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静水深流

风轻云净。

偎了洛安江的沙滩恍若出尘，整个村落已被碧色浸透，泛着些许清寂幽邃。掩映在绿柏翠竹中的房舍古意盎然，颇有几分恬淡自在，似乎与现世隔了一重山水。穿山绕岭而来的洛安江恰好在村前把自己抖开，江面变得格外开阔，犹如舞动在蓝天下的一截澄碧水袖。而江中的那处琵琶形沙洲就成了水袖上的扎染，葱郁四漾，沙滩村即得名于这琵琶洲。

缓缓流淌的江水，衬得沙滩格外静谧，偶尔一两声鸡鸣犬吠试图挑开这静谧的壳，却如石子落入深潭，轻微的一串涟漪之后静谧似乎更深了。深不可测的静谧里，沙滩文化已然沐风沥雨四百年，长成了一株叶茂根深的大树，在历史的天空撑起一片浓荫。只是小村执著固守旧日的朴拙，背倚山峦轻抚流水，笑傲江湖的隐士般一日日畅饮明月清风。

如此逍遥的沙滩，才是造就沙滩文化的根基！

我必须把目光投向四百年前的沙滩，投向这个村落的开篇。

倒流的光阴之河回溯到大明万历年间，把黔地的一片刀光剑影拽进我的眼眸。明万历26年即公元1598年，播州土司杨应龙作乱，数次剿杀平叛明军，惹得明神宗震怒。明万历28年，神宗皇帝调遣八路大军围剿播州土司王国，杨应龙兵败自缢，整个播州在战乱中亦遭重创，战后居民仅存十之一二，于是朝廷下旨招本省（四川）及邻省移民入播“占籍承种”。彼时的沙滩，原是播州土司杨应龙之兄杨兆龙的官庄，明军征伐之后几无人迹，本居于贵州龙里卫的黎朝邦应诏举家迁至遵义“占藉承种”，并落户在沙滩这处倚山偎水的河畔。

《遵义沙滩黎氏家谱》载，黎氏一族原“家广安军渠江之金山里”，尽得蜀地山川风物的滋养。黎氏先祖于唐、宋两朝均曾斩获功名，至明代更有族人被钦点为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可谓“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明万历年间，黎氏族中兄弟因争田水而起罅隙，黎朝帮决意远走贵州，“令怀仁祖择邻，初徙贵州之龙里”。

生于蜀长于蜀的黎朝帮，当初选择远走黔地该是怎样的无奈？四百多年前的贵州，人文语境极其贫瘠，曾被人唤作“鬼州”，为朝廷罪臣贬黜流放地：李白逐夜郎，刘禹锡贬播州，王阳明谪龙场驿……而从地理情境分析，当时的贵州山峦横亘，江流漫涌，林木蔽日，蛮匪肆虐，并不时有瘴气出没。离蜀入黔，黎朝帮这个“明廪膳生”当是怀着极深的伤感，带着全家离开伤心地，到贵州龙里卫重起炉灶。

入黔之前，黎朝帮已然功名在身，为万历朝进士。深厚的汉文化修为使得黎朝帮的文化身份意识异常清晰，他率领全家入黔之后，尽管黔地由土司掌控，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是“朝廷之民”而非“土司之民”，而这正是他居住龙里卫十九年后选择迁至沙滩的缘由，因为彼时黔北尚在蜀地范围内。“ 始吾祖自蜀迁黔之龙里，己着籍为黔人，居十九年而徙遵义，还入于蜀。”于读书人而言，这种文化回归或者比地理回归更重要，可以让一颗流浪的灵魂在其熟悉的文体语境里觅到栖居地。虽说清雍正五年黔北并入贵州，但其行政区划的更改，并不会阻断文化传承，况且平播之后已被汉文化掌控的贵州已非“夷蛮之地”。

命运的转承起合往往暗藏玄机。改土归流使得黎氏家族辗转迁至沙滩，而沙滩延续四百余年的人文脉络在那一刻郑重起笔。

我是在一个风轻云净的日子里走进沙滩的，沙滩的宁静一下就击中了我的内心，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过“遗世独立”。

栖着静谧的洛安江仿佛一条岁月长河，四百年前来到沙滩的黎朝帮是否就站在光阴彼岸？黎朝帮的沙滩早已耸立成一处地域文化地标，以其璀璨光影彰显黔地风采，让一个个远道而来的倾慕者膜拜。

