实，多年前就听人提及过沙滩，但对其了解甚少。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写作者，来遵义的次数不少，却一次次与沙滩这座文化高峰擦肩乃至把它忽略掉。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正如我来自佛教名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脚下，却一次也没登过梵净山，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一位同乡学长劝导说：“我都爬过八次了，你一定要去。”

或许一直以来，在我的潜意识里，有的神圣是不可直面的，应把它深藏于心；或许在人一生的际遇里，有的遭遇是需要机缘推动的。

我想，我和沙滩的缘分到了。

二

洛安江的水是无声的。

无声并非喑哑，有无言的述说澎湃于内心。正如时间一样，没有谁听到它的脚步，但却没有谁能躲得过它的洗涤。

第一个来到沙滩的黎氏先祖黎朝邦，曾作有《官庄记》一文，不知是否把这条江写了进去，假如写了，当他第一次临江而立望着江水流逝，心中会生出怎样的感想和感慨。

我曾天真地想象过，黎氏从四川广安千里迢迢地来到遵义沙滩，要么是为避世隐居，要么是被贬流放于此。诸如陶潜与柴桑，李白与夜郎，苏东坡与黄州、王阳明与龙场驿……把中国文人与山水遭遇的各种方式都往黎氏身上套了一遍，甚至包括梭罗《瓦尔登湖》式纯粹对原生态生活方式的追求。

我们太容易、也太乐意把别人往自己浅薄的经验套子里面塞了。

而实情是怎样的呢？这里，无法回避一个历史大事件——平播之役。

对于封建中央朝廷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某种程度上，将其纳入版图是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利的完整，不愿花更多成本去治理。于是土司制这项特殊的管理制度应运而生，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司、土官，授予他们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对所辖地区进行统治的权力，官职世袭， “以土官治土民”。土司，也就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土司制度起源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兴盛于元代。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土司管辖区域内乱不断，甚至一些做大的土司，直接影响到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于是，从明朝开始，朝廷终于出手了，启动了代号为“改土归流”的历史大行动。

游戏玩家换玩法了，新的游戏规则是：削掉土司，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

遵义的土皇帝是播州杨氏土司，经历唐至明五个朝代，二十九世承袭。万历十八年（1590）始，末代土司杨应龙与明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公开反叛，播州之役爆发。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应龙最后的据点——海龙屯被明军攻占，杨应龙自杀，以血的代价结束了播州之役 ，也结束了杨氏土司对遵义地区近800年的统治。

平播之役后，沙滩这一片即杨兆龙的官庄被划属民田，而经平播一役，播州士民十不存一，明政府便招四川、江西、湖广三省移民入播州“占籍承种”。

这时，四川广安的读书人黎朝邦现身了。

随川路总兵刘铤平播来到遵义，之后作为开发播州“占籍承种”的移民，黎朝邦“据沙滩”， “据”即据有，这是胜利者的分配。黎氏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点起沙滩文化的星星之火。

黎朝邦是明万历进士，自幼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十岁出试童子，十四岁学使观其不凡，首选食廪饩。”有人劝他为官，他辞了，理由是：“龙兮为阳，秋而伏藏，其幽之浒，育之繁昌。”于是，“迁播郡隐，治家之法于子孙之诗礼，文物（读与耕）四时课将之，仪节饶有古懦风焉”。

或者，这才是读书人最大的理想；或许，他是读透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真谛，而选择了沙滩；又或者，是沙滩选择了他。

流过沙滩的洛安江，是乌江的二级支流，属长江水系。上游为遵义市绥阳县的洋川河，往下与湄江交汇后流入湘江，它蜿蜒来去，灌溉了“黔北粮仓”。

在历史里驻足沙滩的黎氏，自一世祖黎朝邦始，历经十余世缔造的沙滩文化，堆起遵义乃至贵州文化的高峰，成为肉眼看不见的另一个“粮仓”。

洛安江喂养了黔北人，而沙滩喂养了黔北的灵魂。

三

文化是一条河流。

一旦选择河流的身份，唯一的使命就是流淌。

在黔北，有两个人物名字容易让人混淆，一个是尹珍尹道真，一个就是“沙滩三贤”之首的郑珍郑子尹。而正是这种傻傻分不清的常识性错误，最直接地让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文化这条河流上不同时期的摆渡人。

尹珍是东汉人，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儒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是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尹珍的籍贯，史书上说是牂牁郡毋敛人，关于“毋敛” 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今天黔南的独山县，一说是遵义的正安县 。此处，并无太大必要去细究。

假如尹珍是正安人，他应该为几千年后的一位同名不同姓的遵义老乡——郑珍而欣慰地露出笑容。沙滩三贤之首的郑珍，治经学、小学，亦工书善画，晚清宋诗派代表人物。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守旨，融会宋代理学和汉代许（慎）郑（玄）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有“西南巨儒”的美誉。

实际上，尹珍与郑珍之间的确大有关系，其表字子尹竟然是来自于尹珍。

道光五年（1825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郑珍为贡生。程恩泽系汉学家，为当时宋诗运动领袖，勉励他以黔北先哲尹道真为楷模，赐字子尹，并指导郑珍读许（慎）郑（玄）之书，习宋代诗艺。

假如尹珍是独山人，也会很高兴有这么一位老乡——沙滩三杰之一的莫友芝。生于贵州独山而成长治学于遵义的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

郑珍莫友芝们穷其一生研学、著述、教育，推动文化这条河不断向前奔流。

在沙滩文化群之后，黔北现代作家诗人蹇先艾、寿生、黎焕颐，当代作家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诗人李发模、中华诗词之市遵义诗人群、中国诗乡绥阳诗人群、中国小说之乡正安作家群，形成这条河在新的时间维度里丰茂的支流。

那天，我们在沙滩村黎氏后人黎培理老人家中受到款待，这是一栋木结构的老屋，夹在平房群中，那样子仿佛极不愿意从历史里退出来。院落里、墙壁上贴有多处“沙滩诗会”字样，邻里们不定期会举行诗词文艺活动。依稀还记得墙上的几联：“招邀几诗侣，消遣终年愁”、“灯下谈心评李杜，花前把酒论苏黄”，这些村民的原创作品，流露着沙滩遗风。

文化已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晚上，露天院坝举行的晚餐成了一场晚会，村里一位前来助兴的老人唱起古老而高亢的船歌。

是的，船歌。

他吐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让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一条河流，并陷入它的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