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勇随笔《新光厂印象》

这是三线建设时期落户新添寨的一座老厂子。可以说，它承担了新添寨地区最早的繁华和热闹。环溪河从厂子里蜿蜒而过，厂内大树参天，荫翳蔽日。

多年前，由高圆圆主演的电影《青红》，曾在这厂子里面取过景。

这部电影简直就是为新光厂量身而拍的。剧情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才刚拉开序幕时躁动的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轰轰烈烈迁来大西南的那些厂子，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激，它们已光鲜不再，反倒日益没落起来。这时，当初随着厂子南下的那些大城市的工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归宿。青红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千方百计想要回到故乡——大上海。

然而，女儿青红就是在大西南的厂子里面长大的，大西南才是她的故乡，上海对她而言，是陌生的、繁华的都市。更重要的是，青春期懵懂的青红，爱上了厂子所在地一个农家的青涩而朴实的小伙子。戏剧冲突由此展开，令人柔肠百转。

这样的剧情，来新光厂取景，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厂子里面斑驳陆离的厂房，低矮萧条的职工筒子楼，国营老厂子里面特有的那种高大整齐的行道树等，无不保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

我想，《青红》这部电影，一定触动了新光厂的职工们内心深处最为柔弱的那分情感。也是在看完《青红》之后，高圆圆作为女神的形象才在我的心中确立起来。

我曾想，如果说明洪武时期调北征南，和移民就宽乡的民族大迁徙的记忆，至今仍残留在大西南军屯人家后裔们的族谱上的话，那么百年后，共和国的工人阶级们为建设三线的那次悲壮而豪迈的大迁徙，也一定会在他们后裔族孙们的族谱上，占据浓墨重彩的一页。或许在几百年以后，在族源的追溯上，他们早已记不清各自的祖籍之地，但他们的祖上为支援三线建设的那次迁徙，一定是他们所能追溯到的一座高大的、巍峨的里程碑。而那时，为支援三线而来的这一代工人师傅们一定会被加上一个尊号——入黔始祖。

从新添寨的主干道上，专门开了一个口子，沿着环溪河修了一条路延伸到这厂子里面来。这路便因厂而名，叫“新光路”。

这路口的左边，曾是新添寨街面上几十年来的一个地标性的铺面——社员之家。这是一个听上去很温馨的名字，凡能被称为“家”的地方，大概都能引发人们主人翁一般的归属感。直到现在，这附近红边村寨里的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仍然管这个路口叫“社员之家”。

我很怀疑，这“社员之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极有可能是当地社员们的一个活动室，或专门供销农具之类的一个地方。后来时移境迁，就改造成了临街的铺面。虽然它的使用属性已然发生改变，但或许人们沿袭旧名，仍称这座临街的房子为“社员之家”。

印象中，“社员之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添寨街面上最好的一家文具店。走到门口，你就能闻到书香。或许是为了与“社员之家”的招牌相符，那店铺里头聊以应景似的倒也摆放着一些绳索、撮箕、铁锹之类的轻巧农具，但我并不太留意这些东西。

因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收发各科作业本乃是“常职”。再加上我人稳重，使命必达，遂常被委以各种较为繁难、甚至是棘手的班务——为班里采买练习本就是其中一项。老师常叮嘱我，一是看管好钱物、数好本数、开好发票，二是要我一定多走两步，去买“社员之家”的。这项工作本无甚难处，给我的压力全在心理方面，我老担心回来向老师算不清楚账务，辜负了她和全班同学对我的信任。

每年春天，到了放飞风筝的时节，我都会编排理由，诓到几个零花钱后，便来到“社员之家”买做风筝的纸张和浆糊。他家的钢笔，质量也好，但有点贵，是同学们赖以炫耀的一个小小的噱头。父亲将他读书时舍不得用的一支崭新的钢笔硬塞给我，说：“字的好坏，不与钢笔相关，等你练好了字，自然带你去‘社员之家’可劲挑。”我知道，这是父亲的缓兵之计，一准儿又是为了凑足买钢笔的钱赢得时间。

当然，后来我还是用上了“社员之家”的钢笔。字的好坏果然与钢笔无甚关联，因为直到现在，我的钢笔字也不如父亲的漂亮。父亲前年辞世，已不再留给我超越他的任何机会。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他中学时期的一个软抄本上，我看见他临摹伟人的书法，“毛泽东”三个字，几可乱真。我莫名惊诧——未必父亲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曾受到过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还获得了老人家的亲笔签名？我甚至跑去问幺叔，父亲青年时期是否去过北京。幺叔说：“没有啊，我哥只当过民兵，打过几发子弹，他又不是红卫兵。”我拿出那个软抄本给幺叔看，他笑了，说：“唔！哦——我哥学毛主席的字最像！”

不知何因，我对“社员之家”的店门也印象深刻，那是可以向左右拉伸和收缩的、蓝色的铁板卷闸门，看上去很厚实。因有根柱子隔着，所以，是缝中的两道。这种样式的店门，在新添寨的街面上，仅此一家。

