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舞者——对话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新人奖”获奖者周春荣
记者：在您的笔下，可以看到人类所特有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以及对人生经验总结等思维方式，您认为这与您数学专业出身有没有关系？
周春荣：数学专业的出身与我的思维方式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从来还没想过；我认真想过的是，一个人写不写作，与出身没有多大关系，真的。
写作是件“开放活”，对所有人“开放”——教师可以写、医生可以写、公务员可以写、农民可以写、士兵可以写，初中生可以写、高中生可以写、大学生可以写，数学专业的可以写、物理专业的可以写、中文专业的可以写。
我有个写作的朋友圈，圈里人的身份大相径庭，有老师，有农民，有初中生，有高中生，有文科的，有理科的。他们并非整齐划一的身份，并不妨碍他们的写作。比如威宁的曹永，他只初中，结果他写小说了，而且“后发赶超”，《人民文学》等文学大刊时常发表他的作品，去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还发了他的小说《萝卜》；我们纳雍诗人陈绍陟，学医的，上世纪80年代就出版了诗集《生命的痛处》……
我没有想过数学专业出身与思维方式之间有无关联，但旁人硬说“我有”，而且这样说的人还不少，比如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空空（纳雍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从我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关联，比如《两个母亲一个儿》《两个人的电站》等。他这么一说，我似乎觉得也有点道理。
这些年来，我所养成的观察、思考、比较、判断能力，可能还真与“数学”搭上一些边。数学的思维方式是严密的，讲究启承转合，我认为，这点与写作真的“搭界”。
按说，我这辈子应该是好好教书的，结果不务“正业”，写起文章来了，所以，早在2006年出版散文集《生命如烛》的时候，我就在《后记》中写下了“种瓜得豆”的一篇文字，算是自嘲——种瓜得瓜，是正路；种瓜得豆，偏离了……
记者：您的文字，用朴实的笔法记录了生活的沉重与艰辛，但同时你又像一个冷静的看客描绘世间的一切。这生活是看见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下笔创作的时候，您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
周春荣：我的故乡在农村，地名叫“老虎洞”——那是一个有着十多个姓氏的村寨，约60多户人，“移民”特征很明显（解放前的移民）。
我在故乡整整生活了18年。18年前“浸泡”在故乡的人与事之中、“浸泡”在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间，我所得来的感性认识是：农村苦，农民穷。
我走出故乡后，就成了一个怀揣乡愁的游子，常常在梦里梦到屋檐上的滴水、神龛上的香火、火膛里的洋芋、牛圈里的粪草、院子里的鸡狗、山路上的泥泞、土地上的汗水、手掌上的老茧、法事里的唱词。后来改行当了记者，我经常返回那里采访，和他们拉家常，从而更能理性地分析与判断他们的行为与愿景。
我从而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有着自己并非理性的人生计划，但对他们而言，这种计划肯定是良好的——当然，他们不能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人生计划是否有悖于道德、法律甚至《村规民约》的允许。所以，在那个“移民”特征很明显的故乡，在那个远离文明与文化的村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偷盗、斗殴、纷争，也产生了挣扎、图变、从善，性“善”性“恶”不可避免。
故乡人中，有外出打工的、有固守土地的，有改弦更张的，有投机取巧的。故乡有面对身体疾病的无奈，有面对致富无门的惆怅，有虫灾、有火灾、有溺水、有车祸，有鳏寡孤独、有家给人足，有华屋高堂、有流离失所，有人笑、有人哭……一句话，故乡那个在地图上看不到的“点”，成了中国农村最现实的一个缩影。
我9岁那年，生了一场病，喉头让一个东西堵了，吃不了东西，说不了话，父亲没钱把我送到大医院救治，背着我到处寻找赤脚医生，结果好了。那种病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应该是很可怕的，可我居然好了，我想，可能这就是宿命（我本不相信命）。
其实，在农村，在大多数农家，面对疾病以及其它灾难，通常是屈从多于抗争，这是我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得来的感性认知。我还想，只有承认，才会有改变。
正因为这种认知，我瞄准打工、求学、医疗等事关民生的方向，开始选择像故乡那样的村庄，接近它，触摸它，平视它，研究它，既让自己置身事中、又让自己跳出事外去梳理它——置身事中，是为了让自己不脱离百姓，跳出事外，是为了让最终的作品冷静、客观。
