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评 | 罗逢春：木郎与一个偷情的女人之关系

文学没有捷径，如果有，那也只有三条，创新，创新，创新。对创新的唯一性的需求，成为文学之途的跋涉者们永恒的焦虑之源。有所贡献，逻辑上不外乎二者：要么发现新的情感和题材，要么开拓新的表达形式。然如果新题材真的有效，则关于飞机、火箭、导弹、电脑、手机之诗，似乎已可立于不败之地。要而言之，感情的范式，也不过喜怒哀乐及数种变体，生命的形式，也不过生老病死及其轮回。既然一切母题都为古人所尝试，第一条路基本上是穷途末路，剩下的，似乎就是手段的差异。而自现代主义以降，似乎手段也已被穷尽，坐拥武库者多，而寸铁杀人者少。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谈而能常，其中之蹊跷，或许就在于触及了某种不易之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20世纪末至新世纪之初尤甚。强制的命名、错位的论争、各种自封流派的迅速浮现和破灭，让这个文学失范的界域魔影重重，城头变幻大王旗，似乎一切经过时间长河洗练的标准，都变成了绝对的相对。其中，世纪末惯有的颓废、新世纪本能的惶恐作用于文学，出现了一些歇斯底里的征兆，从“下半身”、垃圾派等“低诗歌”的取向即可见一斑。回到语言、回到身体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相关观念之下催生的作品泥沙俱下，单一化的趋向逐渐显现。

而在回到语言与回到身体之间，具有难以回避的类同性。作为意义的运载器，语言作为工具逐渐指向自身，因拒绝负载意义、不再对存在敞开而走向封闭。作为精神的硬盘，肉体急于从文化的重负下放逐责任，重回伊甸园中，清空了内存的肉体同样走向了单调的循环。纯语言，纯身体与纯文学所强调的纯，原意在于对定于一尊“反映论”、现实主义文学观补偏救弊、还文学以丰富性，但当矫枉过正，“纯”的意识一统天下，就必然与芜杂的生活相悖，离丰富的心灵更远，甚至导致把生活和心灵关闭在语言和身体的大门外。与之相相关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先锋”实验，在我看来，都是源于创新之焦虑和想象力的匮乏，越离奇越是印证了创造力的衰落。

而木郎的选择淫诗，从发生学上说，属于灵机一动，他的许多诗作都有这个特点；从源头讲，乃是回到身体这一背景下的衍生的支流而已；具体到个人行为而言，这一选择，又有种种动机和细致之考量，其中最为重要是个人兴趣、突围意识和他者眼球的结合。木郎的口头禅是：“哈哈，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如果说他对写作有什么主张或第一性的要求，那么“有意思”一定至为关键，否则写作难以持续，眼球也难以争取。“有意思”，不仅在于要写出符合观众期待的“淫诗”，更重要的是，必须跃出固有期待写出不淫的淫诗，通过适当的陌生赢得诗的胜利。

所以，不要看见“淫诗”两个字就把木郎和下半身捆在一起，这决对是一场作者本人有意为之的误会，虽然是有意为之，但终归只是误会而已。木郎的淫诗之成立，不在于对生殖器的博览，也不在于对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的极端爱好，更不在于计算色情的组合和变量，如果这样那也没什么“意思”。而在于他从这面原始而又历久弥新的镜子中，映照出现代人的形象：对于崇高感情的放逐、对于语言的轻薄，呈现出人向“猿猴”的逆进化。这既是一切“淫诗”作为文学的弱点，同时也是一切现代人而非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说到底，对于与“那话儿”有关的一切情感和动作的想象毕竟是有限的，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学探索的困境显而易见。那么，如何在这种贫乏之中表现出丰富性，则成为成功之前提。

在一些优秀的诗篇中，木郎在呈现这种逆进化的同时，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探求完成了对于“淫诗”的放逐，从而使诗歌从“淫威”之下解放出来，从性的贫乏抵达了人性的丰富。比如《一个偷情的女人》。

偷情对于男女，有着一种不厌其烦的诱惑，在感官上体现为因潜在的风险而带来的紧张和刺激。而其高潮，和所有的性行为一样，都指向了一种衰竭，一种失败的体验。这首只有九行的诗，并未展示哪怕一个偷情的细节，而是意在从偷情的后果来观察人性。所以木郎从偷情这一事件结束之后开始落笔，也即写于剧情的高潮之后，置身于失败的时刻、以失败者的口吻写作，其关键词显然就是失败。在避免了对于性的直接展览的同时，也避免了与性狭路相逢，还进一步延宕了读者的猎奇期待。性是古老的题材，也最难写出其活性，从这一点上说，这首诗也是极其取巧的。

男人打女人，是一个普通的场景，酗酒与虐待，不但结成了表面的因果，而且显然已成为日常。这时候，一个洞若观火的“我”跳出来开展了类似于直播解说的工作，其口气带有极度的不确定，带着一种失败者特有的懒洋洋的口吻，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正是这种语调让“说来惭愧”这一日常话语获得了某种丰富性，含有一种忏悔和礼节性的谦恭混合物，在作者所呈现的道德情境下，极具杀伤力。

读现代诗有时如同猜谜。这首诗，就是一个以偷情为谜面，失败为谜底的小谜语。诗歌设置了以“我”“那个男人”和女人之间划出了一个情欲的三角形。“我”的失败显而易见，有夫子自道于前，而“那个男人”“又开始/打他的老婆”，自然也是一个失败者。女人似乎是唯一的胜利者。“女人说，每次她偷情回去/如果男人不打她，她就浑身不自在”。最后这两行，让胜利的判断失效，并把全诗引向了更为复杂之处。在本应抗拒的日常家庭暴力之下，竟然是这样一种“逆来顺受”、心甘情愿的心理逻辑，这是读者始料未及的。对这种心理逻辑合乎情理的解释有两种。可以理解为女人的赎罪心理，为一种不道德的恶性循环的困境投入了一束道德之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暴易暴的无限循环，男人以暴力主宰女人，女人以偷情回应这种暴力并夺回了对于男人及其暴力的主宰，是男人的暴力让她确证了偷情的威力并增加了男人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又让恼羞成怒的男人诉诸于原始力量。不管是哪一种逻辑，也显而易见地解释了“我”劝女人离婚必然的失败。

这首诗没有《贱人》那么哗众取宠，也没有《夏日街景》中与现实的极端对应呈现出来的色情趣味，因为切入的巧思和对丰富人性的呈现，使诗歌获得更为宽阔的空间。它不但不能激起被标题党者的力比多分泌，反而对其施加了一种压制。在一种略带挑衅的反道德的写作立场的指引下，作品最终又显现出某种道德性诉求，写作行为与女人心理，都在向我们展示人性的复杂和深广。

当下诗坛，无论是一些诗歌活动家的行动，还是这些诗歌所引起的关注来，无论是伪道学的骂杀还是真粉丝的叫好，都证明了“性”依然是极具统治力的话题。性作为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没有多少神秘性可言，唯一能唤起文学兴趣的，或许正在于言说的限制。难是当然，敢写是胆量，愿不愿写是兴趣使然，要写好，至少从这首诗的策略极其提供的结论来看，最终还得回到生活、回到心灵，尤其是回到心灵，这情欲的策源地和制动阀。

木郎的“淫诗”写作，无疑已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要让“性”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镜子中映照诗的新形象，但还需拿出吃奶的力气往更深处挺进，而非简单地停留于“有意思”的灵机一动。

作者：罗逢春，彝族，诗人，1986年生于贵州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