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杂技艺术史》概述

怀着对杂技艺术的一份敬仰，怀着坚韧的探索精神和对家乡的眷念去追溯我们的杂技源头。2016年，历时两年的《贵州杂技艺术史》（赵旭、张晶如、周利宏著）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杂技，从字面上来理解，杂为多种多样的、正项以外的、混合在一起的。技指一种技能、本领。当杂和技合成为一个词时，便代表了一个艺术门类。《辞海》中有关于杂技定义的文字表述：“杂技——表演艺术的一种，包括蹬技、手技、顶技、踩技、口技、车技、武术、爬杆、走索，以及各种民间杂耍等，通常也把戏法、魔术、马戏、驯兽包括在内。”杂技以“惊、奇、险、美”作为其艺术特征，成为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艺术门类。

贵州杂技艺术是华夏艺术的一部分。从地域来看，明万历《贵州通志》：外史氏曰：“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鸿蒙不可得考，帝高阳氏至交趾、流沙，远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勅治，时厝有苗。有苗氏者，缙云氏之后也。称苗者何？若曰“中夏之苗裔”云尔。时则有三危之戮、徂征之命。籍令非我服属，骛远略而勤之兵，帝者不为也。“黔于古始非异域也”，贵州始终没有被认为是“异域”，而是作为华夏的一部分,贵州之民是“中夏之苗裔”。从文化交融来看，《史记正义》：“濮在楚西南……，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濮是贵州最早的居民之一，可见，在殷末周初时期，位于楚西南的濮已成为周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贵州文化与北方文化已经交融，这种交融的发生也许在更为久远的时期。

贵州在古代的地域名称大范围可追溯到殷至周初，也就是公元前十四世纪初（殷代第二十三世武丁时）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周代第二世成王时）。今贵州是殷周时期鬼方的主体。春秋时期，今贵州地，总括为荆州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它的政治中心叫夜郎邑（今安顺），故用牂牁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战国时期，今贵州地区包含两部分，一是从沿河至榕江以东，仍为楚国的黔中地，一度曾为秦国的黔中郡；一是其他地方都属大夜郎范围，因此，这一时期，今贵州地域又称为夜郎。直至明代，今贵州地域区划，改变频繁，界线歧错，明成祖永乐十一年二月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省正式建立，结束了过去零散的状况。

《贵州杂技艺术史》在章节划分上，按社会发展的时间节点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古代贵州杂技，从远古时期至鸦片战争前；第二章为近代贵州杂技，从1840年至1949年；第三章为现代贵州杂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2016年）。记载贵州杂技的起源、杂技的演变、杂技的发展状况、主要杂技人物、节目等。

在人类的远古时期，杂技被融入生产生活、宗教、舞蹈、体育、民俗、战争等文化活动和军事活动中，贵州杂技技能化特征在远古时期的表现主要来源于考古发现。有文字史料可查的，目前笔者只追寻到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杂技称为“角抵戏”。《汉书•武帝纪》文颖注：“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汉武帝时期杂技包容广泛，被称为“百戏”，至元明清时期称为“把戏”，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称为杂技。

 “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人类有了生产活动，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各种趋向产生的根源。 因此，贵州杂技的起源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考古发现，早在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前，今贵州地域内便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从简单石制工具到骨制工具再到青铜器，人类的生产生活历史逐渐在进步，从工具的形制上来看，古人类对工具的制作方式和功能也越来越进步，从这种进步中，体现出了古人类在生存、生活中使用工具时的技能化特征。“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这种技能逐渐发展成为娱乐项目，随着人类文明步伐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审美达到一定需求后，这种技能被赋予美的艺术表现，成为一项表演艺术。