一句话，作为一个文学的舞者，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建设。
记者：在《笔尖上的视界》里，您朴实的文字看似平常，但却渲染出生存中鲜活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一直坚持写“视点”栏目的文章？
周春荣：《笔尖上的视界》是一本纪实文集，集10年之功，穷自身之力，是我在《贵州日报》视点上刊发的大块头文章的“集装”。
大约2004年的时候，我开始写“视点”文章。当时，面对文字表达的多种可能性，我有些唯恐顾此失彼的犹豫。第一篇文章交稿后，编辑明晓可老师给我打电话——我至今还大致记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我看过《对面坐着马向东》没有。
我一听，就大略知道她想指导我什么，就回答说：没看过，但知道这本书，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确实没看过，但知道这本书，也知道晓可老师要表达的意图——平视。
平视是一种态度，采访者和受访者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不管他是罪犯还是功臣，不管她是白领还是蓝领……
后来，我转换视角，以平视的角度、平淡的笔调把文章修改了，后来发了，从此奠定了自己的纪实文学风格——而且从一而终，没有朝三暮四！
《八百万黔军出夜郎》中，我写那个打工者从故乡奔波到大都市时面对电视这种新事物的动作是这样描述的：人在办公室外，“吊着办公室的窗条”往里看当时流行的《霍元甲》，“一吊就是两个小时”。一个“吊”字，再现了当事人的无奈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与追求心。
《营盘山往事》中，我写苗家妇女去山下背水的艰难时是这样落墨的：“妇女冬天去山下背水，裙子里少不了要兜上一兜煤灰，走一步撒一把灰，撒一把灰走一步”。
这些白描语言不是我“总结”的，而是我把自己泡在他们生活里之后所听到的。我知道，只有“挖”到这样的细节，我才有可能打动我的编辑、感动我的读者，进而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初衷。
而今，我不仅还在写，而且还指导我身边的记者，要他们转换视角，转换表达方式，不要“八股”，不要“三段式”，不要高高在上，太把自己当“记者”。
我写视点，不为名，不为利。名，是云烟，利，也是。我写视点，只是觉得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有意义。我的家人在经商，如果为利，我当助手得了。如果为名，我自诩一番，花点小钱买几个奖得了……正是如此，我坚持。坚持了，也就是了，之外的，都不重要。
记者：为什么会用散文的笔调去撰写纪实文学？最开始的初衷是有感而发还是什么？
周春荣：我做媒体的朋友多，做文学的朋友也不少，他们总能给我许多启示。
我最初是写散文的。大约10多前年，一个媒体朋友告诉我，散文的手法也可以运用到新闻尤其是纪实文学上，“新闻散文化”嘛。
成熟的散文笔法，往往是能够让人共鸣的表达。生活原本是沉重的，那就再也不能让阅读再背上沉重的包袱。我想，写作也好比平时生活中的交流——平时，与人交往，我往往不喜欢黑着脸说话的人，他再对，我也只是一时屈从、假认同，而不是永久。如果他笑着说，轻言细语，我会觉得他平易近人，不拿架子。放下架子，什么都好说，否则，你就无法融入这个具有非常鉴别力和判断力的庞大社会，更无法在文字的神坛上立足。
身边的好多人，一写领导，就是“姓名＋职务”句式，尽管也是句子，但肉麻；一写基层，就是概括，几个空洞无物的词一套，看似四平八稳，其实什么都不是，最多算文字垃圾。这样的文字，读书看得见段落，看不见实质，看得见字词，看不见个性，看得见作者，看不见气质……
记者：您在用文字去记录生活的过程中，对什么最为关注，是人还是环境？哪一个才是核心的？为什么这个核心在您看来如此重要？
周春荣：打个比方说吧。
看一座城市，高楼当然要看，但更要看人行道上奔忙的人，看玻璃门内外走出走进的人，看他们高兴看他们忧愁。高楼再好，那也是没有生命的物，没有喜怒哀乐，物质化多，而人，更多的是人性化。
又譬如看电视，如果让你自始至终都看全是楼房的视频，兴奋期一过，你的视觉一定会疲劳，最终“疲劳死”。很多电视好看，就因为它们不但包含了物化的楼房、车辆，更包含了人性化的人的对白和动作。电视里的主人吃肠旺面、喝烈性酒，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追求，奋斗，得意，失落，你会随着剧情变化悄然泪下或者点头称许，那样的时候，不是演员打动了你，而是演员还原了你。
还有，假定你是一个好编辑，一张图片到了你手里，画面上是一大块菜地，什么人也没有，图片说明却是蔬菜丰收，你觉得可用吗？如果在一大块菜地上有个老农正在戴着帽子收割蔬菜，边割边笑，脸上的皱纹被挤压得像高原上的沟壑，你感兴趣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才是最活跃的因素，放弃了“人”，你就放弃了与读者共鸣的权利。
再比如，写老农流汗，如果不交待他是在劳动，不交待是在夏天，他的汗水流自哪里？没有来头，不真实，当然就不感人。
所以说，不管是文字作品还是音画作品，都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环境。