大娄山吹来的风揉皱了琵琶洲四面的江水，那一道道颤动的涟漪似乎都在指向四百年前的沙滩旧事。四百年前带领家人来到沙滩“占籍承种”的黎朝帮，谨守读书人的操守，耕读不缀，将儒家文化融于日常，“治家之法于子孙之诗礼，文物（读与耕）四时课将之，仪节饶有古儒风焉。” 黎朝邦临终前以一首五言诗训诫子孙：“载月著犁锄，栉淋风露雨。嗟彼膝前人，相看默相依。诗书旧生涯，功名行潦水。呜呼金石言，世世宜循轨。”这则家训当是这位饱读诗书的万历朝进士用整个生命提炼出的人生智慧，他十岁出试童子，十四岁得选“食廩饩”，自是才华过人，却秉持“龙兮为阳，秋而伏藏，其幽之浒，育之繁昌”的人生理念，谢绝入仕，身体力行“耕而丰衣足食，学而不求为官”来涵养乡风以固根本。

沙滩黎氏家族一直在内心极其鲜明的文化标识中自省。明末的社会动荡，并不曾影响沙滩黎氏一族践行初始祖的训诫，他们恪守汉文化之根，以耕读为业来谋求个体与家族的生存与发展。二世祖黎怀仁曾这样教育子孙：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朝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党不可一日不以正直化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这是一个移民家族对文化之根的坚守与传承，在当时移民聚居的黔北竖立起一根汉文化标杆。

黎氏二代恰好遭逢明灭清兴，虽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写历史的走向，却不愿向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妥协，规定子孙“三世不应清朝科举”，自断读书进仕之路。对黎氏家族来说，这是一种精神品格的锤炼，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将高度提升整个家族的道德形象，从而为沙滩文化的崛起做好充足的家族心理与社会环境准备。

伫立在沙滩桥头大悲阁上俯视整个村落，一座座古朴幽寂的农舍会把人的思绪牵扯住，仿佛四百年村庄往事就在粉墙黛瓦之中摇晃。清朝初年，虽说“三代不应清朝科举”的族规使得黎氏学子再无法凭借读书进仕，但他们依然勤勉耕读，坚持以儒家文化来修身养性。黎家四世黎耀才似乎只是一介农夫，但他“躬领家政，事亲有道，温清定省，率家人以礼法，每遇元旦、庆节、生辰，鸡鸣时子妇孙曾即起，拜跪称觞，无敢惰慢，若迟至曙则有罚……”这样一位以“礼”治家的农夫，其儒学修为可想而知。五世黎天明谈不上天资聪颖，但他忠直仁厚，“上事先白祖，下友诸北，庭无闲言”，同时刻苦攻读务求“以诗书垂后”。六世黎国士则“治家有道，内外必肃。以耕读、勤俭、孝友垂训后人”，“饮食衣服，一缕一粟，必爱惜”，“率族人以礼法”。以宋儒为典范的黎国士在“家计艰难，教读以资衣食”的家境中刻苦攻读，就算去售卖家人所织布匹时，也要“挟所抄文艺册及笔砚以随，甫出门，即口占一四书题，途次构思，寂无一语，及至场入店，腹稿已成，辄伸笔录之。或时在店，未及买卖，即取抄册熟诵”。黎国士中举之后，其弟黎国柄“见门户有庇，乃弃儒业，躬耕自给”，以稳固耕读之家的根基。

耕读传家，这一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符号，曾经指向格外绚烂的儒家文化，沙滩黎家便是其中一个精彩样本。正是缘于参透了“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农耕社会里簪缨之家才格外注重“耕读传家”，这曾经是农耕社会中家族昌盛不衰的不二法宝。

清初沙滩黎家沉寂数十年后，依靠其自身对“耕读”文化的理解与坚持，重新通过科举获取了家族荣誉，并培植出沙滩文化的蓓蕾。

黔地风雅，到底有几多枝蔓与小小沙滩纠缠在一起？

抗战时浙大学者曾系统研究过“沙滩文化”现象。当你深入了解了“沙滩文化”现象，就会明白“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绝非诳语。

行走在沙滩的街巷里，我试图用脚步来丈量这个村落的深度，却发现自己怎么都不可能触及它的内核。于历史长河而言，四百年时光只是弹指之间，但沙滩却洋洋洒洒写下一部极其浩瀚的文化巨著。不过沙滩还是沙滩，此刻它静静地偎在洛安江的臂弯里，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望向外面的世界。

沙滩这留下无数黎氏先人足迹的街巷让我沉迷，我想我正与那些曾经名扬天下的黎氏子弟同行。从明万历年间黎朝帮举家迁入沙滩算起，黎氏家族在这里历经七世传承与沉淀，终在清乾隆年间焕出异彩——黎氏八世子孙黎安理，“沙滩文化”崛起的关键性人物出场，他以其过人的才德拨响了沙滩文化高潮的序曲，并在《清史稿》中留下传记。

