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身影》

一

沙滩是娴静的，乐安江像一只温暖的手臂，轻柔地绕过琴洲，把一丘接一丘的田野、时起时落的白鹭揽在怀里，小鸟的啼叫声在密林里此起彼伏，像在争着诵读一首田园唐诗。禹门寺在一个小山岗上，清晨的诵经声袅袅如烟，穿过密林穿过竹篁，还有那些生长在“诗经”里的菖蒲、杨柳也在乐安江两岸任性疯长。

121年前的1898年，一场震惊天下的戊戌变法，与从黔北沙滩走出去的黎汝谦有着难释的渊源。在那场变法中，历史的巨流没有把他推向变法的浪尖，他选择了在大清的幕后默默付出。滚滚东逝水，都付笑谈中，历史的潮汐总会将一切卷走，被历史记住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家国存亡之际的挺身一跃。在那场牵动全国上下的变革中，黎汝谦不过就是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这不是低微而是另一种强大，这朵浪花与洪流有着同样信念和勇气，不畏险滩，不辱使命，与滚滚大江一起不折不侥地冲出峡谷，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滋润已严重失水的神州大地。

在这群拖着长辫子辅助光绪皇帝的维新派队伍中，在这条满是荆棘的图新强国路上，这位来自黔北沙滩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但是他始终胸怀天下，孜孜不倦地奔忙在强国路上。

二

在沙滩这个平静的村落，经过郑莫黎三姓读书人几代的苦心经营，也是沾溉百年，文风蔚然，从来就不缺少诗书大家。在这个诗人辈出的大名单中，少时的黎汝谦于诗于文都显得有些寒碜，可贵的是他尤好读书，知道怎样用勤奋来弥补天资不足。八九岁时，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刻苦劲超过成人，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去游玩或回家了，他仍然呆在学堂诵读不止。即便在饭后也不释书卷一心攻读，哪怕父母再三催促，他仍醉心于书不舍放下。进士出身的祖父黎恂见孙子黎汝谦这样好学，怜爱有嘉。“西南硕儒”郑珍是他的姑父，对黎汝谦尤为器重，曾把他视为是继承平生之学的最佳人选，“他日承吾志者，其此子乎。”可是，现实却不失有些幽默，在科举路上黎汝谦没有什么高光表现，寒窗苦读也未换来金榜题名。他于光绪二年（1876）落榜后而作的《丙子下第》足见落榜的彷徨心情。 

一第何尝定荣辱，奈何亲老更家贫。

欲蒙利禄无他径，敢谓文章果负人。

有路难归思作幕，无金买爵祗霑巾。

出身仕宦终须此，满拟明年笔阵新。

诗中满是落榜后的苦闷、无奈、惆怅。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儒郑珍的预见偏得有些离谱，黎汝谦没有继承所学，而是阴差阳错的走上了险恶的仕途。1879年22岁的黎汝谦才考中举人，在已是外交家、散文家的从叔黎庶昌的周旋下，于光绪8年（1882）调充日本神户任领事官。横渡日本后，黎汝谦目睹了异域风光，看见了跋扈骄横的帝国，也尝到了弱国在外交上的尴尬。一件事情实在无法让他释怀，当时的李鸿章在国内可谓是天下皆知的政坛大腕，他的长子李经方化名后，在日本神户过着大失体面的流浪生活。一天，这位大清的贵族公子被几位日本人侮辱，忿忿不平的李经方哭丧着来到驻日领事馆以讨说法。这天正好是黎汝谦当值，见同胞受欺愤慨难禁，严惩了几个日本人，事后才知受辱者即是中兴大臣李鸿章之子。此后，两人结交，视若兄弟。

1884年，因从叔黎庶昌丁忧回国，黎汝谦即辞去官职，随其回国后寓居上海，生活无所着落，不善营生的黎汝谦一度出现了无法自给的窘迫，李经方得知救命恩人的生活亮“红灯”后，将他接到家中“款接殷切，资给丰厚。”光绪13年（1887），李经方调任日本公使，黎汝谦亦随行同往，再次东渡日本充任横滨领事。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深受感触，期望中国也能走日本维新强国之路。他在诗作《偶成》中写道：“世运已穷知必穷，几时文治日光新。”他渴望维新变法，他渴望祖国强大，他认为日本的崛起莫过是“一洗旧规模，力追大西踪”《书事》，这是清政府值得借鉴的、值得学习的。他还十分向往欧美民主政体，他知道要强国就得先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新认识，于是与同行的蔡国昭合译了数十万言的《乔治.华盛顿传》。该书由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于1857年创作，其翻译之艰难程度黎汝谦在《自序》中写道“其文意之暗晦，诩语俚俗不驯，文理之颠倒淆乱者，余又为疏通润色，条理而整齐之，凡五次校对而成书。盖翻译之难甚于自作。”译作经过3年才完成，没有得到及时发表，而是搁置9年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在黄遵宪和梁启超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旬刊上发表，从《时务报》创刊号到第十一期，共连载三个月登了前九章。其实《时务报》不是单张报纸而是杂志，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喉舌。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写道：“（《时务报》）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可见阅者之众，影响之大。《乔治.华盛顿传》登出后，不禁让国人眼前一亮，心智大开，认识了这位大洋彼岸的伟大革命家，首次听到了“在我看来当总统和做农夫，都是在履行上帝交付的使命”的惊天语言。