人类的进步、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在客观上对贵州杂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记载了历史上贵州杂技的三次大融合。一是，明朝，朱元璋屯兵贵州，调北镇南，这一时期，大量中原文化进入贵州，也促进了贵州杂技的发展，使贵州杂技迎来了第一次大融合。二是，民国初期，为避战争，以中原地区为主导的杂技人开始陆续进入贵州，带来了贵州杂技与外来杂技的又一次大融合。三是，1949年后，大批杂技家来到贵州，兴办杂技团体，迎来了贵州杂技的第三次大融合。这三次融合分别发生在古代、近代、现代，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贵州杂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在贵州省工农兵杂技艺术队、北京市群众杂技团、北京星星马戏团的基础上分别成立贵州省杂技团、贵阳市杂技团、遵义市杂技团。成立后的三团抓节目创作，抓队伍建设，演出活动活跃，队伍稳定，逐渐实现了从技到艺的创作发展，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杂技团率先走出国门赴外演出交流。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安排部署，贵州省各杂技团进行了改建重组，进行市场化运作。2000年4月，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和遵义市杂技团联合开办遵义杂技艺术学校，为贵州杂技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1980年，中国杂协贵州分会成立，对统筹贵州杂技的发展，进一步加强贵州杂技与全国杂技的联系、交流，推动贵州杂技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世纪以来，贵州民营杂技团体得到发展，贵州黑盒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贵州异次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他们积极探索市场运营模式，寻找杂技艺术与市场的结合点，对杂技的产业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贵州杂技艺术史》附录有二，附录一收录了42篇杂技家及家族简介，作者在广泛采访老艺术家及其家属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整理而成。附录二以表格的形式收录了贵州省自1984年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以来的重要获奖情况，获国际级奖项19个，国家级奖项61个，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1个，是贵州在国际、国内两个赛场上摘金夺银、涉外交流和创汇最多的舞台表演团体。这些都是谱写贵州杂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杂技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展现了自己的艺术精神和魅力，给贵州艺术史乃至中国艺术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是中国艺术史不可或缺的艺术。系统地梳理杂技艺术史的省份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较少，具了解，目前只有河北（杂技之乡）、北京等极少数城市关于杂技艺术史的资料较为丰富。在贵州，没有一本完整的记载贵州杂技艺术发展历史的书籍，《贵州杂技艺术史》有填补这一空白，为后人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贵州杂技发展史料的价值和意义。《贵州杂技艺术史》在内容上分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进行分析。纵向上分3个时期，勾勒出贵州杂技艺术的发展史，即古代贵州杂技、近代贵州杂技、现代贵州杂技。传统杂技从古至今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首先从游戏到表演的过程是杂技艺术的提炼，反映出远古先人的价值观、欣赏观。在表演中又经历了类型化的表演、标题杂技节目表演、主题杂技晚会、杂技剧等多元化的演出形式，在这些变革创新中完成了从技向艺转换的历史跨越。在横向上，以杂技的发展变化为切入点进行扫描，对每个时期杂技创作、发展做出评述，寻找贵州杂技及其艺术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和丰硕成果，对各历史层面和历史时期的贵州杂技发展做出笔者的陈述和观点，归纳出贵州杂技艺术发展的一般性艺术规律，为今后贵州杂技的创作、发展提供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

《贵州杂技艺术史》的编撰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一方面，很多杂技的老艺术家年龄已逾古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提供的杂技历史资料越来越稀有，甚至有些老艺术家由于身患疾病或语言表述能力下降或生活不能自理，有的或离世，造成很多珍贵的杂技艺术发展历史资料的失传；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体制改革下，随着杂技团体的改制，人员流动性大，杂技团体原有的资料也存在丢失的现象。但由于《贵州杂技艺术史》所记载的年代跨度久远，涉及到的历史杂技人物和事件众多，尽管笔者以史料为依据，采访了王书元、潘国贤、辛玉珍、邓思云、秦文华、杨桂荣、秦文郁、王维、陈泉生、姜清源等老一辈杂技家及家属，通过回忆、手稿等方式，回顾、考证历史现状，并得到了贵州省杂技家协会和贵州杂技家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贵州杂技资料、演出照片、演员事迹等，推动了本书的撰写和发行，我们仍然认识到，百密一疏，总会有遗珠之憾。作者怀着对贵州杂技的热爱，对贵州杂技家的崇敬，希望能把掌握的贵州杂技的历史展现出来，把贵州杂技艺术家的精神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赵旭，女，苗族，1980年生,贵州省作家协会组联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贵州省甲秀文化人才、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理事。曾参与承担省长重点资金课题《贵州苗族文学史》、获第七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六次理论奖优秀奖、第九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九次理论奖优秀奖