然而，遇着雨天，“社员之家”的门脸就不怎么友好了。许是排水不合理的缘故，屋檐水汇成好几股哗啦啦的砸下来，想要接近他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但凡雨天，你看吧，新添寨的街面上，哪家店铺的前面没有三三两两避雨的人呢。唯独“社员之家”的门脸下面，从来就站不住人。顾客自然进不去，里面的售货员也别想出来。

对此，父亲曾嗤之以鼻，他说“社员之家”的门脸，晴天不遮阳，雨天不避雨，门脸房的大忌他都占全了。他还说，这样的“家”，社员才懒得来。

从“社员之家”往上走百十来米，就是新华书店，我曾在那里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新华字典》。

记得那一次，在“社员之家”买了东西后，父亲又骑单车带着我去新光厂买冰棒。他指着“新光路”傍着的那条环溪河对我说，为了修进厂的这条小路，当时生产队还派他参加了加固环溪河两岸河堤的建设项目。父亲说，活路太重，一天两个馒头吃不饱，他常跑到离这里不远的，红边的二姑婆家中蹭吃的。父亲的单车，我从来都是坐前杠的，所以，他的话语就在我耳旁，令我是那样的难以忘怀。

虽然有一条进厂的小路与外面联系，但这厂子里面仍然显得是那样的不一样。或者说，这厂子至今仍像个贵族一样，孤傲的坚持着它原来的本色。拉不下身段来，自然也就不屑于融入当地的色调中去，因而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和不合时宜。

三十多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厂里面时，拘谨的心理约束我们对日常的行为举止要稍加检点——不太好意思和厂里面的人说话，那可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来的人物，普通话不标准，怕人家说我们没见识。父亲交代，在厂里面不能随便吐口水，垃圾一定扔到有个青蛙张着大嘴巴的果皮箱中。与四、五百米开外的外界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个别具一格的小天地，洋溢着一种井然有序的、文明安逸的、舒适优越的生活气息。

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沿着这条进厂的小路，感受的却是它没落后被遗忘了一般的幽静——越往里走，越沉寂。越往里走，陈年旧事越清晰。

从前，每逢暑假，我常跟红边的四表叔来这厂里卖豆芽。这厂里的上海老太太很多，她们买菜时随身带有个小巧的弹簧秤。付钱之前，她们一定用自带的弹簧秤先“邀一邀”。四表叔常在她们邀完弹簧秤后，又从竹箩里揪起一小撮豆芽给她们添补上。

等她们去得远了，四表叔扭脸就对一旁卖黄瓜的同伴自我解嘲的说：“这些上海老太太，你不让她占点小便宜，嘴巴翘得就能挂件衣服——难看！我的几颗豆芽，买她个笑！”

其实，这是四表叔招揽回头客的伎俩，他那点不好意思的情态，正缘自这小小的私意儿的作祟。他所以要向同伴说上那样一句怪怪的话语，盖因生意虽小，却也是有竞争的，但明面上总得打个圆场。

再说，那厂子里的人虽多，但日常菜蔬的消耗量也和厂子里井然有序的秩序一样，难有太大的差池。偶有哪几个熟客不来光顾一下，缺了几份交头，那天的豆芽必定就很难脱销。更何况，这厂子里买菜的人们，都有根据原籍抱团、共进退的习惯，舆论可畏，一旦怨声沸腾起来，是很难在新光厂的小小菜场上立足的。但若卖的是黄瓜、茄子一类不容分割的的菜蔬，谁又轻易舍得在将秤杆称得“旺旺”（方言，指货物过秤称量时，秤杆翘得高高的的，少算了重量，让顾客受益）的后，再给人家添补上一条呢。

自从四表叔因豆芽情缘，在新光厂找到了女朋友后，他每天哼着小曲，收拾打扮的，骑着单车将新光厂跑得更勤了。大约因为这事牵扯了四表叔大部分的精力，耽误了分内农活的缘故，姑老爷就哼起了鼻音，他说四表叔将新光厂的大门都走“玉朗”（方言，光滑的意思）了。当然，四表叔已经不在这厂子里卖豆芽了。就算看露天电影，他也不再带着我，还故意把我支开。

《青红》这部电影所以能打动我，盖因剧情与现实的生活场景发生了巧妙的关联，使我不得不产生了对号入座的错觉——剧中的青红就是四表叔在新光厂找到的漂亮女朋友，四表叔就是剧中那座工厂附近的农家子弟。更为巧妙的是，四表叔的女朋友就叫小红，至今，我称她为“红姨”。

所以，我始终相信，《青红》的故事背景地，就在新添寨，就在新光厂。更何况，剧中的男主角自称是乌当区人，那场充满上世纪八十年代气息的地下舞会，也是被“赤光厂”的子弟们破坏掉的。当时的“赤光厂”，就在红边村的凤凰山脚下、乌当中学的旁边。“赤光厂”变成遗址地，那也不过才头十年以前的事。