“人”要关注，“环境”也要关注，因为人都是在特定环境中生存的，离开环境的陪衬，“人”就没有了“背景”。
人是核心，环境是陪衬，这个没得说，现在是，将来也是——就像汽车世界不管怎么变，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把圆形的轮胎改成方形的，因为那样违背了规律。
记者：冷静而理性的文字下，掩藏着您冷峻的世界观，对于这个世界，您希望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周春荣：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社会，这是一个能够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我们今天正在分享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我们为这个党（共产党）、这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是民革党员，没有必要拔高或者降低我对当下社会的认知。
但在这个社会，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区间内还会存在财富上的贫富不均、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存在残疾、病痛，存在偷盗、抢劫，存在欺诈、蓄谋，存在建设与破坏，存在从善与从恶。国家治理者当然会从顶层去设计并提升治理能力，而作为普通公民和文字舞者，我更多是想用笔来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努力。也许，有时候，我们的文字努力可能不能满足于某种现实需要，但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爱国热忱。
我去年在中国文明网“文明观察者”开了专栏，得空时会写一些小文章发表，不为别的，就是想作一点正向上的社会引导。
记者：对于需要更多关怀的群体，您希望周围的人、国家、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怎样去做？
周春荣：需要更多关怀的群体是个泛概念，它的外延包括残疾、贫困、民工、盲流等等。
以前，我经常跟着爱心纳雍论坛的义工下乡，更多关注过这些群体。义工们经常送衣服、送粮食、送钱，但义工的力量毕竟有限。后来，义工们发动江浙一带富有爱心的人士募集善款，然后在纳雍县羊场乡保卫小学启动了山村学生的“免费午餐”计划，在全国开了先河。随后，这一行动撬动了国务院西部“营养午餐”计划的落地。这是我感受到的公益组织影响决策的最大一次撬动。
面对需要更多关怀的群体，个人、国家、社会都应该有一种责任。个人和社会的责任，是体制外责任，国家的责任，是体制内责任。个人和社会的力量弱小，国家应该担当更多。因此，国家应从制度层面作好顶层设计，因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很重要，它具有一种无缝覆盖的作用。
举个例子吧。以前发生车辆碰撞事故，双方可能会指责对方甚至大打出手。2006年，交通强制保险规定推行，车主都交了保险，遇到碰撞事故，大家礼让了，下车，报警，然后等待保险公司赔付。他们不吵闹甚至不打架，并不是他们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交通强制保险的顶层设计让他们觉得没必要生气。
记者：穿青人这个族群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宝藏，在创作中带给您更多的不同？
周春荣：在城市，民族概念被商业淡化了。比如，你去餐馆，人家不可能问你什么民族，你去书店，人家也不可能问你什么民族。城市的特征，让民族的属性退到了幕后。只有在农村，民族的色彩才会那么鲜艳（其实，这些年也在“褪色”），各个民族都会根据自身的文化传承高扬着自身民族的旗帜，比如民俗，比如宗教，比如着装。
我记得穿青人的一个习俗是，正月十五要吃虫（或者是十四）——所谓吃虫，就是端了饭和肉到地里，先用刀子砍开树皮，边砍边说祝愿的话，比如说“多结果”等，然后将饭和肉塞到砍开的口子里，然后喂树的人也吃饭食，喻“吃掉虫子”。来年，那树果然真的多结果实。后来，我又打听到，果树多结果实不是“吃虫”起的作用，而是“砍”起的作用，因为砍开了，树的水份发生了变化，所以多结果。但不管怎样，上辈子人遗留的老传统，迷信也罢，科学也罢，反正它能把一个族群从众多的民族中识别出来，就够了。
我已经在外生活了近30年，30年的异乡生活，早已使我渐渐遗忘了年少时候得来的一些族群传承。
穿青人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具有唯一性和差异性。如果能够在汉语写作中“插入”穿青人元素，这对个人的写作无疑会是一种提升。只可惜，这么多年的打马天涯，正在模糊我们原初的族群记忆……
周春荣，穿青人，贵州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现任贵州省纳雍县新闻中心副主任，兼任《纳雍文艺》（杂志）副主编。著有散文集《生命如烛》《秦关冷月》《笔尖上的视界》。曾获贵州专业文艺奖、贵州新闻奖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