清史《列传二百八十五·孝义二》以极其简省的文字勾勒出黎安理的一生：黎安理，贵州遵义人。祖母卒，复娶而悍，父不容於后母，客授四川灌县，遂卒，葬焉。母还母家，安理方十岁，留祖父母所。祖母遇之虐，昼则令刈薪，夜督舂，舂重不举，绳络碓，以足挽之。恒不使得饱。尝取毒蠚纳其口。诱之溪侧，推堕水。皆濒死，遇救苏。既长，习举子业，出客授佐家。祖父卒，为治丧葬。祖母病，侍疾不倦，卒，又为治丧葬，无缺礼。其事祖父母凡三十有四年。痛父客死，恒诣灌县谒墓。母复归，事之孝。两弟不胜祖母虐，出走，安理往来黔、蜀，求得仲弟还。季弟客死，抚其孤。安理晚举乾隆四十四年乡试，授永清教谕，迁山东长山知县，有治绩。告归，卒于家。

留名于清史的黎安理年幼时几乎遭遇了一个人可以遭遇的所有不幸：幼年丧父，而本该给他以庇护的母亲却离家而去，把他抛给极其凶悍恶毒的继祖母，受尽各种折磨与迫害，可谓九死一生。历经种种磨难成长起来的人，如果没有彻底堕落，那么必将超越庸常，一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黎安理以德报怨，成年后一直以教书为业，竭尽全力赡养侍奉祖父母与母亲，孝义感天。

黎安理二十九岁中举，苦熬了近三十年，终在嘉庆十三年获大挑二等，出任永从儒学训导，这时他已然五十八岁。五十八岁入仕的黎安理競競业业，几年后升任山东长山县知县，由于他年少时曾蒙冤狱，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所以他主政长山时洗清了不少冤案，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自幼勤学的黎安理，一生读写不缀，对《易》学研究颇深，著有《锄经堂诗文集》《梦余笔谈》《自书年谱》与《论语口义》。在他六十九年的生命中，大半时间都在团馆教书，自是深谙教育之道，故对儿孙教导有方。长孙黎兆勋八岁便跟随黎安理去长山任所，得他亲授诗文；他卧病在床时，仍靠在茶几上为外孙郑子尹授课，洪亮的声音甚至震得茶几轰然作响……

虽说黎安理功名并不惊人，但他却以其卓绝的德才为黎氏家族赢得了声望，并在子孙心里植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种子。一个家族走向辉煌，必定始于精神上的无法摧毁。黎安理年少时所经受的所有磨难都是值得的，他在生存的极限里完成了人格飞跃并实现了自我价值，从而赋予黎氏家族百折不回的精神品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沙滩文化的铸造，正是这种精神品格的物化。

囿于大山深处的沙滩村，“耕读传家”给它插上了一只翅膀，而百折不回的精神品格则给它插上了另一只翅膀。

沙滩势必飞翔。

沙滩这个黔北山村的腾飞，当始于黎安理的两个儿子黎恂和黎恺，二人文才过人，有“黎氏双璧”之称。黎家九世的荣光，开启了沙滩文化的辉煌，随之而来的黎家十世则把沙滩文化推上了巅峰。

隔了二百年时光，我依然相信自己能触到黎恂的风采。这位嘉庆十九年进士，曾说过“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吾以进士为读书之始”，以其深谋远虑成为把沙滩文化导向巅峰的推手。黎恂考中进士之后，曾在浙江桐乡任知县，但他却无意仕途，一心读经治学，他以丁忧回籍时，所有俸禄全部用来购书，锄经堂近三万卷书籍悉数由他购买，彼时沙滩的藏书委实算得黔北乃至整个贵州之最。也许，曾经囿于深山的黎恂早已深刻认识到书籍才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所以他执意购置大量图书来开拓沙滩子弟的视界，从而为沙滩文化的绽放提供了充足的给养。

俨然出尘的沙滩笼罩在静寂里，这静寂恰好适合冥想。我在村子里闲走，撵着黎氏先人的足迹，风携来洛安江的气息，那是江水千百年不变的呼吸。二百年前贪恋故乡山水的黎恂带着他的三万册图书回到沙滩，一面研修经史，一面亲授家族及姻亲子弟进学，从而催发出沙滩文化的繁花满枝。黎恂著述颇丰，包括《蛉石斋诗文集》《千家诗注》《读史纪要》《回书纂义》等；他的弟子除莫生芝早逝与莫瑶芝经商外亦均著书立说，其中黎兆勋、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则成了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

承了黎恂风采的沙滩十世群芳争艳，把沙滩文化推至巅峰。黎恂的长子黎兆勋与郑珍、莫友芝三人被时任礼部尚书的潘祖荫称为“黔之通人”，其文化修为可窥一斑。黎兆勋通经史，嗜诗词，虽怀才不遇，却不甘沉沦，有《侍雪堂诗钞》与《葑烟亭词钞》传世，为黔地诗词大家。