印象中，《大决战》完整的三部电影，我也是在这厂子里的露天坝上看完的。这电影太拖沓，每部时长足有三个半小时。刚开始时，人很多，后来，想来都是解放军胜，没啥可担心的，人们熬不住，就稀稀拉拉的睡觉去了。末了，那露天坝上就只剩得疏疏落落的十几个无所事事的、孤独寂寥的身影。电影里的枪炮之声似乎也变得稀稀拉拉起来，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了。凡露天电影，大约还是要银幕前人头攒动才会精彩。

放电影的也熬不住。他说，别说这是三大战役，对我也是三场大战役，你们才“打”这三场战役，我转换场地，要重复“打”好几十场。但他又说，哪怕还剩下一个观众，他也要把每一场战役给他“打完”。

大热天的，他戴着棉质细腻的白手套忙活，透着那么干练和文明。额头上、鼻梁和嘴唇上，常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经汗液一蒸，他脸上的肤色看上去就显得红润润、水灵灵的。

他一边双手举着一个装拷贝的圆盒子熟练的转着片，一边好似自言自语的叨咕：“你们以为新中国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吗？”他卖着关子，凑近备用的那台幻灯机，摘掉一只手套，伸出手指熟练的弹了弹即将切换过来放映的片子，继续道：“从《开天辟地》《闪闪的红心》《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到《大决战》，这才到了《开国大典》上的新中国，这一路容易么！”

他像相声里的贯口一般，一气儿报出一长串电影的名字来，把我逗乐了。偏是神态又是那样一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样子。一时间，我心里倒生出一种深夜里，怎好意思把他一个人留在露天场坝上的想法来。遂向他挪过去，耐着幻灯机“嚓、嚓、嚓、嚓”散发出来的燥热，也要和他坐在一起。感受光影在胶片上奇妙的变幻，顿觉兴趣盎然。因有过这样的经历，初二物理凸透镜成像原理的那几节课，我都是看着金庸武侠小说度过的。

好几次散场后，都是我陪着他收拾家伙。他用单车载着我和他的胶片，在新光路上朦胧而孤独的路灯中穿行。环溪河里的蛙声此起彼伏，偶尔几声蛐蛐的鸣叫，将新光路衬托得更加清寂。在光影的晦明摇曳中，我恍惚成了小兵张嘎，坐上了罗金保的那辆单车，我们正在去找日本翻译官的路上，摸清情况后，我们就要端点鬼子的碉楼……

闲聊中，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进入没有风吹日晒的电影院里面去体体面面的放电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游击”。他甚至称赞我是个敬业的观众，我是许多年后才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的。

后来，这厂子越发不景气了，于是就不务正业起来——做起了冰棒。那些年的“新光冰棒”名声在外，自然是没得说的了。直到我上中学时，仍舍不得将一支新光冰棒大口的嚼着吃，眼巴巴的看着哪里快化了，就先在哪里泯上一口爽的。套用前些年在贵阳街头卖樱桃的那位网红大哥的吆喝声：“新光冰棒，好吃得无与伦比，甜得像初恋！”

那冰棒真的很好，不仅父亲、母亲爱吃，我的弟弟、妹妹们也爱成啥样儿似的，我自然记在心里。我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参加工作的，第一笔工资发下来，我就跑去新光厂买了二十多支豆沙的。我几乎是含着泪水对父母说：“爸、妈，你们吃，你们吃！”小弟左一支、右一支的刹不住车，竟吃成了个热伤风，讲起来都觉得笑死人。

后来，每年夏天我都会去新光厂买很多冰棒，为了防止小弟再吃出热伤风，我们家的第一台电冰箱，竟然是为了存储新光冰棒给“配套”的。

如今路过这厂子，儿时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夏日夕阳将这厂子渲染得绚烂辉煌，整齐的行道树将厂子里的道路衬托得是那样的悠远，只是冷冷清清的使人感到寂寥和颓丧。斑驳陆离的红砖墙面上，挂着几幅这厂子在各个时期的图片，像一位过气的说书先生一样，没落而苍凉的讲述着这厂子曾经辉煌的过往。惜乎图片之间的时间跨度太大，难以看清这厂子的前世与今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张图片，让我感到很亲切，不经会心一笑。

目光继续随着光影的牵引而移动，1966年，人民海军潜艇的第一双眼睛——潜望镜，曾在身后一栋编号为803的装配大楼里面完成了组装。转身回眸，803装配大楼确实不同凡响，它高大雄浑，镶嵌在楼顶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体书法依然鲜艳夺目。看得出，组装过人民海军的第一台潜望镜，是这厂子最引以为豪的历史。

落日的一缕余辉，穿过高大婆娑的、法国梧桐的树叶的间隙，从装配大楼的屋顶斜刺下来，良久，那道光茫才渐渐隐去。曾记豆芽难卖时，意兴懒懒的四表叔也是在这种暮色中带着我回家的。

　　宋晓勇：1980年生，贵阳市乌当区人。喜爱阅读和写作，曾在《乌当文史》《黔灵毓秀》《栖霞文艺》《人文贵阳》《贵阳宣传》《贵阳文史》《贵州作家》《贵州政协报》等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