这时，梁是主编黎是译者，虽未谋面心犀已通。这是一部早期向国人介绍西方民主的著作，就连大文豪鲁迅先生也曾读过此书并深受裨益，他的《朝花夕拾·琐记》中有记：“学堂开设了格致（物理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等新学科，具有浓厚的看新书的风气，学堂设立了阅报处，每天为师生提供《时务报》《译学汇编》等传播新知的报刊”                                        

三

1890年，黎汝谦期满回国，以知府分发广东，任财务提调等职。回国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运动，他甚是高兴认为中国有救了，自己正好尽施所学。当他得知康、梁还是六品小官并遭受顽固大臣们的攻击时，便向礼部尚书李端棻上书两封、向张之洞上书一封、向王雪岑上书一封，阐发变法维新的迫切性，恳求他们向朝廷举荐康、梁以堪大用来完成维新大业。同时，他还斥责一些守旧大臣对康、梁的政治攻击。他在《上仓场侍郎李瑟园书》中胜赞康有为“窃以为斯人一出，天下大局必焕然一新。……夫某君之为人，天下人望之若祥麟威凤，方谓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后，礼部尚书李端棻果然向朝廷举荐康有为等16人，并被委以重用。黎汝谦还写了《务本论送李铁船观察》《赠李铁船观察序》两篇文章，鼓励人们大开农工商贾之利，以求自主富强。其中译著《日本地志提要》所作的序被时人称为日本史纲。

然而，这场变法于1898年9月21日被“老佛爷”慈禧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帝而宣布变法失败。接着慈禧手握屠刀捕杀力倡变法的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落海外。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这次变法起始至终才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该年属农历戊戌年，所以为这次变法献身的6位首倡者亦称“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后，黎汝谦心中的强国梦瞬间破灭，他为了发泄心中忿恨，创作了《畏垒国游记》一文影射腐败而闭塞的清政府。文中虚拟的“畏垒国”实指清政府，文中写道该国近百年来深受欧美列强的欺侮。“欧人贩洋烟（鸦片战争）”而引发战争，迫使畏垒国（指清政府）“输金割地议和”，欧人集兵破其都城使“国主逃命”，后来又“割地数千里，输金钜万万”议和息兵，于是“畏虽几不能国矣”。文中还详细记叙了变法的过程，“其国太后（指慈禧太后）与二三守旧大臣突然废其英武之君（指光绪帝），杀其忠义之臣（指六君子），尽反维新之法。其国之志士通人，皆惶惶焉，惴惴焉，知其国之将亡无日矣。”

后来，黎汝谦将这篇泄愤之作收入他的《夷牢溪庐文集》中，其书刻印于1904年，这时正值慈禧掌权，而黎汝谦冒天下之大不韪刻印此书，该书中又多次出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名字，可见黎汝谦对守旧派的痛恨和力主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四

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黎汝谦，看不惯官场的腐朽陈规，他在广东作官的10年间，可谓是官场的逆流。黎汝谦的心中全是民主思想，在腐朽的大清国中找不到对话的人，找不到政治上的知己。虽然变法失败了，但是他没有认输，他仍然要抗争。哪怕一个人的抗争被人们视为叛经逆道，被视为不合时流，他仍然不变初始，用人们认为的“怪异”言行来痛击时弊。每每参见督抚大员时，他不与其他官员合流，而是自个左手握书一卷，右手持壶一把，一边读书一边饮酒。当时，同乡莫棠也在广东作官并在同堂务事，曾“好言”以劝，但黎汝谦闻若未闻，后来同僚们都戏称他为“老山人”以讥讽，他仍不以为然，不随波逐流，仍我行我素。这不是傲岸不群，而是对同僚们的唤醒，是对只有改革才能图强的唤醒，只是他的呼声太微弱了，没有唤醒昏睡的民族，换来的却是令人痛心的热嘲冷讽。痛苦、绝望的黎汝谦只好寄情笔墨，以抒胸意，毫无避讳，终因“墨误”被吏部议处罢官。之后黎氏愤然返黔寓居贵阳，不问政事，与莫庭芝、陈田辑《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为贵州编辑了一部大型文献。还醉心著作，以遣忧郁，将平生之作进行编辑，留下了《夷牢溪文集》4卷、《夷牢溪诗集》8卷。

但是一颗忧国之心，无法在他的心中彻底抺去，可是报国无门的他只能无奈地移情山水，以抒心中块垒。满心苦闷的黎汝谦晚年来生活窘迫，加之国民凋敝，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厌世情绪，开始嗜习佛经，欲从中求得一丝安慰和解脱。他与僧人了明结成了莫逆之交，每天都要去庙中与大师一起禅悟佛事，在晨钟暮鼓中了却日子。然而，青灯黄卷只是一种暂时的慰藉，无法让他完全淡去对家国的忧虑和变法失败后的隐痛，他走出庙宇后，不思回家，独个儿的喝酒，独个儿的大醉，让酒精痛快的麻木自己，然后顺势一倒躺在路边呼呼睡去，直到家人找来将他扶回。1909年的某日，黎汝谦又来庙上找到了明禅师，苦苦恳求收他为弟子并剃发印证，难以开脱的了明只得勉强答应，但迟迟未兑现，黎汝谦就呆在庙中时时催促了明大师，不久便死在寺中，年仅52岁。

黔北沙滩的黎汝谦虽然未直接参加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变法运动，但是他是这场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吹者，身处江湖之远仍思庙堂及苍生黎民，拳拳之心与那些在变法中献身的仁人志士一样，一颗“位卑岂敢忘国忧”的赤诚之心永远闪烁不熄，映照着他孤独而不屈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