沙滩十世子弟中，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均在《清史稿》中有传，他们以其宏富著述垂名史册，极大地拓展了沙滩文化的社会历史价值。郑珍在经学与文字学方面研究深入，见解独到，为学界公认的汉学大师；莫友芝是清代著名诗人，亦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郑珍与莫友芝功名均不高，但二人学识渊博，著述丰饶，并称为“西南两巨儒”。而黎庶昌少有大志，二十六岁即向皇帝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力主改革，一时之间名扬天下。黎庶昌曾任外交官，驻西欧长达六年，又两度出任驻日本公使，是晚清著名散文家，代表作有《拙尊园丛稿》与《西洋杂志》等……

在今天的沙滩村，仍保有黎庶昌故居“钦使第”与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墓。时光已然碾碎了太多往事的枝叶，但洛安江还如四百年前一样缓缓流淌，它那漾动的涟漪还在牵扯着人们的思绪。走进黎庶昌故居时，我尽量放轻了脚步，生怕足音惊扰安息在这里的黎家先人。故居很安静，我在这安静里兀自遥望岁月里的绚烂，愈加感觉到沙滩的深邃幽寂。

若望向一百多年前的沙滩星空，那群星璀璨的风光曾怎样惊诧世俗的眸眼？放眼华夏大地，上下五千年哪一个乡村曾有过如此灿烂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滩是名符其实的中华文化第一村，它散发出的文化光芒一扫黔地蛮荒，赋予整个贵州人文厚重与奇瑰。

古朴典雅的沙滩文化陈列馆就像一部内容丰饶的典籍，收藏着沙滩这个黔北山村的往昔风华。

留连在文化陈列馆中，细细品读沙滩四百年历史与文化，你会在心里重新定义黔北，并深刻感受到汉文化的强大张力。

汉文化对黔北的最初浸润可以追溯至西汉，西汉元光五年，置犍为郡，郡治瞥县，即今日遵义市中心城区附近。但很长时间里，这种浸润都难以转化为当地民间的自觉行为，根源在于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对汉文化保持疏离与抵制。明代改土归流之前，播州依然巫风盛行，“不学子弟泰然安行，无或至稍觉其非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播州明代科举仅一人考中进士了。

传承四百余年的沙滩文化，当初正是在黔北这样一片汉文化荒原里孕育，其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沙滩文化当是移民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完美融合。平播之前黎氏从蜀地迁至贵州龙里卫，骨子里的文化情结在当地文化中却找不到结合点，这种文化情感上的失重让他们渴望重回蜀地。而平播之后的“占籍承种”给黎氏带来了希望，虽说沙滩算不得完全意义的蜀地，但毕竟当时在地理区划上沙滩尚是蜀地的一个细胞。黎氏移居沙滩之后，他们潜意识里那种移民前文化的优越感让他们更加趋向汉文化，然而黔北层层叠叠的山峦却阻断了他们向外打开文化空间，因此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选择“耕读”方式来传承血脉里的文化信仰——辛勤耕种以谋求更好的生存状态，刻苦攻读来构建理想的精神体系。因此沙滩子弟的耕读带有更明确的指向性，即便无法入仕，依然会潜心著述来追求生命的另一种收获。

那些构建起沙滩文化的沙滩文人，他们在洛安江边的山地长大，既承了大山的踏实沉稳，亦袭了洛安江的开放包容，因此在文化心理上，沙滩文人既关注眼前，亦放眼外界，以博大的胸襟来吸纳外来文化。郑珍曾拜程恩泽为师，学习文字学；黎庶昌在欧洲与日本做外交官之时，则认真观察记录他国文化，写下被誉为“西洋十九世纪风俗画卷”的《西洋杂志》……即便如此，沙滩文人烙入骨髓的地域特征还是在他们的文字里凸现，比如“山”或者与山相关的意象在他们的诗文里反复吟诵，那是故乡刺入他们血脉里的刺青。

曾经沿续三百余年的沙滩文化以其丰硕的文化成果为后世景仰，期间数十位文人学者留下著述数百种，经史子集俱全，旁及教育、科技、医药、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等诸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其中有六人在《清史稿》中有传纪。近代中国文化名人，如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章士钊、柳亚子、胡适等，均对沙滩文化褒扬有加……

沐浴在阳光里的沙滩朴实无华，仿佛所有的辉煌都已敛进岁月的褶皱，而这片错落参差的屋舍只剩下淡泊宁静。那当是四百年来从未离去的淡泊宁静，让我想到当初诸葛亮写在《诫子书》里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格外绚烂的沙滩文化，根就深深扎在朴实无华的沙滩，这里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